╔梅勒°冰凌══W╦R════════════╗ 　 │ ╭╮╭╮ ╭↓╮http://www.bookben.cn - 手机访问 m.bookben.cn│ 　 │ ╭◆┴┴◆╮.╲╱ 书本网整理。 │ 　 │ │︵　　︵│. ↓ 本作品来自互联网 │ 　 │ ╰○－－○╯. ↓ 版权归作者所有 │ 　 ╚═════════════════════╝ 新民说 车轮上的瓦尔登湖 作　者：（美）肯·伊古纳斯 著 周林莎 译 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目录 译者序 梦，在赤子的眼中 前言 序章： 什么是“车居族” 第一篇 “负翁” 第一章 超市推车工 第二章 菜鸟初飞 第三章 求职碰壁 第四章 冻脚镇的导游 第五章 育空河畔的垃圾工 第六章 极夜中的厨工 第七章 “智叟”修理工 第二篇 流浪汉 第八章 搭便车的背包客 第九章 18世纪的船夫 第十章 志愿清道夫 第十一章儿子 第十二章北极巡山员 第十三章快递小哥 第三篇 研究生 第十四章买车安家——车居试验第一天 第十五章打造秘密小窝 第十六章入乡随俗——车居试验第七天 第十七章车居杜克——车居试验第三十五天 第十八章第一位访客——车居试验第五十天 第十九章离群索居——车居试验115天 第四篇 车居族 第二十章再入“北极之门” 第二十一章瓦尔登湖朝圣 第二十二章毕业了——一年半之后 致谢 译名对照表 献给我的妈妈和爸爸 作者说明 我在书中尽可能真实地还原了自己的经历。但有两点需要申明：我在书中修改了一些人物的姓名和个人信息，并在不影响真实性的前提下调整了个别事件的叙述顺序。 此外我将把版税总收入的10%捐献给美国荒野保护协会。该协会致力保护美国的荒野生态。 译者序 梦，在赤子的眼中 小时候最向往的职业就是旅游节目的外景主持人，真羡慕他们可以满世界地玩，发掘好多奇妙的异域风俗，品尝五花八门的美食而不必花钱！记得“袋鼠国”的旅游局招募大堡礁的岛屿看护员，有漂亮的海景房住，每天可以在风景如画的岛屿上散步、写博客，分享自己的“探索之旅”，还能享受一笔丰厚的薪水。消息一出，各国人民竞相自荐，赞其为“世界上最好的工作”，可见梦想常常不分国界，而将度假与工作合二为一，又是何等不易！ 很多时候我们无暇亲历精彩，退而求其次，在忙碌之余阅读别人的故事，“以雪代马，渡我过水”。拿到这本书稿，第一眼就被书名吸引了——《车轮上的瓦尔登湖》，我不禁设想一位奔放不羁的“远游达人”以车为家，畅游四海，寻到了属于自己的心灵故乡，过上了自给自足、简朴却充实的生活。带着好奇与欣羡，我继续查阅作者信息，熟悉他的精神气质和创作缘由，以便把握文风，深入理解行文的“言外之意”。出乎意料，“车居”生活的剪影一闪而过，接地气的日常生活画面徐徐铺展：名叫肯的美国青年原本是个平凡、内向的“宅男”，出身工薪阶层，父母为改善家境勤勤恳恳地工作。肯的中学成绩不好不坏，校园生活不咸不淡，按部就班地上了大学，“打工—上课”两点一线地度了三年，眼看就要毕业、找工作，成为朝九晚五的“房奴”……至此，肯的人生轨迹居然与千千万万的中国学生如出一辙，唯独不同的大概是——这个美国小伙儿债台高筑吧。 早就听闻“借债过日子”的人在美国比比皆是，经济危机余波未平，债务违约的比例更是只增不减；也听闻“美国孩子独立早，年满十八父母多半放手不管了”。然而，笔者还是第一次细细品读如此详尽、生动的美国青年生活百态，从学生贷款的利息计算到日常开销的账目，从打工还债的酸甜苦辣到求职碰壁的无奈与焦躁，现实的荆棘仿佛将肯钉在了陡峭的悬崖上，暴露在风雪与烈日的洗礼中。但他的痛苦不仅仅因为干瘪的钱包和未果的求职，更源于他不知不觉中“偷盗”的一颗希望火种，源于梦中反复出没的野性呼唤——“大灰熊”，源于他对自由与未知的向往——在肯的眼中，承载自由与未知的便是荒野。于是，他放弃了“家得宝”超市的升职机会，放弃了打工攒钱的黄金暑期，自驾数千公里，奔向了心驰神往的奇幻雪国——北极，由此一发不可收拾。 世界那么大，在遇见之前，你也许从未预料到那个“它”的存在。你是沉迷于手机游戏的都市“小鲜肉”，它是阿拉斯加蓝云峰上凝固岁月的冰碛；你不知道苔藓和地衣的区别，它不知道寒冷之外的温度；它和你分居于不同的经纬度，有着永恒的时差和高度差。可是，见到它的一刹那，干渴的嘴唇、脚板上磨出的血泡、耳边轰鸣的蚊群都不再重要，你虔诚地膜拜它遗世独立的美，对天然去雕饰的纯粹赞叹不已，而它的纯美，只有战胜了极限的勇者才能窥见一斑。 肯的游历就像一部未经剪辑的纪录片，称不上精致、传奇，却胜在真实、血肉丰盈。片里有晚霞之下酣睡的佐治亚湾，七彩缤纷、变幻莫测的北极光；更有囊中羞涩的无奈和艰险、寂寞的跋涉——出师不利、险些丧命的荒野初探，昏天黑地的北极极夜，狂躁抑郁、舞刀弄枪的“极品”同事，焚烧垃圾时被毒烟熏得涕泪横流的“黑历史”，误上“贼车”的心惊肉跳，还有“拒绝”卫生纸的复古航行……随便哪一项，单拎出来就足以让不少“驴友”望而却步，肯这位循规蹈矩二十几年的草根“宅男”为什么会乐此不疲，愈挫愈勇呢？即便是那位喜滋滋竞聘上岗，拥有“世界上最好的工作”的幸运儿，也曾被防不胜防的毒水母蜇到，差点儿丧命，对着媒体大倒苦水：“每天都在探险真叫人精疲力尽！” 我想，这段旅途起初吸引肯的也许只是一点新奇、一些刺激、一股叛逆的快意；没成想，巨大的还贷压力和求职碰壁的窘境迫使他重返阿拉斯加。在那片冰天雪地之中，漫长的极夜、简陋的物质条件、离群索居的旷野、机械乏味的体力劳动、素行不端的同事……让这位人文学科的弟子第一次远离亲朋好友，远离电子产品和社交网络，远离五光十色的闹市，像先哲那样拥抱孤独，如同拥抱新娘，让沉淀下来的思想直面“素颜”的人生。有多少时候，我们勤奋学习，努力工作，不乏资源与方法，偏偏缺了一个目的，一个不缚于条条框框、单纯悦己的目的？当孤独激发了独立思维，普罗米修斯盗来的火种终于点燃，平凡如你我，也有与众不同的个性，自由的轮廓终于初现棱角。 肯找到了属于自己的目标，但并没有逃避肩上沉甸甸的责任。他像骆驼一样，咽下抱怨与畏惧，在漫漫荒漠负重前进，咬紧牙关，一点点地还清不菲的学生贷款，履行一个社会公民、一个成年大学生的义务，坚韧地盼望自由的到来。终于无债一身轻了，小有积蓄的肯考上了名牌大学的研究生，像摩拳擦掌的小狮子，用艰难赢得的“自由”选择了苦行僧般的“车居”生活，立志效仿自己的精神导师梭罗，雄心勃勃地挖掘属于自己的“瓦尔登湖”。“大隐隐于市”的肯在求学之旅中渐渐发现，还清贷款并不等于获得真正的自由，自己真正追求的不是寻找完美的工作、完美的女朋友，过上完美的生活，而是不断提升自己。 书中的自述止于离开杜克。肯为了读研，几乎搭上了所有财产，走出校园的时候又回归了婴儿般的赤贫状态，但他同时获得了赤子天马行空的创造力，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勇气，对这个世界的无限好奇，以及无限生长的可能。本书之外的肯婉拒了收入颇丰的白领工作，成为旅行作家，继续用双脚勾勒荒野的轮廓，用亦庄亦谐的笔触记录探寻自我、探寻自然的体悟。 肯曾经自嘲，家人和朋友觉得自己的选择实在太怪了，“这人脑子就是不对劲”；而他的精神导师梭罗起初也未引起大众注意，甚至还招来一些讥讽与冷嘲。但也有人说： 梭罗这人有脑子 像鱼有水、鸟有翅 云彩有天空 梭罗这人就是 我的云彩 ——海子 周林莎 2015.8.1 前言 2009年春季学期末 杜克大学 负债：0美元 2009年春的一个傍晚，杜克大学校园停车场内，我屏住呼吸，平躺在厢式面包车的地板上，拼命躲着那道窥探的目光。 完了，我心想，让他们发现了！ 我这会儿只穿了条平脚短裤，正仰面朝天地摊着四肢，压在车里的地毯上，活像个被风推倒的稻草人。我的手臂和腿脚几乎占满了大半个生活区——车后座拼成的床铺和正副驾驶座之间的那一小块地方，稍一扭头就能看到灶台。我的灶台是一个三层的塑料整理箱，我的所有家当几乎都在这里面，有几盒早餐谷物脆片、几袋大米和豆子，还有拉拉杂杂的家什——针线、锅碗瓢盆儿、宽胶带和几个回收利用的拉口式塑料袋。 这是个大晴天。每逢晴天，车里就会比户外热。今天车里更是热得反常，热得烫人，热得堪比非洲的盛夏。车厢恍如一个华氏98度[1] 的湿热子宫，而我，就是里面那个被烧红了脸的胎儿，恨不能趁早钻出去。北卡罗来纳州的热浪来势汹汹，那道窥探的目光更是“咄咄逼人”，两面夹击之下，我的脑子一片空白，汗珠滚滚地往外冒，好像要流尽最后一滴才肯罢休。不一会儿，豆大的汗珠编织成一块潮热的毯子，把我从头到脚裹个严实，浸透了我的底裤，还在地毯上印出个湿漉漉的人形。 之前，我刚把野营用的异丁烷气罐摆上整理箱，正准备开灶做晚饭，不经意间瞥见有辆车停在我的车旁。一看清车影，我赶紧拉下百叶窗，熄了炉灶，贴着车厢底板躺下——因为来的正是一辆校园巡逻车。 我真想弄清自己是怎么露馅儿的——有人看到我进车了？有人告发我了？ 拜托，千万别敲我的车门。拜托了！千万别敲！ 巡逻车熄了火，车门闷声打开，又砰地关上。我大气都不敢喘一下，竖起耳朵听对方的鞋跟磕在柏油马路上——“咔嗒，咔嗒”，仿佛盖世太保的军靴在向我逼近。 如果我没猜错，学校保安正使劲儿地往我的车里瞄呢。他一定觉得这辆车的情形很可疑：所有的百叶窗都放下了，驾驶座后面还挂着一大块黑布，叫人看不清里面的情况。虽然有帘子和黑布挡住，看不见我的身影，但正副驾驶座却能被他一览无遗。他不可能没留意到丢在车座上的折叠式洗衣篮——里面塞得满满当当，脏裤腿和汗湿的白T恤都垂下来了。他说不定正在纳闷，为什么挡风玻璃雾蒙蒙的（那是我做饭时散发的蒸气），为什么会从车窗缝隙里飘出一股混合着西兰花和洋葱的味道（窗子没关死）。 也许下一秒保安就会敲开车窗，而我只能避无可避，老老实实地接受盘问，为自己为什么只穿一条裤衩，为什么闷在车里做饭，又为什么偷偷摸摸地在杜克大学停车场里一住四个月而苦苦辩解。 我很清楚这事儿绝对会引发多米诺骨牌效应，只要推倒第一块牌，后面的长龙就会一块接一块轰然倒下：学校会吊销我的停车证，把我赶出校内停车场；一旦没了车子，我就只能过那种循规蹈矩却又负担不起的生活——租一间公寓，挂上窗帘，铺上地毯；最后，我不得不打破四个月前对自己许下的承诺——永不负债。 这是2009年，我正在杜克大学攻读文学研究硕士。整个春季学期，我一直偷偷住在自己的厢式面包车里。而现在，四个月来一直让我提心吊胆的时刻终于来了。 序章： 什么是“车居族” “车居族”，顾名思义，是指那些住在车里的人。这和车子的大小、型号关系不大，关键是他们在车轮上安家，过着“极简”的生活。 你也许会觉得住在车上的人少之又少，甚至少到十根手指就数得过来。事实却会叫你大吃一惊。当你读到这儿的时候，或许恰好有一名车居成员也在阅读。他可能正趴在沃尔玛停车场的车厢里，借着头戴式手电筒的光亮翻看爱德华·艾比[2]的书；又或许刚摇下车窗，带着爱犬，开着道奇1985款厢车驰骋在90号州际公路上，一路向西而行。据说，西部的亚利桑那州已经吸引了不少退休车居族，他们就在水晶镇外的沙漠边安营扎寨。 车居族和你生活在同一座城市，近在眼前，却不显眼。他们常常把车停在宾馆后的修车店门前，又或者会在某条街上先睡一宿，第二天再换条街过夜。他们是美国的当代流浪者，是21世纪的吉普赛人。他们居无定所，四处为家，以节俭、冒险、独立自主的生活为荣。他们不受身外之物拘束，不为柴米油盐所累，即便一时找不到洗手间，也能淡定地用佳得乐的空瓶解决内急。这，就是车居族。 这几年的见闻告诉我，每一个住在车上的人背后都有一段隐秘的故事，这些故事让他们毅然搬进狭窄拥挤、闷热难闻的车厢，那里没有空调，也没有摆满浓缩咖啡和各色美酒的柜子——对，什么都没有！愿意过这种日子的人，大多有一种浪漫主义情结，渴求说走就走的公路之旅；又或是因为形势比人强，而不得不孤注一掷（“他们这种人就是不大对劲。”我妈大概会这么说）。这些车居背后的隐情吊足了人们的胃口。 许多人反复问我住在车里到底是什么感觉，他们一个劲儿地打听我怎么过活，怎么解决温饱问题，怎么守住这个秘密，怎么解决这样那样的现实问题。不过，最叫人心痒的当属——我为什么要过这样的生活。 我从同伴的故事中总结出一条规律：成为车居族不是因为手中正好有辆车子，而是某种生活变故和人生转折的结果。至于我，答案就在这本书里。所以，下文的故事和我安家选用的车子关系并不大，它讲的是我车居的原因——我的学生贷款和荒野之旅，我遇见的人、到过的地方，还有旅途中的所见所闻。它们改变了我的人生，塑造了今天的我（恰好我这人原本就对拥挤的环境和糟糕的卫生条件颇有抵抗力）。 2009年1月，北卡罗来纳州的首府罗利市郊。我在一家二手车店买了一辆福特E系列厢式面包车，它后来成了我的秘密小窝。不过，为了说清事情的来龙去脉，我还得倒回几年——就从2005年讲起吧。那时我21岁，大四，马上就要毕业，无来由地背了一身债。 第一篇 “负翁” 头顶中看不中用的文科学士帽， 求职碰壁的草根大学生如何还清32,000美元的巨额贷款？ 第一章 超市推车工 2005年4月 纽约州立大学水牛城分校 负债：27,000美元 持续增长中 我又梦到了那只大灰熊。 这个景象反反复复地闯进我的梦里。从16岁开始，我总能时不时地见到它，而每个梦的情景又总是惊人的相似：我家往南半英里[3] 的郊外有一片新建的住宅区，我在那儿撞见了一只大灰熊，它正在一户人家的草坪上觅食。我一出现，它就猛地挺起魁梧的身躯，双脚直立，居高临下地盯着我。它皮粗肉厚，浑身都是金棕色的蓬毛，活像一座高塔杵在我眼前。我呢？吓得目瞪口呆，僵着半个身子，却怎么也移不开眼，心里又惊又畏，还涌起了一股兴奋劲儿。 这就是我常做的梦。梦过之后，我总会半睡半醒，常常分不清那究竟是幻想，还是我落在记忆深处的经历——要不怎么会那么真切？我总想说服自己真见过那头熊，但理智立刻反驳道：不可能！首先，纽约西部的郊区根本没有大灰熊；其次，在我21年的人生中，从没经历过一星半点跟“有趣”沾边的事，更别说遇见熊这么刺激的了！ 这年，我升入大学四年级了。学校在水牛城[4]，打工的地方在不远的尼亚加拉瀑布城，那儿有家很大的“家得宝”家居建材超市。每到星期一、二、三、四、五的晚上和双休日的上午，我都得扎着超市的橙色围裙，在偌大的停车场里一一找回四处散乱的购物车，推到路旁，把它们一打一打地扣成串，用勾索拴好推回超市的门厅。车少的时候，我得进超市打下手，比如码放木材，把空纸箱逐个抻平、一一叠好；又比如整理货架、倒垃圾，随时给顾客搭把手，把一块块石膏板、一袋袋水泥搬到他们车上。我是超市的推车小工，哪里需要哪里搬。 对普通大学生来说，在超市推车绝对不算最糟糕的兼职。要我说，它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往下看，好过给社区典当行打工，不必整天举着“高价收购黄金”的牌子满街晃悠；往上看，远不如在大公司里当免费实习生。虽然实习生得签一份条件苛刻的“卖身契”，还没薪水可领，却有希望借实习的机会找一份前途光明的体面工作，总之比闷在家居建材超市的仓库里机械地码放木地板强多了。 每周我都得在“家得宝”超市干30多个小时，一小时挣8.25美元，收入不高，所以我比普通大学生更省吃俭用。但20多岁正是扮酷的年纪，我也不例外，每天喝几罐“胡椒博士”牌汽水，时不时地挑几张CD、DVD和电脑游戏光盘。偶尔周末轮休的时候，我还会开好几个小时车，到其他大学招呼朋友们喝酒聊天。不过，我把绝大部分收入都花在了刀刃上，比如买车、养车，比如偿还学生贷款。今天还100美元，明天还100美元，我的贷款照样涨到了27,000美元，而且这数字还在滚雪球似的不断变大。 眼下我还供得起车子，但还贷的速度却比蜗牛爬还慢。说实话，那点钱根本就是杯水车薪。就像有心祭神，却只能供奉一只骨瘦如柴、可怜兮兮的小羊羔，让祭祀的人不禁担心会不会遭到反噬。这笔债就像一只拦路虎，我担心自己每天从牙缝里挤出的钱非但不能让它解馋，反而会惹怒它，刺激它变本加厉。这不，我眼睁睁看赤字越来越大，却只能干着急。利滚利，月月翻，当初还能接受的债务，转眼间变成了高得仿佛不可逾越的喜马拉雅山。在它面前，我就是一只渺小、孱弱、微不足道的蚂蚁。那么多、那么多债等着我还，就像一个黑洞、一个旋涡、一个深渊，贪婪地蚕食我的一缕缕希望，一张张钞票，一个个梦想。 我欠的钱不见得比其他大学生多。但眼瞅着就要毕业、找工作，我手里只有一张平庸至极的英语与历史文学学士文凭，毫无竞争力可言。离开学校后拿什么还债，我心里真是一点谱都没有。于是乎，这笔债对我来说不仅仅是一张巨额欠条，更是一张审判书。它不断提醒我，要不了多久，我就会被关进美利坚合众国庞大的债务人监狱[5]，和3600多万无力还债的“负翁”一样，在铁窗后苦熬几十年。 债务越积越多，我满心焦虑。为了挣钱，我憋足了劲儿推车，来来回回地推购物车。放假时我上全天班，连双休日也从不休息。忙完活儿，我的帽衫总是沾满了水泥灰和斑斑点点的油漆渍，灰头土脸地回到家，顾不上休息，马上就得火急火燎地翻开课本，囫囵读过就噼里啪啦地打字，把该交的论文赶完。 大学的前三年，我还在学习和打工之间游刃有余。升入大四后，毕业的日子一天天逼近，我终于尝到了自己种下的苦果。一周接着一周，我的时间大把大把地耗在了讨厌的地方——超市。每个月的工作例会都要重复上个月说过的那套老话，还要我们拍着手喊“家——得——宝”，真是烦透了！我也恨死了被压在“食物链”最底端的待遇。因为地位尴尬，连收银主管都能随心所欲地支使我干脏活儿——要保证大型连锁超市的顺畅运转，这些活儿总得有人干。有鸽子误入木材区死了，要我去清理尸体；洗手间里脏水溢得到处都是，要我去拖干净；水泥袋破损了，粉末漏得到处都是，又要找我……别以为打扫水泥袋是件容易事儿，我的眼睛总会被四处飞散的粉末刺得又干又痛，鼻子里也灌满了灰。但最最难熬的要数圣诞长假。如果我没记差，“家得宝”的圣诞节特卖期在劳工节（九月的第一个星期一）过后几天就会拉开帷幕。短短一个钟头，葛洛丽亚·伊斯特芬唱的“圣诞之歌”已经是第三次响起了，我听得麻木的脑瓜子居然生出了可怕的幻想：我一把抡起锤子，把收银机上滴溜直转的玩具火车砸飞，生生掐断它“嘟嘟”的鸣叫声；还有更刺激的呢，在歌声的伴奏下，我拉下屋椽那儿垂下的旧电线，吊死在超市里，以示抗争。如果能臊得超市的头头们改掉疯狂放圣诞歌的习惯，我在咽气前一定会深感安慰，毕竟在生命的最后一刻我还为人类争回了清静。 我在学校和超市之间来回奔波，一边打长工，一边应付各色论文和考试。学习的时间少得可怜，根本没法仔细琢磨，更别提好好休息了，睡觉都成了奢侈品。我感觉自己像许许多多大学生那样日渐颓废，脸色越来越苍白，松松垮垮的赘肉越来越多，一身油腻，只能依靠咖啡因强打精神才能工作。我的眼珠常带着血丝，脸上新长出来的皱纹蛛网密布，又像棒球接球手戴的手套，这儿一道沟，那儿一道壑，就连头发也有弃主而去的架势。这还没完呢。躺在床上看书的时候，我总会忍不住拔下几根本就不多的胸毛，就像有施虐癖的人喜欢把鹦鹉的羽毛一片片揪下一样；有时，我还会莫名其妙地抽搐；又或者，瞧着左右没人的时候，吐一串脏话；在课堂上，我还得拼命忍住用笔尖捅手背的冲动。这些简直是患上抽动秽语综合征[6]的前兆。 我一直觉得自己适应力特别强，第一次陷入这种崩溃状态真让我措手不及。情况越来越糟，到四月末，距离放假只有一周的时候，已经火烧眉毛了。终于，一天清晨，我碰到了一件事，出乎意料到让我难以置信，却也很可能改变了我的一生—— 我听到一个声音。 我没有先见之明，没料到自己身体和精神上的双重颓废竟是自讨苦吃。而这一切大多源于我几年前的一个决定。 时光倒转，回到2001年的8月。那时我决定和数百万18岁上下的美国青年一道，加入一年一度的大迁徙——高中毕业，上大学啰！ 我们这些刚刚毕业的高中生终于到了自己做主的年纪，想去哪儿就去哪儿，仿佛条条大路通罗马。其实，我们很像海中迁徙的鱼群，虽然数量庞大，实际上却浑然一体，殊途同归。无论是蜿蜒迂回还是抄近路前进，“鱼儿”最终都会摇头摆尾、神气活现地一头钻进大学的渔网。这不，除了少数不学无术的坏家伙，我和班上其他同学都上了大学。读高中时，如果有人问我对未来有什么“计划”，我会唰地身体绷紧，瞳孔放大，用机械的语调回答：“我要进我能申请到的最好的大学，不管付出什么代价。”直到现在，我还能一字一句地背诵当时的答案，回想当年那模样，活像机器人接通电源后立刻开始运行预设程序的样子。有时我告诉自己，上大学是我真正想做的事。于是我和我最好的朋友乔希一起去了纽约州南部的阿尔弗雷德大学。这是一所私立大学，学费昂贵。 乔希成绩很好，以“高级荣誉”毕业，有资格申请一大笔助学金，可以少花好多钱。而我在学校的表现，说好听点是“一无所长”，同年级两百人里我的成绩排第七十七位。也许在老师眼里我比“懒虫”好些，比那些打算进职业学校的学生更有潜力，毕竟他们一到下午就会涌进职业培训班，为将来的工作作打算。而我呢，既没进社团，也没参加志愿活动，不是学生会成员，也不玩音乐。除了参加曲棍球队和橄榄球队，我的课余生活实在乏善可陈。对我来说，高中生活就像一条沉闷的河流，我用“不屑”作独木舟，默默渡过。 上大学后，我猛地发现仅仅大一一年时间就花掉那么多钱。我第一次觉得高中四年[7]该干点什么有价值的事儿，而不是夜夜打游戏、发春梦直到凌晨三点才入睡。 在阿尔弗雷德大学的第一年，我花了18,450美元。 现在想来，总觉得事有蹊跷。政府、大学和大银行为什么会让我这么一个刚满18岁，连利息都搞不清楚（甚至连炉灶都不会用）的愣头青借走五位数的巨款呢？但那时，我压根儿没意识到其中的古怪，更没料到这笔贷款居然彻底改变了我的生活。 借学生贷款应该是我人生中的一件大事，可我竟然没留下一丁点儿印象。我想自己真借了吧，不然怎么会欠一屁股债？但我确实不记得填过哪怕一张表格，不记得和主管学生资助的老师握过手，不记得妈妈和我一道签字时紧紧皱起的眉头。借这笔款对她肯定是一次大冒险。毕竟上看下看，我都不是一个勤奋努力、胸怀大志又有责任心的孩子，也瞧不出我有这份潜力。 但我绝对记得，没有人警告我欠债的后果，没有人提醒我大学生的就业前景如此惨淡。我记得真真切切，人们总是不约而同地说：“学生贷款很容易还清。”“不能因为钱的问题放弃你想去的大学。”和许多高中生一样，我当时真听进去了。 究竟为什么要上大学，为什么要借好几万块钱上大学，这些问题我从没仔仔细细地考虑过。18岁的我一点也不看重书本知识，也不介意要不要深造，总之，和学校沾边的事儿我都不放在心上。人们都说，上学能“提升自我”“为未来的职业做准备”，可这和我又有什么关系呢？ 我讨厌上学。我们都讨厌上学。那为什么高中毕业后又要接着上大学呢？就拿我和乔希说吧，这多半和我们对大学生活的憧憬密不可分。我们陶醉在荒唐的梦中，自以为能笑傲情场，“桃花朵朵开”。宿舍的墙上钉了几张海报，上面的女郎衣着清凉（远称不上放荡）。我们满心希望那些艳光四射的倩影真能招来女孩——但愿也是艳光四射的女孩。唉，可惜这间宿舍并没能变成梦中的浪漫爱巢。我们把失败的原因推到丢人的房间布置上。那些东西都是入学时我妈妈和乔希的妈妈采购的，虽然从灯罩、地毯到床单、被褥，颜色搭配得处处和谐，但是在女孩们看来却显得缺少阳刚气，真是个悲剧。抛开种种借口，我和乔希本就是害羞、拘谨又无聊的可怜虫，甚至没法吸引异性踏进宿舍。 大二开学的前一天，我灵光乍现——这所私立大学实在烧钱，而我又不是赚大钱的料子，何必苦耗下去？于是，我决定转学到纽约州立大学的水牛城分校——在那儿上学，我不仅能打工挣学费，还可以住爸妈家，省下住宿费。 我还是没想明白，为什么要上大学，为什么第一年就花了近两万块钱。我试着通过各种想法安慰自己：借学生贷款就像青春期危机或者中年危机，虽然讨人厌，却绕不过去；它是通向成人世界的入场券，是我必须背起的包袱，我得背着它吭哧吭哧地攀登社会阶梯。于是，我继续借债交学费、买书、买车。慢慢地，我发现要还清这笔债绝不像当初想的那么简单。 我上大学究竟是为了什么？我开始疑惑。那一刻，我想到退学。可这念头刚冒泡就散了。单靠我在超市推车挣的那点儿薪水，怎么可能还清贷款？如果注定在债务的浪潮里扑腾，我只盼抓住一块浮木，免受灭顶之灾——眼前，这块浮木就是一张大学文凭了。 左思右想，我发现自己进退两难，生生困在大学里了。 纽约州立大学的水牛城分校一年只要7,000美元，比阿尔弗雷德大学实惠多了。我靠课余推车的收入和暑假的全职工作，就能承担绝大部分学费。接下来的两年和大一没什么区别。我按教学要求修满了必修课，选了其他学院开的选修课，挤进几百人的大讲坛听讲座。偶尔有一门课或一场讲座让我喜欢，但大多时候，我得过且过，与上高中没什么两样。眼看大三就混过去了，我身上发生了古怪的转变，这转变来得实在太突然，我根本搞不清为什么。 我开始在乎学习了。我开始喜欢上大学了。 在英文课上，我细细品读莎士比亚；在历史课上，我认真研究美国宪法和国父。上大四后，每门课的学生都不多，我还常常和同学们热切、深入地讨论各类问题。我写了几篇文章，在大学学报投稿发表，和许多教授成了朋友，还去弗吉尼亚州不带薪实习了一个暑假，采访了许多亲历诺曼底登陆的二战老兵。不久后，我开始给大学的双周报写稿子，每一篇文章都全身心投入。我还下决心一本本读完老师开出的书目。晚上，打完工回家后，我继续挑灯写作。妈妈时常给我送一盘吃的当晚餐，看着我因为睡眠不足肿得老高的眼睛，她总说：“肯，你就快熬到头啦，只剩一年就毕业了。” “我明白，”我说，“我就是爱读书。” 我如获新生，亲身印证了人们的说法——“大学里的每一天都能开阔视野”。我的谈吐愈来愈清晰流畅，写文章也顺手多了。进大学三年多来，我第一次找到了归属感。 大学生活帮我扯下了披在身上多年的懒散外壳，露出藏在内心深处的那个自己——他满腔激情、思维敏捷、坚定自信、胸怀梦想。在大学里，我解放了被压抑许久的另一面，却也被沉重的债务铐住手脚，不得不一路拖着它们“锒铛”地走向职场。 唉，那前途怎一个黯淡了得！我拿什么还清贷款？拿什么买车、租房，交话费、医疗保险、燃气费、电费和上网费？还有我订的三本杂志、在健身房办的会员卡、一月一次的电影，又该拿什么支付？如果连基本的生活都没法维持，还谈什么还债呢？ 我饱受打击，火冒三丈，甚至有些歇斯底里。罪魁祸首却不单是一辆辆购物车、一场场考试，也不仅仅是越积越多的债务。我发现自己生活在崇拜自由的国度里，却根本说不出“自由”的真正滋味，这才是“一箭穿心”。我虽然拥有很多东西——车子、DVD、CD和各类衣物，却从来没能主宰自己的生活。大学教育让我看清了过去二十多年的经历，我走过的每一步其实早已注定，我做的每一个决定不过是按部就班：读高中是法律强制要求的，上大学是社会的主流，进入职场也是迫于经济压力。 可我又有什么值得抱怨的呢？我十几年的青葱时光就像一首田园诗：没有遭遇火山喷发那样的天灾，没有经历种族清洗的惨剧，没有尝过“马铃薯大饥荒”[8]的滋味；也没人性骚扰我，没有坏孩子欺负我，没人逼着我在大冬天舔冷得要命的冰条；我也不必苦苦寻找生母，或是在青春期叛逆地尖叫：“你才不是我亲爸！”和那些相比，我的苦恼简直就是小儿科，就像泡在蜜罐子里还嫌牙疼。但暂且不提这些幸运事儿，我总觉得自己缺了些什么，有一种热望日日抓心挠肺，有一种渴求天天在我耳边叫嚣。生在平常人家，长在郊区，接受大众教育——我发现自己的经历根本无法平息心中的呐喊。 我十几岁时，老爱坐在电脑前打游戏，也痴迷史诗类的冒险电影，常常一部接一部、没完没了地看下去。经典之作《勇敢的心》就是我的最爱。影片里的战士英勇无畏，虽然一身泥泞，却是顶天立地的男子汉。那时，我打零工，挨家挨户地送《水牛城新闻报》，一路上总爱想象自己就是那个横扫千军的勇士，对心爱的姑娘说“此生唯你，别无他爱”，气吞山河地高呼“自由！”，为正义慷慨赴死。我和许许多多的男孩一样，希望世界上有真正的冒险、真实的荣耀、真切的牺牲——就像电影里看到的那样。 我的妈妈是护士，爸爸是工厂的夜班工人，他每个星期一般要加十个小时的班。他们下班回家唯一的娱乐就是看电视，日复一日，一周接一周，一年又一年，雷打不动。妈妈喜欢《奥普拉脱口秀》和司法节目《法官朱迪》，爸爸爱看加拿大电视台转播的英剧《加冕街》。他们喜欢舒舒服服地窝在家里，不爱出门旅游，也不轻易尝试新的东西。凡是老办法能解决的事情，爸妈从不冒险。 在我的印象中，爸妈从没肩并肩坐在同一张沙发上，从不拥抱彼此，也没向对方露出过哪怕一丝亲昵的神情。我从小在这样的氛围里长大，以为现实生活就是这样的。可我偏偏想证明现实生活中真的能找到浪漫和激情，所以分外渴望亲眼看到爸妈亲热——天底下做孩子的大概只有我会这么想吧。 每逢圣诞节，我都会请求妈妈送我一把16世纪的苏格兰巨剑，就是《勇敢的心》里梅尔·吉布森用的那款。我耐心地等了好几年。一个圣诞节的清晨，我走下楼梯，瞥见一个长长的礼物盒，迫不及待地拆开包装，激动得心怦怦直跳——多年的愿望终于实现了！我不止一次想要挥动那把传说中的英雄之剑，把心爱的宝剑搭在绘有伊格纳斯家族徽章的盾牌上，可是，当我看清妈妈落在盒子里的发票，剑身迷人的光芒好像瞬间暗了下来。她没有仔细搜索我心仪多年的苏格兰巨剑，而是在“易贝网”上花30块钱买了把廉价的巴基斯坦长剑。不管怎么说，我终于有了属于自己的佩剑。每当大人不在家，我就提着长剑跑到院子里，在后院的游泳池旁尽情挥舞。小男孩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玩角色扮演游戏会让人觉得可爱，但18岁后还这么玩，难免叫人烦心，甚至担心了。 现在，我读完四年大学，21岁了，成熟了很多，却还在超市推购物车，和爸妈挤在一起，床边还放着那台超级马里奥老风扇——打6岁起，它呼呼的转动声就一直伴我入眠。我不吸毒，不违纪犯法，也没有偏离父母和社会的期望。我很少出远门，只在实习的时候去过弗吉尼亚州，还有去年暑假匆匆驱车路过加利福尼亚州。我渴望新的经历，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发现自己借的学生贷款越来越多，自由越来越少。 心底仿佛燃起一把火，烧得我心神不宁，寝食难安，脑子里塞满了既不理智也不现实的海市蜃楼，耳边萦绕着一个个古怪却诱人的声音——那是我潜意识里的呼唤。 在家的时候，我会拿起电脑桌上的地球仪，扇得它滴溜儿直转，任手指掠过一块块地形图；在学校的图书馆里，我会漫步在摆放地图的书架间，目光总是停在阿拉斯加州的地图上，想象自己驾车沿爱尔肯公路[9]横穿加拿大北部，再往西直奔阿拉斯加州，让曲折的碎石路带我领略古朴纯净的山地湖泊、一望无际的云杉茂林和白雪封顶的重峦叠嶂。我想攀上高峰，将一众美景尽收眼底：看那积雪皑皑、绵延起伏的山峦汇成的白茫茫的冰海；亲眼观察北美驯鹿群；凝望绚烂的北极光，然后激动得热泪盈眶。也许在凝望极光的那一刻，我能体会到什么是真正的自由——哪怕只有一瞬。 在这个该死的世界里，我渴望开车去阿拉斯加胜过去其他任何地方。至少到目前为止，去阿拉斯加是我最大的人生目标，是我梦想中的梦想，是我的终极冒险。每个春天我都告诉自己，这个夏天一定要动身。可真到了时候，我又觉得要做些更有意义的事儿，比如趁暑假去超市推购物车赚学费，比如参加不带薪实习给我的简历添一笔。所谓“有意义的事儿”，就是为了安稳舒适的生活而打拼，那才是有价值的事儿…… 阿拉斯加对我没有任何意义。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那么想去阿拉斯加，我一点也不了解这个州，却被某种力量执着地拉向它，它的吸引力毫不逊于漂亮的女性，它散发的魅力堪比一双月光般白皙的美腿。它要揪住我的领子奔向北方，奔向那片和我生长的郊区迥然不同的广袤大地。 开车回学校的路上，我时不时地幻想自己径直穿过校园，冲上高速公路，一路向北，绝尘而去，不回头不停下，直到逃出不断扩张的郊区，甩开四处蔓延的车店、停车场，冲破那片雾霭茫茫、众星隐晦的天空，把家人朋友、考试论文和橙色的“家得宝”围裙统统抛在脑后——摆脱那死水般的郊区生活。 2005年，春季学期眼看还剩几天就要结束了。上午时分，我照常开着红色汽车去大学上课，那是一辆奥斯莫比尔1996款的短剑·西拉型汽车。（我和几千名驾车到水牛城分校的大学生一样，必须在课前一个小时到校停车场排队，苦等车位。）上早课的同学都待在教室里，眼下的大学校园成了天然的电影场景，最适合拍“后末世”僵尸电影。瞧吧，大白天的，四周却沉浸在阴森诡异的寂静之中，一辆辆汽车默默停立，仿佛被人遗弃在这个灰白、阴郁的世界里，了无生气。一团团暗沉的雷云一寸寸地侵蚀天空，像一艘艘亡灵飞船在逼近；一个塑料袋被风卷起，在空中划过一道又一道抛物线，除此之外，校园一片死寂。而我的立体音响正在播放加拿大另类摇滚音乐人马修·古德的《几近荒谬》（Near Fantastica），他如梦如幻的嗓音把我引入沉思。 就在这时候，我听到了一个声音。 好像有人在我耳畔低语，声音粗嘎却字字分明，轻悄却如雷贯耳——那是我自己的声音，我一下子认出来，可我根本没有开口说话啊。它说了四个简简单单的词——每个词只有一个音节——第一个词是我的名字“肯”，后面紧接着一条信息，三个词组成的信息。 我猛地回头，察看后座上有没有旁人——是空的。见状，我砰地打开车门，把脸贴在柏油路上，想听清楚那个透明人的脚步声——没有旁人。这简直疯了。 停车场里连个鬼影都没有。 我钻进车里，脸上还沾着沙砾。我死死盯住后视镜，看到一个年轻人也死死盯住我，他脸颊苍白，眼袋青紫，看起来可怜又可悲，脸上羞愤的表情好像在说：“我刚刚在朋友面前出了个大糗。”瞧，你变成了什么德性？我在脑子里说，你就是一只寄生虫，只是勉强存活，都算不上生活。 一个声音？在我脑子里说话？ 我差点儿忘了它。我从没在脑子里听过这样的声音，也从没有“通灵”“超自然”的感受和经历。我今天没喝酒，也从来不吸毒，所以肯定不是酒精或药物产生的幻觉。 那个声音好像是在发号施令，又像在指点迷津。但它留下的信息如此含糊，究竟是什么意思呢？ 我坐在车里，害怕又恐慌，肚子里差点翻江倒海。我一直坐着，麻木地看着同学们从教学楼里涌出来，奔向各自的车子。 一个星期后，春季学期结束了，紧接着我又得回超市当暑期工。今年我升职成了“送货部协调员”，这是一份压力大、责任重、费力多的苦差事，神奇的是，薪水却没涨一分钱。我穿上超市的标准制服——一条牛仔裤、一件绿色网球衫，打开自家车库，钻进车子，接着我该发动引擎，系上安全带，去“家得宝”上班。可我只是干坐着，死死盯住手里的方向盘，就像又回到一个星期前，回到了学校的停车场。我怎么也不能说服自己发动引擎，回到那个冷漠的工作环境。重回“家得宝”好比一步步走进失火的高楼，一寸寸游向幽深的海底，又像漫无目的地飘在外太空，任凭身体一块块地冻得僵硬。想到这里，我不禁尖叫着抡起前臂，用力砸向方向盘。这是愤怒的嘶吼，是“孩子被狮子吃了”的那种愤怒、恐惧的嘶吼。 毕业前的最后一个暑假到了，明年我就要开始偿还学生贷款，如果还留在“家得宝”打工，岂不是糟蹋了可遇而不可求的机会？就像减肥夏令营里的小孩，拒绝好心的管理员偷偷塞来的“银河”糖；就像犯人好不容易盼到一年一度的夫妻探访日，却孤独地留在自己的小囚室；就像潦倒的流浪汉愣是把中大奖的彩票丢进火里。我觉得自己好似那些故事里的小角色，一个畏手畏脚、优柔寡断的可怜人。眼下难道不是我的转折点吗？这个暑假不是我改变、成长的宝贵机会吗？我什么时候能离开这儿？今日不搏，更待何时？ 我又想到了那三个词组成的信息，一股汹涌的急切之情醍醐灌顶，就像飞碟所到之处都笼罩在一片庞大的黑影之下。车道上一片安静。我的车旁是一个简易的篮球架，上面只有一个篮圈，球架旁是刚刚修剪过的草坪，空气里还飘散着清爽的草味儿。院子里的树木伸展着葱翠欲滴的新叶，瓦蓝的天空中点缀着几片悦目的云朵。我却有一股乌云压顶的预感——眼前有一个机会，一个转瞬即逝的机会，一个可遇而不可求的机会，我要么疯狂一把，要么继续做一只寄生虫、一个推车小工，永不翻身。时间就要耗尽了，我心急如焚，仿佛看到明天的我找了一份正式的工作；明天的明天，我就40岁了；明天的明天……我寿终正寝了。 我曾听人说，除了经历和故事，我们什么都留不下。忘掉血液、骨骼、基因和细胞吧，那不是人之为人的根本。人生是由一段段经历、一个个故事组成的。我们从自己积累的阅历中提炼出壮丽动人、包罗万象的人生故事，我们给自己经历过的事、遇见的人、到过的地方赋予不同的含义。当我们跳出自己的故事时，往往会特别迷惘。如果我们在关键时刻选错了路，不能扮好自己的角色，那么故事就会分崩离析，词不达意，我们只好大段大段地删除、修改情节，甚至扯下原来的书页。于是，我们便迷失了自我，失去了个性。 我知道自己不像外表看起来的那样——无可救药的寄生虫、推车工，借酒消愁的大学生。如果我最后开车去了“家得宝”，心安理得地接受升职，按部就班地过无聊、安稳的日子，在旁人看来也许并不奇怪。但我心里知道，那股别扭劲儿有多强烈，完全与我的性格背道而驰。 所以，我从车里出来，回到房间，拿起一把剪刀，剪碎了橙色的围裙。紧接着，我开始收拾行李，把衣服、书和野营用具塞进箱子。一个星期后，我驶出爸妈家的车道，上了公路。和上学的路线一样，我经过朋友家，经过“家得宝”超市，经过纽约州西部不断扩张的郊区。水牛城分校庞大的校区再一次映入我的眼帘——它解放了我，也束缚了我。这一次，我决定一直向前。这一次，我不再回头。 第二章 菜鸟初飞 2005年5月 阿拉斯加州，冻脚镇 负债：27,500美元 持续增长中 我辞去“家得宝”超市的工作，立刻上网搜索阿拉斯加州所有的旅馆、营地和旅行机构，列出一份清单，逐一打电话问对方招不招暑期工。答案都是“不需要”。我打电话的时间正值5月，所有老板都说他们几个月前就招满人手了。一位女士那儿倒有空缺，接着，她问我有什么“一技之长”。 这个问题正中要害，我好像被冰球猛地砸中膝盖后部——那是冰球服保护不到的唯一弱点。大学四年，我竟然一项实用技能也没学。听了我诚实的回答，那位女士便礼貌地拒绝了我的求职，我只得祈求这不会成为一个坏兆头。 不管能不能找到工作，我是铁了心要去阿拉斯加的。我想，一定要抓住大学生涯中的最后一个暑假，踏上真正的冒险旅程。明年我大学毕业，该还学生贷款了。我不得不在职场里蹒跚学步，活像切除了脑叶白质[10]的行尸走肉，俗称“职场新鲜人”。 很快，我搜集的求职清单就快见底了，其中一个叫“冻脚”镇的地方（住户：35人）吸引了我的注意力。那里有个营地，它的网站主页上自豪地称之为“地球最北端的卡车补给站”。营地位于布鲁克斯山脉的中部，在北极圈北边60英里处，它的路标距离阿拉斯加州第二大城市费尔班克斯250英里。不少卡车拉着器材设备，沿着道尔顿公路开往普拉德霍湾油田，途中会在冻脚镇的营地休息、补给。除了接待卡车，营地还经营着一家小旅馆。 这家汽车旅馆名叫“页岩溪”，一排平房里有五十二间客房，夏季的几个月里常常爆满，一房难求。因为每到夏天，来自世界各地的旅客会涌向阿拉斯加最大的城市安克雷奇，然后乘坐荷美游轮或公主游轮公司的船，来到北极圈。许多游客在阿拉斯加一连游览几个星期，住过不少旅店，但投宿“页岩溪”的经历还是让他们耿耿于怀，过后还专门登录宾馆点评网，留下一条条一针见血的差评： “这家汽车旅馆真是糟透了。”一位客人说。 “只比帐篷好一点。” “简直烂得吓人，一点也没夸张。”另一位顾客抱怨道。 …… 冻脚镇实在太偏僻，季节工不好招，所以“页岩溪”到现在还缺两个保洁员。我通过网络面试得到了这份工作，兴奋得一蹦老高，立马问我大一的室友乔希愿不愿意一块儿去阿拉斯加。乔希犹豫再三，最后还是拒绝了我。另一个铁哥儿们保罗在联合包裹速递服务公司的分配中心打工，我向他打包票，说阿拉斯加之行会成为我们终生难忘的冒险。他总算被我说服，辞职与我同行。 我真的要去阿拉斯加了！ 我的车并不适合州际旅行，于是开口向爸爸租借SUV，他答应了。我把自己的车留给他代步，还承诺暑假这几个月都会交租金给他。这让我体会到了一丝丝类似自由和自立的感觉，凡是自尊自重的冒险家都会有此体会。 我和保罗花了整整7天时间，驱车4，500英里，从纽约州来到了冻脚镇。回想起来，这段公路旅行只是一片似睡非醒的模糊记忆，大概是因为我们一连几天都只能睡个囫囵觉吧。我俩一个开车的时候另一个打盹，几乎要干满24个小时才能歇口气，饿了靠花生和牛肉干填肚子，渴了就喝一种叫“鲍勃博士”的饮料——一种超市自营的牌子，廉价版的“胡椒博士”。唱着汤姆·科克伦（Tom Cochrane）的《生活是一条公路》（Life is a Highway），我和保罗时而奔驰在辽阔的阿尔伯塔大草原；时而紧急刹车，险险停在育空河畔的一群野牛面前。我们总会神侃海聊到无话可说，然后又煞有介事地长谈“最想做什么动物”，甚至“最想‘上’什么动物”。 我俩觉得自己一下子从囊中羞涩的学生变成了胆识过人的冒险家，哪怕只能在这个短短的暑期里冒险。经过一个星期的公路之旅，我们进入阿拉斯加的地界来到冻脚镇，却舍不得就此停步，还想在广阔的荒野闯荡一番。 谁知第一个星期的保洁工作就让我们忙得够呛。我和保罗得更换客房的床单、被罩、枕套，整理床铺，打扫洗澡间，洗刷洗手间，每天干8个小时，每小时挣8美元。夏至这天简直就是北极圈的节日，因为极昼来了。我们保洁员和冻脚镇营地的其他员工——导游、维修工、厨师、服务员、洗碗工——热热闹闹地聚在科尤库克河边的砾石崖，唱着弗兰基·米勒(Frankie Miller)的《嗨生活》（High Life）把酒言欢，喝得酩酊大醉。午夜，日光依然在我们身上兜兜转转，好似游乐场里的旋转木马。我摇摇晃晃地绕着篝火跑啊，叫啊，扯着嗓子喊：“我——现在——在——阿拉斯加！！！” 我和保罗早就摩拳擦掌了，满心想去荒野考验考验自己的“男子汉气概”。这不，我们决定远离卡车补给站，登一座最高的山峰。出发前，我们在营地附近的国家公园管理局仔细地察看了附近一带的地图，最终敲定了挑战的对象——蓝云峰。蓝云峰高5,910英尺[11] ，在“北极之门”国家公园里，如果选择徒步的方式走过去，大概有10英里的路程。 我和保罗曾经走马观花般开车游览了黄石国家公园，散步似的爬上公园里的一座小山。如果说正正经经的野地远足，眼下的蓝云峰之旅才是头一遭。我俩都在纽约州西部长大，那是一片一马平川的湖滨平原，河流交汇其间，将城市割成一块块不规则的小片区，片区上挤满了面目可憎的住宅楼、化工厂和废弃仓库。我们住的郊区又被称作“田园牧场”，在儿时的记忆里，那儿就像个大农村。一年又一年，我们伴着推土机的轰鸣声长大，眼瞧着一块块空地被清理出来盖新楼、铺新路。至于“冒险”，我们只能在电子屏幕上折腾，在虚拟的游戏世界里过把瘾，最多最多在橄榄球场和曲棍球场上打打比赛，根本没有机会自己动手过滤水、生火、用指南针……我们干的事儿一点儿都不“男子汉”。 虽然渴望野外冒险，但保罗其实是个都市“花美男”，只是嘴上不承认罢了。他爱穿粉色的网球衫，却找借口说是“在打折的时候买多了”；只要有人好奇他那光滑的手臂，他一定会坚称自己“天生”没有汗毛。而我偏偏“毛手毛脚”，无论在室内还是室外，干起活来也总笨头笨脑的。可想而知，我俩出发前试搭的第一个帐篷有多搞笑，那简直像一张饱经蹂躏的餐巾纸。阿拉斯加方言管我们这样的家伙叫“菜鸟”。好像在大淘金时代，当地人就是这么称呼那些“不知道自己究竟在做什么的南方笨蛋”的。而我和保罗不仅打南边来，还从小生活在市郊，低头不见抬头见的只有小店、小区、球场和杂乱的小街小巷。 我打开崭新的旅行背包，塞进一个大号的摄像机、向朋友借的老旧三人帐篷、一个笨重的防熊食物桶[12]（桶里装着几块花生酱三明治和果酱三明治），草草地在包外系上睡袋，一口气背起来。因为管理局只有一份地图原件，我们就拿了一份褪色的影印版，大小跟普通报纸差不多。 我和保罗沿着一条年代久远的矿用卡车道走了1英里，只觉背上的旅行包沉了许多，脚下的公路也到了尽头。接着，我们钻进一片茂盛的桤木林，七手八脚地拨开浓密的枝叶。好不容易走到了一块小空地，我们举目远眺，不由得对视一眼，看到的都是满脸的兴奋。广阔的风景在我们眼前一路铺开，没有纵横交错的街道，也没有密密麻麻的高楼；耳边听不到车水马龙的喧嚣，也没有飞机划破天空的轰鸣。我们终于逃离了喋喋不休的人群和机器，走进旷野之中。 我们站在一个开阔的峡谷里，满眼的绿色随风起伏，好似碧波荡漾。这里视野开阔，草木繁茂，只有沿溪而生的两行树露出了疲态——桦树干瘪无神，云杉也长了不少瘤节。它们仿佛厌倦了北极圈短暂的夏和冷酷的冬，一路随小溪流亡出谷，追寻理想中温暖的草原，哪怕希望渺茫。远处是群山壮丽的身影，依稀可见晶莹闪耀的白雪从灰如燧石的峰顶蜿蜒而下，勾勒出山脊的曲线。我们仿佛闯进了一幅励志海报[13]，四周还加了黑框，框底用大号字写着一个词——“坚持不懈”。 布鲁克斯山脉东西跨度700英里，穿越了阿拉斯加北部和加拿大境内。这一带人迹罕至，却是众多野生动物的家园，北美洲灰熊、黑熊、驯鹿、驼鹿、山猫、狼和狼獾都是这里的老住户。夏天蚊蝇成群，冬季气温仅仅零下60华氏度，不适宜人类生活，而土地的所有权又在政府手中，所以布鲁克斯山脉没有常住人口，周边环境还保留着最原始的模样，有一股“你要是迷路了，就等着被我宰吧”的野性。尽管布鲁克斯山脉没有阿拉斯加山脉傲人的高度，但它遗世独立，分外难得，值得敲锣打鼓的高调介绍，担得起虔诚肃穆的久久仰望。 我和保罗默默地望着那片山，激动不已，浑身上下又来了冲劲，好像要登陆另一个星球。 沿着溪水走了一个多小时，我们突然看到一串脚印，足足有1英寸[14] 那么深。我飞快地转向保罗，在他瞪得溜圆的眼里看到了自己睁大的双眼——是熊。我们没叫出声，但显然想到一块儿去了：该死的，得赶紧离开这地方，马上！ 我真不敢相信能在21世纪看到大灰熊的踪迹。它属于更新世（地质年代第四纪的早期），不是和长毛猛犸象、剑齿虎那些已经灭绝的哺乳动物生活在同一个年代吗？此时此地碰到它，真是惊慌大于兴奋。我们毫无防身之术，即便腰带上挂着10英寸长的刀（我们在费尔班克斯的一家典当行里买的），还有一罐梅西牌强力防熊喷雾（据说能有效地阻挡熊的进攻），也不顶用。但剖去害怕的成分，我心底又希望能面对面地看看大灰熊。这不就是我来野外的目的吗？来求一针肾上腺素、一记重拳、一阵电击，只要能让我体内的每一根神经尖叫，让我重新注满生命的活力。我渴求强烈的刺激，只要能吓得我将那片郊区彻底甩出脑袋，吓得我能一次次从梦中惊醒、一次次放声咆哮——“他妈的，这是真的！” 要是坐在飞机上俯视这片北极苔原，人们可能会惊叹它的青翠勃发——这片草地看起来是那么富饶，惊讶它的周边竟然没有成片的农田、热闹的集镇和安逸的小村庄。从高处往下看，这片土地开阔平坦，仿佛被人精心修剪过——整齐干净的草坪最适合野餐和踢球。可是，只有你双脚踏上这片土地，真真切切置身其中，才会发现北极圈里布满了“地雷”，那五花八门的地形让人连做梦都想象不到。 看到大灰熊的脚印，我和保罗赶紧逃出树影幢幢的溪边，直往那片绿色的山峦奔去，希望站得更高，更好地观察周边的环境。一路上，我们吃力地蹚过一片片泥泞的沼泽地，穿越枝蔓交错、好似热带丛林的矮柳林和桤木林，摇摇晃晃地踩着海绵般松软的水藓泥沼，跨过一丛又一丛草簇——你一定想不到小小的草簇居然成了此行最大的阻碍。这些草簇（我管它们叫“大自然患的疱疹”）是圆形的，由一丛丛毛茸茸的莎草聚成，活像长了吓人绿毛的篮球。它们能轻易把人绊倒，惹得人暴躁抓狂，满口咒骂。 保罗还在草簇间挣扎。他走得实在太慢，就快就跟不上我了（我也被草簇折腾得够呛）。慢慢地，我们看不到对方的身影了。“保罗！保罗！”我呼喊道。我没听到他的回应，于是立刻折回，总算找到了——他正坐在苔原地上揉脚，抱怨脚底磨出的一个个水泡。这片强硬冷酷的土地简直无法征服。我的脑瓜不停地问自己：那些背包客真的认为野地远足很好玩吗？看到保罗脚伤了，我心底反而松了口气：有了合情合理的借口，我们可以放弃旅行，打道回府了。 我多多少少料到了这个结果。在我看来，大自然充满了泪水和血汗，旅行者品尝的一定是艰辛的滋味，就像他们在杰克·伦敦的小说中读到的那样。虽然我很崇拜美国自然保护的先驱约翰·缪尔和亨利·戴维·梭罗，读了不少他们的著作，但我并没有真正理解他们对自然的赞颂。梭罗在枫叶的脉络里看到了整个世界，而缪尔似乎能在一颗老鼠屎里看到上帝。在他们眼中，自然是超凡脱俗的存在，是美，是神性。对我而言，自然更像一块橄榄球场或者曲棍球场：哨声响起，比赛开始，要么输，要么赢。与此同时，我又幻想自己能像缪尔和梭罗那样感悟自然。或许我也能在大自然中经历某种神圣、超凡的觉醒。也许我能登上蓝云峰，完成这次徒步旅行，回来之后，我的声音会变得深沉，或是与精神世界建立了某种新奇的联系。比如，松鼠和渡鸦喜欢坐在我的肩头，我能凭区区一阵风预测天气的阴晴，能感受到“气”的流转变化。 “呃，你确定自己不能继续走吗？”我的语气中隐隐有些恳求。 “是啊，我的脚实在受不了。”保罗看似遗憾，其实尴尬才是真的，“我觉得我得回去了……你有什么打算呢？” 我望向蓝云峰。周围的山峦连成一道道碧绿的弧形，沉稳庄重，像一尊尊盘腿打坐、饱满圆润的青铜佛像。在它们身后，蓝云峰拔地而起，径直插向万里无云的蓝天。它的峰顶是与众不同的炭黑色，削尖如箭，皑皑白雪沿着嶙峋的石壁倾泻而下。它就在几英里之外等着我。 一股陌生的坚定信念占领了我的胸膛，下面的话就磕磕绊绊地蹦出口来。 “我想……再……坚持……下去？我要……登上这座山。”我说得尴尬笨拙，半信半疑，大概是因为从来没有机会说这种好似电影台词的话吧。 于是，我独自一人开始在野外跋涉。我从没想到与旅伴分别会彻底改变自己的感受。保罗一走，就像有人突然剪断了一直在我脚下保驾护航的安全网。现在，我的前途维系在一些陌生的抽象概念上：自然、命运、天数——它们，再加上我的脑子和一双颤抖的腿脚，将决定我能不能活着回家。我的阿拉斯加大冒险正式开场了。哦，我多想转头高声号叫！我真的这么做了，冲着荒无人烟的旷野发出嘶哑、破碎、跑调的野蛮咆哮。吼到半路，我意外地吞了一只蚊子，咳了好一会儿。我继续往前——这回是孤身上路，踉踉跄跄地穿过草簇和灌木丛。 这里遍地都是草簇。我每走一步都得打起十二分精神，高高地抬起脚，不然就会被绊个嘴啃泥。走了差不多12个小时，我觉得鞋里仿佛塞满了尖利的图钉，扎得脚板突突直跳，一阵阵刺痛。我巴望着歇口气，却强迫自己不要放慢步子，因为哪怕停一分钟，蚊子——成千上万只蚊子——就会成群结队地钻进我的皮肤。渐渐地，我觉得胸口有股奇怪的紧绷感；渐渐地，我昏昏欲睡，只能靠意志强撑双眼。这种疲惫可能是脱水造成的，因为我已经一连6个小时滴水未进了。出发前，冻脚镇的一位护林员提醒我，喝溪水会感染梨形鞭毛虫。 但我突然想起背包里有碘片，只要一小片就能净化32盎司[15]的水。等我拉开背包，才发现碘片放在保罗的包里，火柴和指南针也在他那儿。 哦，不…… 分手的时候，我忘了让保罗把装在他包里的生存必备品分一些给我。这就是我一直在寻找的完美理由。现在我完全可以扭头回家了，营地里的人决不会因此看轻我。现在回头才是对性命负责，才是最现实的选择，才是正确的决定。对，我真的该回去了。 但我不能。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么在乎自己能不能登上蓝云峰，但我感到自己珍视的某种东西正岌岌可危。也许我一直表现得很平庸：平庸的学生、平庸的运动员、平庸的儿子，可我不想一辈子平庸下去。攀登蓝云峰似乎是一个重新开始的契机。原本这次登山和以往类似，并没有什么非凡的意义（对户外运动老手来说，更是毫不费力），但现在，征服蓝云之巅忽然被我涂上了神话色彩，变得分外重要了。我立刻默默发誓，除非命悬一线，否则决不放弃。 凭两条腿走了近16个小时，我见识了险恶的地形地貌，背负着沉重却无法舍弃的旅行包，好像背着阵亡战友的遗体。每次休息，我都会担心自己能不能再站起来，担心自己耗尽最后一丝气力。大腿仿佛两个摇晃的水袋，腿肚子上的肌肉紧绷绷的，我生怕这副皮囊砰地爆裂，绽开热腾腾的血肉，活像两根被微波炉烤得通红的热狗。至于脚板，早就软得好似果冻了。我强忍着钻心的痛，一步一缩地往前迈。嗓子也嘶哑难耐，全赖之前的咆哮所赐，当时没把熊招来已经是不幸中的万幸。而我的肩膀就没那么走运了，血淋淋的一片，好不吓人。蚊子显然把我的三角肌当作饕餮大餐，背包又把运动衫抻平，牢牢地勒在皮肤上，方便蚊子们尽情享用。我一巴掌就能打死二十多只蚊子，在衣服上拖出一滩红红黑黑的肉泥。 不过，我每休息一阵都能再站起来，多走几步路；休息一会儿，又多走几步。有时候，我感觉自己在一块奇异的地盘里打转，它的一边是我自以为的极限，另一边是我真正的极限——这块可大可小的地盘叫“未知”。它和我眼中的阿拉斯加一样，既陌生又原始，而且从未被驯服。 登蓝云峰就像在爬一座硬币山，每登几步，就会往下滑一步。因为脚下的山体实在太松，一脚踩上去，总会蹭得好几块石头叮叮当当滚下山坡。 我一步步往上爬。石块越来越大，模样很像鹅卵石。我可以双手攀住，借力往上登。有好几次我都以为够着山顶了，却发现还得坚持一阵子。 最后，我终于登顶了。晃悠悠地爬到一块大圆石上，我放下背包，转了一大圈。目光所及之处，是一峰连着一峰，它们披着蓬松的雪白地衣，其间点缀着绿莹莹[16]的苔藓，还有一片片斑斓的“豹纹”，那是朵朵云霞的投影。霞光中的群山好似一团团朦胧的火焰，又如白鲨舰队冒出海面的尖尖鱼鳍。置身其中，仿佛在参观一座地质博物馆：锯齿状的山脊、绿草如茵的小丘、冰川沉积而成的冰碛，还有水泡般隆起的冰核丘。时光仿佛凝固了，万籁俱寂，一景一物纹丝不动，不为追名逐利而喧闹、奔波。它们是那么的……哦，那么野性。明明是一片贫瘠的荒地，怎么会如此赏心悦目？5，000多英尺高的石头山上长满了顽强的苔藓和地衣，要是从前，光想想这幅场景就让我恶心反胃。而此刻，我面对着它，却没有一丝一毫的厌烦。也许，草原牧场的吸引力在于富饶肥沃，城市的吸引力在于复杂精密，而布鲁克斯山脉的魅力恰恰在于它的与世隔绝——它的美让人害怕，让人敬畏，让人忍不住天马行空地去想象。 山顶上凉风习习，吹开了我汗湿的头发，也暂时赶跑了一路紧逼的蚊群。我总算从种种不适中得到片刻解脱，心里想：要是还待在纽约州的家里，我这会儿在干什么呢？要么在超市推购物车，要么宅在家里打电脑游戏吧。但我现在却登上了蓝云峰的最高处。我是千里迢迢投奔阿拉斯加的推车工，是愣头闯入旷野的城郊小子，是初入北国蛮荒之地的“菜鸟”。 我没有悟出“气”的流转，也不觉得自己赢了谁、征服了什么。我的脑子一片空白，油然生出一股敬畏之情，一股心悦诚服的谦逊之情。和大自然的壮阔相比，我实在微不足道。 与保罗分开时，我们约定在出发地会合，那是一个废弃的矿工营，名叫“诺兰”。我当时还对保罗说，给我12个小时，我登上蓝云峰就回来。现在看来，我大大低估了路程的长度，高估了自己步行的速度。保罗按照原计划开了我爸的SUV回到诺兰营，却不见我的身影。也许这使他意识到另一种可能：我大概回不来了。他在SUV里睡了一觉，巴望我突然打开车门，钻进副驾驶座吵醒他，但一直没等到我出现。保罗开车在冻脚镇和诺兰营之间来回跑了两趟，还是无功而返。他懊恼得要命，这么多年来第一次跪地祈祷。冻脚镇的同事们忧心我的安危，甚至开始猜测我被哪一种野兽吞进了肚子。一个土生土长的护林员听说后，立刻找保罗细问情况，估摸我生还的机会，还追问保罗我有没有“自杀倾向”。 “你刚才说你们没带地图，没配带野外生存装备，只背了一丁点吃的，穿着牛仔裤就动身了？你没开玩笑吧？”护林员吃惊地直摇头，“你们还不会搭帐篷，这算什么事儿？” 护林员登上他的丛林飞机，打算在空中搜索我。 我开始下山了。走了好一阵，却没法知道确切的时间。现在是夏季，太阳在北极圈上空不停地打转，明亮的日光叫人困惑。蓝云峰陡得很，我尽量背靠山壁，试探着下脚，还是踩落了一滩滩碎石。突然，背后的一块大石头松了，我往下滚了20多英尺，把旅行包的底部磨出了洞，牛仔裤屁股的位置也裂了个口子。 我被一头“熊”吓得干号，半晌才发现那是一块棕色大石头；路过岩壁时又惊跑了在那儿休息的九只野生大白羊，它们的角又大又弯，挺吓人的，幸好我遇到的是一群温和的母羊；抬头又望见一团孤零零的暴风云罩在了我的头上，如影随形，我顿时成了漫画里常见的倒霉蛋，走到哪儿都顶着一团黑云。这时，它泼下一瓢暴雨把我浇了个透心凉，背包和睡袋吸了水，足足重了10磅[17] 脚底的刺痛渐渐爬上腿肚子，缠住膝盖，溜进小腹，在腰背部扎了根。两条腿几乎迈不开步了，它们越来越重，越来越迟钝，好像要枯死的树干。我木然地抬腿，木然地挪动，不敢指望大跨步，只盼能维持漫步的速度。可我的身体根本不听使唤，与其说是在走，不如说是在摇晃。如果有人看到，大概会以为我是僵尸军团的急先锋，阴谋潜入阿拉斯加的犄角旮旯传播病毒；要不就是一个脊椎重伤的病人，刚刚能动弹就执意到野外徒步，只为证明自己够坚强、有能力。 打出发到现在，我连续不停地走了20多个小时，嗓子干得直冒烟，肩膀也勒得生疼，脚掌活像夹在汉堡包中的碎肉饼。一路作伴的只有来势汹汹的蚊子大军，它们争先恐后地扎破我的衣服、皮肉，气得我暴跳如雷，乱拍一通，手臂、肩膀、脖子、屁股都没幸免，那疯狂的动作活像神经病在跳拉丁舞。我还觉得有一双眼睛自始至终盯着我——那一定是伺机而动的大灰熊。可我每次回头都没发现它。 我长这么大第一次经受这样的痛苦，没走几分钟就累得趴下。看着不停哆嗦的手脚，我开始怀疑自己能不能撑到营地，而不是要多久才能回营地了。 又趴倒了。这回我干脆把脑袋缩进运动衫，勉强挡住蚊子的叮咬，伏在石堆上睡了半个小时。醒来后我怔怔地望着周围的地形，觉得有些不对劲儿。我从破损的口袋里掏出地图看了看，惊得大叫：“哦，不！”不是这儿。我一屁股坐下，再一次察看四周。 我走偏了大概10英里，除非我弄错了现在的位置，或者没搞清目的地在哪儿。太阳一直高高挂着，我无法凭日升日落分出东南西北，手头没有吃的，没有地图，没有火柴，更没办法打电话给身在冻脚镇的保罗，也不能发信号求助。 我想到了远在家中的爸爸妈妈，他们虽然想不通我为什么要来阿拉斯加，却无条件地支持我。我这做儿子的怎么这样不负责？！我怎么能伤害亲爱的家人？！我孤身站在荒野之中，在人生的第一次远行里迷路了。 这当口我别无选择，只能注视着地平线，看看哪儿最像我之前经过的，然后告诉自己：那就是我要走的路。 这时的冻脚镇也处在“水深火热”之中。附近的森林起了大火，护林员得先驾飞机灭火，晚些时候才能找我。而保罗已经招呼同事组成了好几支搜救队。 但他不必动身了。在徒步跋涉28个小时之后，我发现了之前落下的塑料袋，然后是脚印、矿用卡车道，接着，我看到保罗在SUV里等我。 途中，我曾对自己发誓永不再远足。然而，几天下来，等我的脚痛减轻一些的时候，这段小小的冒险却让我生出一丝喜爱之情。说到回忆，我们仿佛是天生的编辑，本能地从一团乱麻似的经历中理出头绪，贴上相应的标签；或者将种种苦痛改写成温馨的记忆，整理成一个好故事。我心中的编辑会用一个章节描写攀登蓝云峰的过程，贴上“转折点”的标签，将它作为我自传里的幸福高潮。正是这段经历让我发掘了藏在深处的意志力。在阿拉斯加的那个夏天，我一次次徒步回到布鲁克斯山脉，攀登一座又一座高峰。 世上大概没有比登山更简单明了的活动了。不管用一个下午、一天，还是一个星期，登山的目标永远只有一个，它能让复杂的生活简化，你只要一步一个脚印地往前走，竭尽所能，不轻言放弃。暑假的最后几天，我和保罗驾车回纽约州，有多快开多快。保罗总算按时回社区大学报到，我也告别大四，升入大五，成了“骨灰级”学长，准备把学士学位拿到手（在阿尔弗雷德大学修的大一学分，有一部分不能转到纽约州立大学水牛城分校，我便申请延期一年毕业，反正我不急着离开大学）。暑假的经历让我变得更加自信、沉着。我不再脱发，眼睛也消肿了，抽动秽语综合征不治而愈，曾经萦绕耳旁的呼唤也销声匿迹了。可是，每一天我都能感到债务压身，越来越沉。 秋季学期刚刚过去一半，妈妈把我叫到案桌旁。她面前散落着一个个牛皮纸信封和一张张账单，我走上前，她一言不发地注视我，过了好一阵子才开口道：“肯，我们得谈谈。” 哦，看来她有话不吐不快。类似的谈话在以往要不了多久就会演变成夸张的争执，最后，肯定有一个人气呼呼地冲出房间，嘴里还不停地骂对方犯傻——“你疯了吗？！”“你真是疯了！”“哦，我的上帝啊，你疯啦！”这种指控简直是家常便饭。 “我们得好好说说你的学生贷款了，”妈妈的脸上愁云密布，“你知道有多少债等着你还吗？” “唉，妈，你就别操心了。我都和你说过了，没事儿，到时候我会解决的。” 妈妈显然非常焦虑——又是那种高烧般精神恍惚的焦虑。她是一位训练有素的护士，曾经夸张地逼着青春期的我做了大大小小好多次体检。弄得我从来不敢在她面前清嗓子，要不她一定会担心我得了百日咳。在家里，无论天有多热，我都会套一件长袖衬衫，生怕她看到我背上的粉刺，又断定我得了脓疱疮。如果我的头皮不巧被蜘蛛咬肿，还叫她发现了，她会默默地盯着那个畸形的肿块，面色如土，眼里还渐渐涨满泪水，那神情好像在说：“哦，上帝啊，我的儿子只能活三个月了。”经历了一回又一回大惊小怪的误诊，我很难不怀疑妈妈的种种担心。我本能地用玩世不恭的态度对待她的忧心忡忡，用一副乐天精神冲淡她的悲观情绪，用夸夸其谈应付她紧张兮兮的神经。 和妈妈恰恰相反，我从不去想那笔债。我当然知道自己借了学生贷款，也知道那是要还清的，但总觉得那一天还很遥远，仿佛是下辈子的事儿；又像科幻片中的未来世界——汽车满天飞，机器人满街走，连全民医保都实现啦。你看，从欠债的那天起我就有意把它赶出脑瓜子。我对债务的看法好比死亡：人终究会死，但没必要时时刻刻想着那个悲伤的结局，等时候到了不想都不行。我妈妈呢，满脑子晃的都是这笔债。每当她提起这事儿，我就耸耸肩，无视她的警告，把她的担心甩出脑外，心想，等我不得不还钱的那天再说吧。 “我真不知道你到时候怎么办！”妈妈说，“肯，你欠了32,000块钱，你打算拿什么还啊？” “我的打算不是早就告诉你了吗，”我应道，“到时候我就诈死，一了百了，你懂的。” 我用玩笑敷衍妈妈，但我真的闪过这个念头——虽然只有一小会儿。我想过拔下几颗牙丢进车里，把车烧得脆脆的，再推进安大略湖，收债人大概会以为我死了吧。一旦注销身份，我就成了黑户，成了影子国民，也许会和墨西哥裔流动工一块儿扫大街，住在比萨店昏暗的二楼隔间；或者干脆出国逃债，去充满异域风情的群岛，去东南亚的灰色地带逍遥法外。我幻想自己白手起家，最终成为贩毒集团的首脑，雄踞一方，变得大腹便便，常穿一身真丝衬衫，晒得炭黑。我会恩威并施——大体还是个仁慈的独裁者——对归顺我的村寨高抬贵手，用铁腕手段摧毁那些不及时纳贡的。 可惜妈妈也在贷款合同上签字了。如果我人间蒸发，这笔债就得她还了。 “这可是3万多块钱，你真的弄明白了吗？”妈妈问，“加上4.75%的利息你就等于借了两笔款，不尽快还清本钱，利息就越来越高，要还的钱就越来越多，你懂吗？” “看在上帝的份上，妈，我不会有事的！”我说，“你又操心过头了，我跟你说了别愁这个。” “我怎么可能不愁！”她叫起来，“你说你该怎么办呐？！真的，肯，你想过解决的办法吗？”她忽然垂下头，伏在桌上哭起来。 我长这么大没见妈妈掉过几次泪，一时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我到底该怎么办啊？ “我是认真的，妈……求你别担心了，我会处理好的。” 今天，我意识到必须开始还债了。 我终于下了决心。这笔债就是我要登的另一座高山，它是我的蓝云峰，我的又一场冒险。 第三章 求职碰壁 2005年8月—2006年5月 纽约州立大学水牛城分校 负债：32,000美元 到了大学的最后一年，我开始认认真真地思考未来的出路。在这几年里，我渐渐意识到就业市场的不景气，也明白了还债的紧迫性，可我愣是觉得自己能熬过去——事实上，不仅仅是“熬过去”。我幻想命运女神会怜悯我，格外眷顾我，赐我一份薪水可观的好工作。也许这一切就源于我在“家得宝”的兼职，也许某天我帮一位顾客把石膏板抬到卡车上，恰巧这位顾客是个乐善好施的亿万富翁（不管出于什么匪夷所思的原因，这位亿万富翁竟然屈尊来尼亚加拉瀑布城的郊外购买装修建材），他看出了我身上的某种潜质，热情地引荐我去华盛顿给国会议员当秘书，或者邀请我去他家的水下密室，解决穹顶的漏水问题。 但我既没巧遇热心慈善事业的亿万富翁，也没碰到潜在的雇主，更没有神通广大的亲戚长辈。我再三安慰自己：虽然自身人脉不广，但毕竟还算个有实力的求职者。我可以自豪地说自己名校毕业，主修历史和英文，拥有一连串的实习经验，兼职经历更是丰富。哪个老板不想雇我呢？谁知，求职大军中和我文凭相当的应届毕业生不知有几千几万。更糟的是我的简历毫无闪光点，上面列的兼职都是技术含量低、责任度低的工作，愿意干的人实在不多，也让雇主先入为主地怀疑我的能力。除了在冻脚镇当旅馆保洁员，在“家得宝”推购物车，我还当过报童、超市收银员、公共滑冰场保安、快餐店厨工和园丁。我稀里糊涂长到22岁，拿到了文科学士证书，打了一堆没用的零工，居然一门管用的技能都没学会。 不过，我的文章写得倒是不错。我在大学里当过校报的影评人，后来成为文学版块的编辑。我以为凭自己的编辑经验在出版界找一个理想的差事并不难。于是我一连申请了25家报纸的带薪实习岗位（10美元/小时），梦想像鲍勃·伍德沃德（揭露了“水门事件”的《华盛顿邮报》记者）那样成为调查真相的记者，在闷热的新闻编辑室里挥汗如雨，奋力扳倒腐败的政治家，勇于揭露外来移民社区恶劣的工作条件。 谁能想到，投出25封申请信之后我竟然连遭拒绝。拿到最后一封拒绝信的时候，我还有几个月就要毕业了。我实在找不到其他工作，只得翻出那条剪碎的橘黄色围裙修修补补，乖乖回“家得宝”超市上班。也许有一天老板会提拔我当部门经理吧。 我的朋友乔希（也是我在阿尔弗雷德大学的大一室友）十分出色，却不知为什么也遭遇了相似的窘境。我们是多年的好朋友，一直保持密切的联络，几乎每天都互发邮件。 收件人：肯·伊格纳斯 发件人：乔希·普鲁因 时间：2006年4月30日 标题：该死的求职困境！ 事到如今，我的求职之路已经注定是个悲剧。我刚刚得到两个面试结果——意料之中的结果。上个星期，我投了5—7份简历，加上这个星期的，总共有10份了。要是一个回应都收不到，我现在也不会吃惊了。我最想去康涅狄格州当员工培训师或者教书，但那边一点儿消息都没有。我虔诚地祷告，然后又发了一封电子邮件恳请对方再考虑考虑我。我之前还想过加入美国志愿者服务团，服务一个学期后还能得到教育补助金，可惜那笔钱既不能养活自己，又不够还学生贷款，我最后只能打消这个念头。真是该死的可悲。但我想，我总会找到还债的办法。我和乔希6岁就认识了。八年级的时候，我俩因为对街头曲棍球和电脑游戏的共同爱好成了好友，17岁时，更是成了铁哥们儿，每天一块儿上网搜索性感女郎的图片彼此交换。上大学后，我们频繁地互通邮件，谈论的内容更深了，也更实际，话题从政治到宗教，从日常烦恼到人生理想，几乎无所不包，百无禁忌。那些尴尬的、私密的、叫人自责的经历，别人也许很难对朋友倾吐，我们却热切地和对方分享。我们的电子邮件有点像互动的电子日记，或者一次免费的心理诊疗——这就像一扇干净明亮的窗户，能透过它看到另一个人的灵魂。 乔希有时候脾气暴躁，而我则常常不自觉地沉浸在自己的幻想世界里，除此之外，我们惊人地相似。经过这么多年的邮件深谈，我们的言谈举止在潜移默化中变得更像了——都向往自由，常常厚着脸皮一起自贬自谦，一样地鄙视学校。高中时候，我们都是失败者，还是那种闷葫芦式的失败者，过得沉闷无聊，远不如社会败类们活得精彩，精英们甚至懒得费口舌嘲笑我们。双休日的晚上，当其他同学纵情狂欢、春风得意的时候，我俩却通宵打网游，率领几支小队攻城略地，厮杀到天亮。 整个青春期，我们都在渴望像同龄人那样交上女朋友，却因为性格和体貌上的种种缺点临阵退缩。比如，我在女孩面前老是一副手慌脚乱的尴尬模样，好像从小被锁在昏暗潮湿的地窖里，没见过世面；与人相处也缺乏自信，我在高中橄榄球队本来是防守边锋，结果另一个球员想要我的位置，我就自动退让了；我身上还有一种根深蒂固的羞怯。有一回，教我们“政府与政策”课的老师拉着我站在全班同学面前讲话，因为他从来没听我开过口。乔希的障碍更多地来自外表。他的毛发异常浓密，两条眉毛甚至连在一起，每天至少得剃一次眉心，还有背后。一些地方剃刀够不着，他只能眼不见为净了。有一次他在邮件里绝望地对我诉苦，抱怨他的体毛长得“都能绕着手指两三圈了”。 不过，乔希的优点绝对比缺点耀眼。尽管他和我一样讨厌上学，却总能毫不费力地拿到高分。他在逻辑推算方面天赋过人，多年以后还拿了世界尤克牌（尤克牌：美国中西部和纽约州西部流行的一种策略型纸牌游戏）大赛冠军。在大学里，乔希成绩优异，平均绩点高达3.83，被“美国优等生联谊会”列为荣誉会员，大四时他荣获“杰出学生奖”二等奖，教过他的教授们纷纷在自己的论文里引用乔希的文章，其中一位老师称赞乔希“他给我的印象最深，能成为他的老师真是一件乐事”。乔希还是个理想主义者，他对受压迫的民族和弱势群体的历史特别感兴趣，包括犹太人大屠杀、亚美尼亚种族大屠杀、非裔美国人民权运动以及当今的同性恋权利运动。他深受犹太裔美国历史学家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的《耶路撒冷的艾希曼》（Eichmann in Jerusalem）的启发，意识到平庸自满的公民会加速政府的腐化。他做梦都想加入志愿组织“和平之队”，帮助饱受贫困和病痛折磨的弱势群体。在我看来，乔希天生就是要做大事的人。 乔希赢得了许多赞赏和荣誉，胸怀许多美好的理想，在求职之路上却和我一样跌跌撞撞。乔希虽然有阿尔弗雷德大学颁发的奖学金，却依然花了一笔不小的学费。现在，他拿到了历史和政治学学士学位，也欠了55,000美元的学生贷款。 四年大学结束后，乔希也不清楚自己该干些什么。所以，他和许许多多摸不着方向的年轻人一样继续深造。乔希选择了有全额奖学金的特拉华大学，攻读历史学专业的博士学位。可是一年以后，他在读研和飞涨的学生贷款利息（已经累积到58,000元）之间权衡再三，最后决定退学找工作。 乔希和我并非个例。很多大学生像我们这样，满以为毕业后等待自己的是拯救世界的高薪工作，即便听到学长们“求职碰壁”“一毕业就失业”“大材小用”之类的恐怖传言，也根本没放在心上。可是，这个年代已经找不着“拯救世界”的工作了（如果它们真的存在过）。到2009年，约1740万美国大学毕业生所在的岗位根本不需要大学文凭，其中的五分之一从事零售业，拥有学士学位的收银员约36.5万人，服务生31.8万人，还有超过10万的大学毕业生成了看门人（全美有5，057个看门人拥有学术型或专业型博士学位！），1.8万人在超市推购物车。我听说有人花了好几年、好几十年，甚至一辈子时间才还清学生贷款！为了赚钱还债，他们每天工作八个小时，每周上五天班，一年里有五十五周都在工作，就这样年复一年地度过一生！ 去阿拉斯加之前，我觉得自己注定会沉闷无聊地度过一生。人到中年的时候渴望买一辆红色跑车，或者搞一段婚外恋，弥补自己被迫压抑的青春激情；经年累月的乏味生活，让我不得不以畸形的性幻想排遣郁闷，想象自己每个月以参加“保险宣讲会”为借口，背着妻子出轨；又或者一头扎进报告、备忘录和文件堆里任劳任怨地工作，参加一连串职业培训，听有关企业多元化发展、预防性骚扰和工伤的讲座，一边自我安慰：一切忍耐都是值得的，总有一天我会还清房贷，存一些现金退休，重拾年少的梦想周游世界（只是年迈的我即便有能力买一辆“巨无霸”型的房车，却再也找不回健康和青春了）。 我一边想象着自己的未来，一边联想到“家得宝”的老同事们。他们看起来总是那么无精打采，眼里透着一股悲哀，就算恨不得一把火烧了“家得宝”，也得天天按时上下班。有些人是走投无路，为了养家糊口，为了一份医疗保险困在了“家得宝”。但大部分人并非没有别的选择，只是不敢离开。他们宁愿忍受沉闷麻木的劳动，只因为沉闷麻木的劳动不费脑子，也没有风险。离开熟悉的环境，踏进未知的领域去追逐看起来虚无缥缈的梦想，这才是他们真正害怕的事。 我想，我和他们不同。也许一年以前我像他们一样胆怯，一样安于现状，但去年夏天的阿拉斯加之行彻底改变了我。我还记得自己和保罗开车横穿加拿大，那种自由奔驰的感觉才是我们想要的。这种随心所至的流浪并不能帮我在职场上得到晋升，但它却能为我展开一张四通八达的交通网，上面不难找到180°的大转弯、公路入口和出口，只要我愿意，随时都能改变生活的轨迹。 我觉得自己天生就要过这样自由自在的生活：跳上一列火车，一路搭便车旅行，爬山、观光、漫游……以前别人问我今后想做什么，我总觉得不知所措，但现在，我终于弄清了自己究竟想要什么。我想重温登顶蓝云峰的感觉，想念攀登布鲁克斯山脉的经历。我想驾车重返阿拉斯加。我想浪迹天涯。 我会老老实实地待在职场，任劳任怨地干活，一还清债就走人。我会耐着性子在一家家企业和机构组成的“现实世界”中挖一条密道，等钻出密道的那一天，我的身体不再备受束缚，我的灵魂不会继续麻木。 我的目标简单明了：尽快还清欠债。 眼看毕业的日子逼近，工作依旧没有着落，我只好给冻脚镇营地的经理打电话，碰碰运气。之前听说有个导游明年夏天不打算回冻脚镇了，我便问经理能不能让我顶上。经理答应了。我深深松了口气，赶忙道谢。 回阿拉斯加看起来是迫于无奈，我这样说服自己：冻脚镇的工作环境非常适合还债。因为连最近的购物中心都在250英里开外（完全打消了我购物的念头），没有手机信号（话费全省下了），而且包吃包住（不必花伙食费、房租和水、电、取暖费）。听经理说，当导游还有机会挣小费呢，虽然时薪才9美元。如果乘飞机直达冻脚镇，在那儿多待一段时间（不止几个月），省下频繁往返的交通费，也许——只是推测——我能攒一笔可观的收入还债。 被二十五家报社拒绝后重返冻脚镇，表面上看是形势所逼，但我觉得这是天赐良机，是一个令人心喜的巧合，即便冻脚镇地处偏远，薪水又不高。 导游。听起来不错。 “我要去阿拉斯加当导游啦。”我告诉爸妈，语气挺自豪的。 “哦，不，你不是认真的吧……”他们一点都提不起兴趣，“你要正正经经地找份工作啊。” 可我根本没有“正经”工作的机会，即使有，也太晚了，而且冻脚镇之行让我兴奋雀跃，那里可没有狭窄的办公室隔间。我能带着游客一览道尔顿公路沿途的风光，乘筏子顺着科尤库克河漂流。我畅想自己领着一群天不怕地不怕的旅行者翻过陡峭的山峰，穿过急流险滩，在崎岖的山道上七拐八弯，招呼他们立刻回旅行车避开危险的岩崩……真希望偏远的环境、冒险的工作和我曾经效力过的冻脚镇小营地能让我体会到一种近似自由的感觉，让我暂时忘却债务的烦恼。至少，我当时是这么想的。 5月的一个下午，我正式毕业了。典礼主持人终于结束了冗长的演讲。我一点儿也提不起精神，更不想把学士帽高高抛起——那是胜利的欢呼，是重获自由的庆祝。对我而言，大学毕业绝不是一个值得庆祝的解脱，只是我刚刚履行完的一项义务，紧接着我又要面对另一项义务了。我望着前面的路，心里既害怕，又犹疑。 隔天，我登上飞机直奔阿拉斯加。 第四章 冻脚镇的导游 2006年夏 阿拉斯加州，冻脚镇 负债：32,000美元 摊开手掌，缓缓地抚过北极圈的地形图，你能看到平缓的绿色山峦滑过掌心；湿润的苔藓与莎草时不时掠过指尖；云杉树这儿一丛，那儿一片，把指腹扎得痒痒的。你很可能会停下来，好奇地打量一个突兀的小点，它就像颗丑陋的怪痣，莫名其妙地点在北极圈雪白的大地上。这就是冻脚镇。 时至今日，冻脚镇仍然只有一家轮胎店、一间餐厅、一个小小的邮局、一个家庭经营的丛林飞机客运站、一个国家公园管理站，当然，还有一家名叫“页岩溪”的汽车旅馆。去年暑假，我和保罗在那儿打扫过五十二间客房。这家旅馆的住宿条件简陋得很。每次打开房门，随和的客人会一笑而过，暴躁的则会忍不住地低声咒骂。客房的所谓设施包括石棺大小的洗手间、被烟头烧得千疮百孔的地毯、纸卡一般薄的木板墙，床罩的颜色是早已过时的“迷幻”橘红。 旅馆的布局很怪，房间以一种古怪的角度延伸出去，随意得就像高空坠下的废弃物。旅馆周围还遗留着工业时期的废旧建筑，处处可见破败的采矿设备、生锈的挂车和卡车。汽车旅馆和餐厅之间是一片宽阔的停车场，停车场的地面坑坑洼洼，满是烂泥，里面并排停了好几辆半挂车，看起来好像一串串法兰克福香肠。20世纪80年代，一些卡车司机会把没用的空车厢丢在冻脚镇，结果那些车厢成了现在的餐厅。乍一看，这样的建筑还挺有特色，但掩饰不了营地里丑陋的工业残迹。 数千年来，印第安人和爱斯基摩人在布鲁克斯山脉自由地漫步、宁静地生活，直到淘金热兴起，阿拉斯加的土地上才建起永久性住房，城镇乡村拔地而起。怀揣着发财梦的冒险家们纷纷涌入育空河的支流——克朗代克河，闪闪发光的金子为这条曾经默默无闻的河流赢得了“财富源泉”的盛名。来晚的淘金客只好深入到阿拉斯加的荒野，渴望发掘新的矿脉。他们的探险催生了许多新兴城市，1898年建成的冻脚镇就是其中之一。 全盛时期的冻脚镇有七家酒吧、一家赌场、两家紧靠公路的旅馆、一间邮局、十家妓院。到了1912年，淘金客把能挖的金矿都采光了，只好拆掉木屋，把木材沿河运到17英里外的新聚居地——智叟村，现在还有人在村里长期生活。 20世纪70年代，荒废的冻脚镇再次焕发生机。石油企业斥资，在阿拉斯加修建运输管道，并且在冻脚镇附近建了一座营地安置工人。石油管道起于普拉德霍湾油田，绵延800多英里，通往阿拉斯加南部海岸的不冻港——瓦尔迪兹。为了方便施工，石油企业还修建了一条416英里长的土路，取名为“道尔顿公路”，它连接着费尔班克斯和普拉德霍湾。冻脚镇就在两地之间，自然成了最理想的卡车停靠站点。现在，北极圈内一年四季都有人居住的地方屈指可数，冻脚镇就是其中之一。 在游客众多的夏季，冻脚镇的常住人口约有35人，是其他季节的三倍。这些人大多是来打工赚学费或者还学生贷款的大学生、研究生，也有少数四处漂泊的中年流浪汉，他们靠打季节性零工谋生，干几个月就换一个营地。 等夏季工到齐之后，我们聚在河边，用一大堆草席和浮木升起篝火，拿起廉价的威士忌“对瓶吹”。去年夏天共事的伙伴们都回来了，其中就有乔丹。他30多岁，体格粗壮，皮肤黝黑，是营地的维修工。乔丹出生在印度，在阿拉斯加长大。他有22个兄弟姐妹（其中15个是领养的），都在冻脚镇南边的小村子乔伊村长大。 洗碗工雷也回来了。他就住在我隔壁房间，今年三十出头，是来自德克萨斯州的老挝后裔。雷是个酒鬼，还有些神经质，不论早晚，不管几点，我都能听到他大口吞咽威士忌时候自言自语的声音。每天晚上，他都会醉醺醺地踢开走廊的门，双手好像各扛了一挺隐形机关枪，嘴里还“突突突”地模拟着枪击声，随意“扫射”。 我的另一位邻居是18岁的服务生艾弗里，他来自犹他州的城郊，去年一整个夏天都沉迷大麻，萎靡不振。和雷相比，艾弗里待人亲切友善。他偶尔弹拨吉他的乐音、抽水烟时枪吞云吐雾的声音稍稍抵消了雷令人不安的噪音。 我们的木匠名叫科诺，他留着络腮胡，肌肉发达，活像从漫画《大力水手》里跳出来的人物——大力水手的情敌布鲁托。科诺几乎把自己的私家“军火库”搬到了冻脚镇，还常常带着自动武器到营地后面的土堆“秀”枪法。 同为导游的查德今年33岁，留着一把红色的胡须，他机智风趣，人见人爱，就像家喻户晓的喜剧《欢乐时光》里最酷的人物方兹。他也是极少数一年四季都待在冻脚镇的居民。旅馆后头是查德的“狗场”，那儿住着30头阿拉斯加哈士奇，入冬以后，查德会乘着狗拉雪橇出门。 娜塔莉亚是营地为数不多的女员工之一。她21岁，是来自厄瓜多尔的留学生，在旅馆当保洁员赚学费。有一天，她穿着白色的裙子来宿舍找我，问我想不想练习西班牙语。 冻脚镇一带还有几个住户，但最让我好奇的却是一位70多岁的老人。他叫詹姆士，是国土管理局的员工，负责清扫道尔顿公路边的户外洗手间。我有几次起得早，碰巧看到詹姆士穿过冻脚镇的身影。他留着又长又卷的雪白胡子，瘦得就像一根竹竿，他的脚步非常快，略微有些摇晃，就像踩着两根高跷一样。冻脚镇这么小，就那么些人，却没一个人跟詹姆士说过话，这不禁勾起了我的好奇心。我还打听到一些关于他的奇闻，比如詹姆士吃得很怪，除了天然的有机食物，其他的一概不吃；他住得也怪，营地边有一小丛云杉树林，那儿停着一辆1980年款雪佛兰“巨无霸”越野车，据说那就是他的“家”。 我的工作就是开车载着游客沿道尔顿公路浏览布鲁克斯山脉的风光，每趟6个小时。这个项目名叫“北极山地探险游”，非常容易误导游客，其实他们除了解手，根本没机会下车走动。即便是解手也不太方便，只有往北开的路段有两间户外洗手间。带队之前，我很担心游客对名不副实的“探险”感到失望，也对我这个导游失望。他们想象中的导游大概是见多识广的户外运动健将，留着粗犷的络腮胡，头戴宽边探险帽，一路带队避开危险的野兽，深入神秘的山地，对北极苔原的各种动植物如数家珍吧。可现实却让我大吃一惊。没有一个游客提出异议。他们从自家出发到冻脚镇的途中已经在游轮、巴士、飞机、火车里待了很久，区区6个小时的“观光之旅”实在没什么大不了的。 经过漫长的航行，游客们走出荷美游轮或公主游轮，脚步一深一浅地晃上巴士，根本不知道他们身在何处，也不知道谁是此行的导游。有一次，一个头发花白、80多岁的老太太用拐杖气势汹汹地指着我的鼻子尖叫道：“我到底在哪儿？！他们从来不告诉我下一站去哪儿！”用另一位导游的话说，许多游客胖得“要用起重机才搬得动”。上下车的时候，一位来自澳大利亚的女士臀部时不时卡在车门那儿动弹不得，她不得不喊我帮忙——用力把她推进车子、推出车子。 观光路上，我为游客们讲述用心搜罗的资料，比如冻脚镇的兴衰变迁、北极动物的生活习性、布鲁克斯山脉的成因和地理环境。我们还会指着窗外的风景谈论一番，偶尔看到驯鹿的身影在山间一闪而过。我一直很疑惑，在游客心中，旅行就是这种走马观花式的指点和谈论吗？我始终觉得，真正的旅游需要主动去探索、去冒险。可那种探险绝不是他们想要的休闲方式。 我不由自主地同情这些游客。许多人忙于工作或家庭琐事，每年只有短短几个星期的假期；许多人只能承担短期旅游的费用；还有些退休的游客，辛苦工作了大半辈子，或许攒够了钱，却已经没精力和体力尽兴玩乐了。 第一次带队后的两个星期，我在邮箱里收到了第一笔工资。我深吸一口气，打开支票，上面写着300美元。 “行，还不错。”我对自己说，“贷款就剩31,700美元了。” 刚刚入夏那阵子，游客还不多。5月份的时候，我一个星期上40个小时的班，主要是接受导游培训，还要练习划动一艘蓝色的大木筏。到了6月，我已经独当一面了，能开着白色的观光车带领40位游客沿道尔顿公路观光，划着木筏，顺着科尤库克河游览。那时，我一个星期得忙50个小时，赚了些加班费。7月的时候，我的工作时间猛增到一个星期60个小时。虽然我很乐意多挣一笔，但难免觉得闲暇时间越来越少，有些可惜。再说8月份吧，工作时间已经延长到了一个星期70个小时。因为有几个同事辞职，我不仅仅要当导游，还得兼做厨工，帮忙搭帐篷屋，好赶在新员工到来之前准备好宿舍，有时也帮忙保洁员打扫客房……有一段时间，我凌晨5点就得起床，忙到深夜11点才下班。我曾经把阿拉斯加的冻脚镇当作避难所，梦想着远离朝九晚五的日常工作，结果却发现这里与别处并没有什么不同。 承认厌倦工作，无异于对上帝不敬。人们确实常常抱怨加班，抱怨一天工作12个小时，为正职和兼职之间的冲突而苦恼，感叹早班夜班“连轴转”的辛劳，但这类牢骚多半是一种委婉的炫耀。许多人对繁忙的工作感到自豪，好像要进步、想成就一番事业，就必须牺牲休闲的时间和充足的睡眠，放弃我们真正感兴趣的事情。 也许，我不该对任何人吐露真心话，说自己讨厌工作，讨厌每天一大早就要起床干活，讨厌唯命是从，讨厌花那么多时间为别人卖力，讨厌虚度岁月，讨厌一年年重复同样的生活——这些话在别人听来显得那么自命不凡、忘恩负义、无病呻吟。 我这么说，并不是感觉自己有多么超凡脱俗，也不是武断地把工作定位为一种“屈尊降贵”的谋生手段。我只是觉得自己的生活挺傻的，花十年时间做自己不喜欢的事情，再把所有工资都投进看不见、摸不着的大学教育里——不傻吗？十几岁的青少年单纯地想上大学充实自己，将来做对社会有益的事，到头来却发现自己不知不觉地背上了沉重的债务——我认为现在的学生贷款制度并没有做到公正、透明。尽管如此，我也知道自己既然借了钱，就有义务还清。 我从没像现在这样痛恨工作。现在，比以往的任何时候都恨。因为我的处境实在太可悲了：读了五年大学，义务做了两份实习工作，欠了32,000美元，却不比读中学时更有本事，照旧只能做低技能、低要求、低收入的工作。 虽然我的老板很不错，同事很不错，我手头的工作却不是一份好工作，它既不能帮我提升能力，改善社会经济地位，也不能让我成长，助我进步。忙碌了一整天后，我找不到那种由衷的自豪和满足，没法拍着胸脯说，我做了一件很有用的产品，或者提供了有价值的服务。我从事服务业，服务的宗旨就是为顾客提供奢华的享受，满足顾客的所有需求。归根结底，我的工作毫无意义。 我觉得工作——至少我目前的工作——并不是一项崇高的事业。我只是把它看作赎罪的苦修。18岁那年我还懵懵懂懂，轻率地做了一个决定，现在要付出代价了。我梦想着过自由、独立的生活，登山、看书、冒险，现实和梦想之间却横亘着工作这个毫无意义的苦差事。我并非不知感恩的人，也知道找工作有多么不容易，但眼前这份工作并不能让我感激涕零。我祈祷自己能够做更有意义的事，过更有意义的生活。 数百万大学毕业生还在为找工作犯愁。我大可以安慰自己：你已经够走运了，至少有活干，有钱赚。还有许许多多同龄人流离失所、饥肠辘辘，甚至罹患艾滋病，饱受病痛折磨；在非洲的某些地方，还有许多年轻人不得不拿起武器，在战火和硝烟中艰难求生。和他们相比，我所谓的“逆境”简直和“天堂”无异。可我不愿意这样“往好处想”，不愿听天由命、逆来顺受。我要直面苦恼、愤恨，不甘心安于现状。我想，“不安分”是我摆脱债务和工作的唯一动力。 就这样，我忙得既没有时间登山、远足，也没时间看书、听讲座。每个双休日，员工们都会在河岸边聚会狂欢，我也开始借酒浇愁，不醉不归，这才能把欠债、工作和其他烦恼都抛在脑后。6月的时候，我的23岁生日到了。大厨卡尔拉送给我一条丁字裤，这是她用天鹅绒和北美麝鼠的皮毛亲手缝的，那只麝鼠还是一位本地猎人用陷阱捉到的。卡尔拉曾经给营地的每一个男员工都取了类似脱衣舞男的绰号，我的绰号是“丁字裤肯尼”。第八杯美乐牌啤酒下了肚，我禁不住大家的鼓动和尖叫，在牛仔裤外套上了丁字裤，好像“山寨”版的北极超人。尽管我有“每周一醉”的经历，但宿酒醒来还是口干舌燥，头痛欲裂，胯下还套着那条灰色的鼠毛裤衩——我真的想不出这样的生活有什么前途。 我把气全撒在了债务上。这笔钱就像一座高峰等着我征服，像电影里的大反派等着我消灭，像一头恶龙等着我击败，像《唐·吉诃德》里的风车等着我推倒。我把债务看作阻止我真正去生活的敌人。它盘踞在我的脑子里，榨干了我挣的每一分钱。我什么东西都舍不得买，银行里也没有一分存款，一领到工资就还钱。看着债务一点点减少，我会兴奋地尖叫，就像逮住了正在吸血的蚊子，忍不住扯掉蚊子腿一解心头之恨。 “北极山地探险游”结束后，我会载着游客回冻脚镇，途中在智叟村稍作停留。智叟村在冻脚镇北边13英里，最初是个矿村。20世纪30年代，智叟村有375个爱斯基摩人，还有一些白人住户。现在村里的住户只有15人，他们还保持着原始的生活方式：捕捉驼鹿、驯鹿、大灰熊和北美大白羊；自己种菜，采摘蓝莓和蔓越莓。他们利用太阳能、风能和柴油发电机发电，砍伐桦树，建成结实的木屋。 村里的许多木屋还是“大淘金”时代遗留下来的呢，年头不小了。木屋的正门上方挂着驼鹿角，屋顶是用草皮、木板和生锈的油桶锡壳搭起来，仔细一看，有些人家安了太阳能电池板。木屋旁紧挨着猎物储存室，远看仿佛踩着高跷的迷你木屋，四周环绕着大丛大丛的树莓和一大片蓝色的翠雀花。菜园里种着一颗颗饱满的结球莴苣，一丛丛鲜绿的叶子下面埋着马铃薯和胡萝卜，这些蔬菜要伴随村民度过漫长的冬季。我的老板聘请了智叟村的一位居民为游客展示当地自给自足的生活方式。 这位民俗导游就是杰克·里科夫，他快50岁了，看起来却像个35岁的壮实青年。他的身上有一种淳朴的乡土气息，衣着打扮也极具当地特色：脖子上戴着一条野狼牙做的项链，皮带扣是用北美大白羊的角做成的。杰克在智叟村长大，从小就在北极圈的树林里来去自如，打猎、设陷阱不在话下，下河捕鱼也是手到擒来。年少时，杰克曾到安克雷奇市的阿拉斯加大学读了一学期的生物学。但他很快发现，课堂上教的书本知识远不如他从前体验到的丰富、实用，户外生活才是最好的老师。于是，他回到智叟村组建家庭，在北极圈的大地上过着自给自足的生活，再也舍不得离开。 杰克会领着游客参观智叟村，并邀请他们到自己的小木屋做客。屋子有两个房间，陈列着几个羊头标本和一个大灰熊的头部标本。墙上挂满了杰克一家的照片，天花板上贴着阿拉斯加州的地图。屋里满溢着一股独特的气味，混杂着煤烟味、煎驯鹿肉的味道和人体的气味。每天，我都会和游客一块儿听杰克讲述自己的生活。我感觉自己仿佛回到了上小学的年纪，怀着强烈的求知欲，默默地吸收杰克说的每一条北极生活经验。他拥有全国最北端的菜园，园子里种着好几百磅的马铃薯、卷心菜、盘菜、甜菜根、甘蓝菜和胡萝卜。北极的夏夜有些冷，杰克会在蔬菜顶上罩一层透明的塑料布，还用帆布建了一个简易的大棚，里面种着西葫芦、西红柿和辣椒。杰克在木屋底下挖了个地洞，气温一整年都维持在40华氏度左右，当作天然的冷藏室，过冬吃的蔬菜都保存在那儿。他把成材的树木砍下来，存上几年，等木头彻底风干后再用来烧火；他会做陷阱捕猎，出售野兽的皮毛，下河打鱼吃，自己动手修理各种机器。为了贴补家用，在夏天的旅游旺季，杰克每天会用一两个小时的时间接待游客。 我简直“爱”上这个男人了，这种仰慕之情可是生平头一次。 我嫉妒杰克的生活方式。这种生活状态让人独立、敏锐、坚强、健康，而不是一天到晚盯着道琼斯指数和失业率，忙着打卡上班、应付老板。杰克的工作集劳动和休闲于一身——工作即生活，生活即工作。他每天都在劳动，每天也都是假日。他不用做那些“闭门造车”的工作，也不必为道德有问题的大公司卖命。他在自己的土地上劳动，靠自己的双手养家。 冻脚镇和智叟村相比，就像地球的南极和北极；我和杰克相比，也像电池的正极和负极——迥然不同。冻脚镇的吃穿用品全靠一辆辆货车从费尔班克斯市拉进来，智叟村却能自给自足；在冻脚镇打工的人全是负债“奴”，智叟村的居民大概是世界上最自由的人了。这两个地方代表着截然不同的生活和工作方式，一边是我正在过的生活，另一边是我渴望过的生活。 虽然赚了不少加班费，但我的基本工资还是9美元一小时，我常常想，自己当初决定来冻脚镇，究竟是对是错。如果求职时再卖力点，我是不是能找到份薪水更高的工作，是不是老早就还清贷款、恢复自由之身了？不过，我还债的速度已经比预想的快多了，这多亏我妈妈帮忙，把利息最高的一笔商业贷款（17,000美元）转到了她的免息信用卡上（拥有完美的信用记录才有资格申请免息信用卡）。换句话说，这笔钱不必直接还给银行，只要打到我妈账上就行了。这对我来说简直是天降福音，既不必担心利滚利，也不会给妈妈带来任何麻烦。 除了欠银行的17,000美元，我还借了15,000美元的政府贷款。还款方式很简单，月供会从我的存款账户自动扣除。我想先把钱还给妈妈，所以政府贷款这边就选择了最低的还款额度（每月扣除114美元，其中利息占了一半）。每周一领到工资，我就会把支票寄给妈妈，请她转到无息信用卡账户还债。事情一直照我的计划顺利进行。转眼间夏季过了一半。有一天，我在营地的公用电脑上打开自己的网络银行账户，吃惊地发现妈妈竟然没有把钱打到她的信用卡上，反而全都存到了我名下。这里面的每一张钞票本该像我亲手挑选、精心训练的斯巴达战士一样，英勇地上阵杀敌，把生死置之度外；如今，它们却好端端地留在我的账户里，像醉生梦死的水手终日无所事事，只知道打架取乐。我立刻打电话给妈妈，急着搞清楚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我看到你签收了我寄的支票，”我尽可能稳住心神，继续对着话筒说，“但钱并没有还上，怎么会这样？” “哦，我把钱都存到你的户头了。”她柔声安慰我，“我觉得你自己得存一笔钱以防万一。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啊。” “哪有什么‘万一’啊！拜托了，妈，你先帮我把债还了吧！” “不行。你手头得留些钱备用。” “我自己赚的钱，不能自己处理吗？” “肯，你要是出了意外怎么办？你现在连医疗保险都没上。你也知道，我和你爸没多少积蓄。” “我不在乎！先把债还上就好了。我求你了妈，求你了，把钱转给银行吧。你根本想象不到，这笔债都快烦死我了。我知道你觉得这有点夸张，但我真的要把债先还了，别的事情都得靠后。” “肯，你已经赚了不少钱了，还有什么可烦的？” “我也说不清楚……拜托，你先把钱转了吧！” “不行。你真的得存——” “先还债！”我大声叫道，“再这样下去我非得疯了！” 第五章 育空河畔的垃圾工 2006年秋 阿拉斯加州，育空河营地 负债：24,000美元 作为导游，我先开车带领游客观光布鲁克斯山脉，再把他们送到智叟村介绍给杰克，接下来要撑着一条蓝色的大木筏，载着游客，沿着科尤库克河游览两个小时，最后回到冻脚镇。科尤库克河的水流和缓，撑起船来比较轻松，只是最后一个拐弯过后，水流一下子急了不少。 有一次，我载着六位退休的游客顺流而下。接近最后一个弯道时，我抓住纤绳，从船侧跳上河岸，一脚踩在碎石堆上。那天的水浪很猛，拍得船身一震，我被绳子的惯性扯进冰冷的水里，但这没什么大不了的，只是弄湿衣裤而已。我很快定住身形，把船停稳了。没想到，随后发生的事大大出乎了我的预料。在回冻脚镇的旅馆前，那六位游客面带歉意地瞧着我湿淋淋的裤子，每人给了我20美元的小费。我吃惊地盯着手里的一叠钞票，心里升起一股敬畏感。 这次经历给我上了一堂很重要的课。 打那以后，每次在木筏接近终点的时候，我都会假装冒着生命危险，吃力地把筏子拖到岸上，确保自己被河水打湿，有时甚至整个人泡在河里，一边拉船一边大喊道：“大家都坐稳了，危险！” 然后，一张张小费就会像科尤库克河有力的水花一样，源源不断地涌进我的腰包。每天晚上一回到宿舍，我就翻出白天挣的一叠小费清点，里面大多是5元、10元和20元的钞票，运气好的时候，甚至会冒出一张50元的。于是，我开始卖力地工作，很快练就一副敏锐的眼神，能轻松指出藏在云杉树丛里的驼鹿。我对游客说的笑话报以热情的笑容，还把自己登蓝云峰的故事绘声绘色地讲给他们听，也懂得在他们生气的时候乖乖闭上嘴巴。我虽然天性羞怯，却把这份导游的差事干得有声有色。不少游客的年纪跟我的爷爷奶奶相仿，看得出来，他们也把我当成了缺钱用的乖孙儿。虽然我对这种赚钱方式心存歉疚，但我知道这一番表演也让游客们感到了满足。 有时一天下来，我能挣到200多美元的小费。我一遍又一遍地点钱，把正面朝上，一张张叠好，用橡皮筋扎成几叠，藏在床垫下面。夏季过去的时候，我已经可以躺在3,000多美元的现金上面睡大觉了。既然已经还了8,000多元的学生贷款，这3,000块钱就留着自己花吧。 我趁着旅游旺季卖力地赚钱还债，乔希那边的境况却不怎么乐观。他的学生贷款高达58,000美元，其中大部分是向银行借的，利息很高。最糟糕的是，他找不到工作。 我听说，有些毕业生申请延期一两年再还债，因为还想继续深造，或者是找不到工作、生病了，当然，也可能是纯粹想偷懒。无论原因如何，结果都一样。等他们真正开始还债的时候，债务已经不知不觉地涨了两倍。如果乔希像他们一样放任不管，58,000美元转眼就会变成天文数字。 求职之初，乔希还信心满满。毕竟他在大学里表现出色，学士学位再加上一年的研究生学习，足够找一份年薪30,000出头的白领工作。 一开始，乔希应聘的都是自己喜欢的岗位，比如在非盈利性机构工作，虽然待遇一般；又比如到一所专为问题少年开设的学校担任咨询师……但他怎么也没想到，第一轮投的简历竟然全都被拒了。这个结果让乔希如梦初醒，猛然看清了现实有多么严峻——尽管学业无可挑剔，与他旗鼓相当的求职者却像野草一样满街都是。一个毫不起眼的文科生，只能向大大小小的企业低头求援，巴望着找份工作，早日还清高额的学生贷款。可是，一家又一家企业不是嫌乔希资历不够，就是觉得他经验太少。在这种状况下，乔希也不得不降低期望值了。 收件人：肯·伊格纳斯 发件人：乔希·普鲁因 时间：2006年8月21日 标题：回复：乔希的求职近况 非要找到工作不可！我下定决心。现在的我天天瞪大眼睛，一条条地搜索网络上的各种招聘信息，疯狂的程度就像在百货商城里丢了孩子的妈妈一样。我甚至都没看清自己打开的那些网站，就应征了一家出版社和一家医疗保险招募公司的销售员职位、美国第一大商业银行美国银行的反欺诈分析师，还有阿默普莱斯金融服务公司的财务顾问。你要问这些工作到底是做什么的，我也是一头雾水！明明最痛恨银行业，偏偏得求银行收留我，申请的还是“食物链”最底层、最可悲的小职员。一想到要为这种公司卖命，我就觉得恶心反胃。最后，乔希还是坚持寻找与理想相符的工作。于是，他搬回爸妈家，省下了房租，一边继续海投简历。一晃几个星期过去，工作还是杳无音讯。 收件人：肯·伊格纳斯 发件人：乔希·普鲁因 时间：2006年9月15日 标题：关于冻脚镇，以及灰暗的前程 我急着摆脱眼前的困境，真的不能再原地踏步了。现在，债务越积越多，就像一头饿红了双眼的美洲狮咆哮着向我扑来，我却傻傻地待在原地系鞋带。人生的下一步究竟该往哪儿走，我必须立刻想清楚。你我似乎都没遇到过这样的情况，也没想好今后的道路——这种无所适从的感觉真是糟透了。欠了一屁股债，还得烦这些事儿，我都快急疯了……身旁的阴云始终挥之不去。一个星期后，乔希又给我发了封邮件…… 收件人：肯·伊格纳斯 发件人：乔希·普鲁因 时间：2006年9月15日 标题：回复：关于冻脚镇，以及灰暗的前程 该死的，我得找份工作，我得找条出路，我得搞清楚这他妈的人生该怎么办！可我他妈的办不到，我他妈的总是被人挑三拣四嫌这嫌那，再这样下去我他妈的要气炸了，操操操操操操操操操操操操操操操操操操操操操操操操操操操操操操……几天之后…… 收件人：肯·伊格纳斯 发件人：乔希·普鲁因 时间：2006年9月25日 标题：四处碰壁的求职之路 亲爱的朋友，我站在十字路口，不知该往哪儿走。我一拖再拖，迟迟不愿应聘那些工作，迟迟不愿向生计低头。销售实习生？真恶心……我以前竟然把这种活儿和当兵相提并论……实话实说，我已经开始考虑参军的事了，我宁可上战场也不愿做推销员。之前我跟你说过当兵的主意，还说，真到了那一天，你一定得一巴掌把我拍醒……呃，没想到这一天真的来了。再过几天，我就要一条道走到黑了。拜托你尽快回复，告诉我你是怎么想的，越快越好……当兵？乔希要当兵？！你能想象得出来吗？乔希的偶像可是美国“现代消费者运动之父”拉尔夫·纳德（Ralph Nader）啊！把乔希扔到战场上，就像把素食主义者丢进屠宰场，让女权主义者到渺无人烟的极地去做演讲。眼下的山姆大叔可不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善茬——见鬼的，我们卷进了一场又一场战争！当兵？难道乔希真的被逼到这一步了吗？ 我该说什么好呢？虽然找了一份工作，开始还债了，可我真的有资格对乔希的人生指手画脚吗？但我也担心他困在狭小的办公室隔间里，或者更惨——在遥远的喀布尔被子弹打中，和坠毁的直升飞机一块儿为国捐躯。 我回了封电子邮件，问乔希愿不愿意来冻脚镇工作。乔希收信后马上跑去冲了个热水澡，然后冲出来，兴奋地回复道：“好，你说得对。我能做些什么？” 有了工作的保障，我的境况比乔希稳定许多。旅游旺季虽然结束了，卡车司机经常光顾的小餐厅却是全年营业的。我打算留在冻脚镇当夜班厨工，再干八个月。 冻脚镇包括我在内仅有三个导游，整个夏季，大家天天都在加班加点地干活。作为犒劳，一个休息日，营地经理邀请我们三个和他一块儿去南边的港口城市瓦尔迪兹参加阿拉斯加州政府举办的旅游业年度大会。即便没打算在旅游行业长久地发展下去，我也觉得借此机会休个短假放松放松挺不错的。果然不出所料，大会上有精致的餐点、专题研讨会、圈内社交，还有许多励志演讲会。一位名叫鲍勃·艾布拉姆（Bob Abrames）的加拿大励志演讲者吸引了我的目光。他今年54岁，曾经是一家旅行社的CEO，演讲海报上称他为“世界上最棒的船夫”。于是，我决定去听听他的演讲，虽然我也不清楚自己到底期待什么。 这位船夫光秃秃的脑袋灯泡似的闪闪发亮，下巴上蓄着一把散乱的灰色胡须，好像一个门诺派教徒（16世纪起源于荷兰的基督教新派，反对服兵役，主张俭朴地生活）。他的双目炯炯有神，仿佛能把人一眼看穿，还没开口就吸引了我的全部注意。 “有人知道这是什么吗？！”他高举起一条长长的红色围巾披在自己肩上，继续说道，“这就是船夫的腰带！”他一边说着，一边大步走到讲台的另一端向大家展示，“这是加拿大船夫特有的标志！” 鲍勃介绍，加拿大船夫好比美国的山民，只不过他们使用的交通工具是独木舟。那里的船夫习惯就地取材，经常划着桦树皮制成的独木舟往来于江河湖泊之间，将野兽的皮毛运到加拿大东岸的一座座城市，再将一批批货物运回西部的山野之中。 “2005年！”鲍勃高声喊道，“2005年，报纸上登了一篇文章，文章是这么说的：‘招募船夫九人，驾桦树皮独木舟，从蒙特利尔到温尼伯湖。露宿野外！不搭帐篷！禁用防晒霜！禁用卫生纸！禁用牙膏、牙刷！只带一条裤子，一件衬衫！’伙食仅限水煮豌豆、腌猪肉！航行一百天！” “你们猜我是怎么说的？”鲍勃夸张地问道，他顿了顿，扫视听众，接着喊道，“天哪，太棒了，我要去！” 2005年的整个夏天，鲍勃按招募启事上的要求，原模原样地模仿了18世纪的加拿大船夫。他们抛下所有的现代化装备，穿上古代船夫的装束，重拾传统的航行和生活工具，驾着桦树皮独木舟在弯弯曲曲的水道间穿梭，一天要划整整十个小时。鲍勃和伙伴们的复古航行经历被拍摄成了十集纪录片《目标西北方》（Destination Nor’Ouest），片子一播放就在加拿大法语区引发了收视热潮。 在接下来的一个小时里，鲍勃和我们分享了那趟航行的见闻和感受。他提到急流、冒险和牺牲，“危乱之中的坚忍不拔”，还有荣耀。天哪，荣耀！我不清楚划船旅行怎么会和“荣耀”沾上边，但鲍勃的演讲已经让我着迷了。最后，鲍勃宣布明年夏天还要组织一次航行，他会亲自领队，现在还需要三位船夫同行。（听到这个消息，我心里立刻欢呼：天哪，太棒了，我要去！） 可是，没多久我又想起了那笔债。我怎么可能在明年夏天之前还清所有的学生贷款呢？ 演讲结束了，一大群听众和我一样深受感染，纷纷上前围住鲍勃和他握手，卖力地自我介绍。要是从前，怯懦的性子一定会打着退堂鼓，困住我前进的步子，逼我默默退缩。可这一回，我发现自己拼命挤过人潮，挤到了鲍勃跟前。 我一把抓住鲍勃的手，斩钉截铁地说：“鲍勃，我就是你要的人！” 回到冻脚镇后，我还沉浸在听演讲的兴奋劲儿里头，偏偏又不能丢下债务，任性地跑去划船旅行，只好重新把精力投在还债的大业上，心想，只要还清贷款就能自由地冒险了。 在瓦尔迪兹开会时，经理提到，冻脚镇南边120英里的育空河营地冬天要关闭，他急着找人把营地清理干净。这可是桩苦差事，没人愿意接。我告诉经理，我的朋友乔希正在找工作，只要薪水合理，他什么活儿都能干。经理立刻拍板同意了。紧接着乔希就飞到了阿拉斯加，我们熊抱了好一阵，开车一块儿到了育空河营地。 育空河营地是个废弃的工业营地。拼魅力的话，这里会让经历过纳粹大屠杀的幸存者想起阴森森的集中营。在这种地方工作，患上抑郁症也不奇怪，即使回寝室看到半疯半癫的室友用内裤的松紧带上吊自杀，也毫不稀奇。 育空河营地距离1，980英里长的育空河仅仅一箭之遥。营地有一家小小的餐厅，一间用输油管道的拖车改装而成的汽车旅馆，还有一间废弃的轮胎店，那儿简直就是恐怖电影里大屠杀的完美布景。营地四面的亚北极圈地带原本景色壮美，叫人惊艳，谁知秋天时一场惨烈的森林大火把周遭烧得鬼气十足，原本郁郁葱葱的云杉林也被烧成了一片黑压压的豪猪刺。营地里有十个季节性临时工，宿舍是常规大小（要不是临近的柴油发电机不停地制造恼人的轰鸣，这里的居住环境还称得上舒适呢）。冻脚镇的员工总把育空河营地戏称为“监狱”，固然是因为害怕被发配到这儿干活，但更主要的原因是这儿的空气里弥漫着金属特有的冷酷和肃杀，这里的员工总是面带煞气，眼神冰冷——乔希和我都不敢随便对上他们黑洞似的瞳孔，生怕一不留神就被吸了魂魄。 育空河营地曾在2004年名噪一时。那时，一头大灰熊在冬季（歇业期）闯进营地小餐厅，闹了个底朝天。它不仅把一整袋豌豆干嚼个干净，还从纪念品店里拖了一堆T恤衫，搭了个舒舒服服的窝。心疼的老板为了弥补损失，干脆把备受蹂躏的T恤衫包装一番，挂牌卖给猎奇的游客，广告上写着：只有熊穿过。 汽车旅馆的背后立着三个大桶，每个都有6英尺高、4英尺宽。易拉罐、食物残渣、塑料……营地所有的垃圾都要丢进这三个高桶焚烧。每个桶的边缘都停着一群渡鸦，它们你挨着我，我挤着你，没完没了地发出粗厉的哀号，热切地搜索没吃完的汉堡包。 我和乔希来育空河营地就是为了处理“垃圾问题”。首先，我们得把油泼在垃圾袋上，再点火把它们烧成灰炭，省得占地方。接着，把烧得黑漆漆的垃圾铲出来，倒入黑色的工业用大垃圾袋里，开车运到费尔班克斯市统一处理。我们这边忙得够呛，垃圾桶旁的渡鸦老是趁机扯开垃圾袋，再“呼啦啦”飞到远处，“嘎嘎嘎”地大肆嘲笑我们。我们张大嘴巴，刚想回敬几句脏话，就被浓烟呛得咳哑了嗓子。 焚烧垃圾产生的滚滚黑烟简直是世界末日才有的景象，黑烟不断地发出恶臭，好像把旧轮胎丢进融化的猪油膏里用猛火煎炸。我和乔希一致认为这股恶臭不光光会减寿，说不定还会让我们的精子变异，生出第二条尾巴。我被毒气熏得头痛欲裂，没想到乔希比我还惨。我刚把一个烧得焦黑的易拉罐铲进垃圾袋，耳边忽然传来一阵咳喘声，回头一看，乔希正猫着腰痛苦地干呕呢。吐完之后，他用袖子一抹嘴，抬头对上了我的目光，不禁露出一丝笑容，那是一种骄傲中带着失意，可怜中含着无奈的笑。只有我才明白这抹笑的确切含义：至少我们还有工作。 我们和垃圾桶奋战了好几天，接下来的几个星期刷洗手间，洗床单、被罩，把厨房彻底清理一番。我们趴在地上一遍遍地擦地板，把锅碗瓢盆刷干净再消毒。烤架上早已积了一层糖浆般黏稠的褐色油垢，我们用小勺子一点一点地刮下油垢，再清洗金属架。 门外的柴油发电机照旧不停地轰响，可我和乔希浑然不觉，几乎一沾床就睡着了。我们心里有数，辛辛苦苦工作一小时，赚9美元，能攒一笔钱还债。虽然工资不算高，但日积月累，倒也不是一笔小数目。可是，这份工作本身却没有任何意义。干活的时候我总在不停地幻想，想着航行，想着布鲁克斯山脉，想着我尚未谋面的情人们。 站在道尔顿公路旁的育空河营地，我一边捡垃圾，一边顺着公路往南望去——望向费尔班克斯市，望向加拿大，望向美国，望向一大片从未涉足的大陆。有时，公路上有人骑着摩托车，骑着自行车一路奔向南美洲最南端的火地岛，有些人要骑车旅行好几年才能到达目的地。 每隔半小时，就有一辆卡车经过身边。真想扔下垃圾袋，举起大拇指搭车啊。我心里想：我大可以甩手离开这里，离开冻脚镇，离开育空河营地，抛开工作，抛开债务。 我在马路边站了好一会儿，终于伸出手，举起大拇指，感受一下搭便车是什么滋味。我向南望去，眼前，长长的碎石路静静通往远方。这时，一辆卡车轰隆隆地朝我开来。为什么不试试？为什么不离开这儿？我一遍遍地问自己。可是，把我留下的不止是债务，还有别的东西。 卡车渐渐驶进视线。我放下手臂，捡起脚边的垃圾袋继续干活。 第六章 极夜中的厨工 2006年—2007年 阿拉斯加州，冻脚镇 负债：21,000美元 我和乔希把育空河营地的房间收拾干净、上好锁，回到冻脚镇。乔希还会在冻脚镇当一个月的保洁员，我接了夜班厨工的活儿，得一直干到年底。 秋季的第一个双休日，我带乔希到野外远足。这大概是他第一次在高原上徒步旅行吧。我们各自背一个小号旅行包，向一座名叫“十二哩”的山峰出发，它在冻脚镇南边几英里，不算高。 我们穿过一条河。刚翻过河堤，乔希就冲到我前头，使劲儿向山上冲，看那轻松的架势就像在小区里慢跑消遣。谁知不到一分钟，他就扶着一棵云杉树吭哧吭哧直喘气。 快到山顶时，我和乔希像十几岁的男孩一样玩闹地脱掉上衣，跳到隆起的石头上，沿着坚硬不平的山脊一路小跑，一边伸展双臂保持平衡，好像两架飞机展翅翱翔。乔希比我早一步登顶。他一脚踏上最高处的巨石，冲一片蓝灰色的群山高声尖叫。 我从不知道乔希竟然还有这一面。他总戴一副眼镜，平常内向沉默，一看就是研究生。而眼下，他甩开垂到肩膀的乱发，放声大吼，喊声和着回音震耳欲聋，好像彪形大汉振臂一呼，群山也不禁轰然响应——我看到了乔希的狂野奔放，这一面深藏在他多年养成的斯文外表下。 一个星期后，乔希开始独自远足。他登上了蓝云峰、斯诺登山和卡哈布克山，沿着马里恩溪来到了一座瀑布跟前。他站在奔流的瀑布下，任凭冰冷的水流击打肩膀，像逃离了肖申克监狱[18]的男主人公那样，张开双臂迎接自由；又像挣脱了一身沉重的债务，再也不受任何拘束。 但是，冬天就要来了。“页岩溪”旅馆的房间一下子空了，根本不需要打扫。乔希要回尼亚加拉瀑布城的爸妈家中，而我还困在冻脚镇的厨房里。 乔希回家的当天，阿拉斯加的冬天正式登场了。 在美国的大多数地方，季节的变化和缓、自然，仿佛两位久违的朋友聚在一块后，得先握个手，依依话别，约定明年再会。北极圈的情形可大不相同。冬天就像狂野的蛮族，一冲进村镇就把家家户户洗劫一空。这个不速之客一把拎起夏天便往外扔，不等可怜的秋天给大地披上金叶子编成的薄衫，就用鹅毛大雪把世界裹个严实。 白天更短了，夜晚越来越长。转眼间大雪封山，霜冻袭人，凛冬驾着令人窒息的寒风统御着阿拉斯加的大地。这回不仅仅是脚冻，恐怕连“小弟弟”冻掉了都感觉不到。 从4月底到来年3月，这里的气温几乎不超过零华氏度。零下50华氏度已经冷得够呛，但也远远称不上稀奇。冻脚镇南边有个输油管道加压泵站，1971年那里的最低气温是零下81华氏度，创造了阿拉斯加史上最低气温的纪录。 北极圈的冷和别处不同，它的厉害在于无论你套多少件衣服，都能轻松地钻进你的四肢百骸，一路冲上脑瓜顶，叫你疼个没完没了。你的鼻子、耳朵和脸蛋会冻得红扑扑的，没多久又变成毫无血色的惨白，滚汤热水都驱不散这种深入血液的寒意，它仿佛在你的身体里结成了冰，叮叮当当地撞击你的每一块骨头。 但最叫人们郁闷的并不是北极圈的寒冷，而是无穷无尽的黑夜。太阳几乎不露脸，顶多在地平线上打个转，从雪山的缝隙间漏出几缕光亮。从12月2号一直到1月21号，冻脚镇陷入了彻底的黑暗。 我成了营地的流水线厨工，一个星期值五个夜班，每天从傍晚六点干到凌晨两点半。我只做最简单的东西，把汉堡包、炸薯条、涂着面包屑的鱼条放进微波炉里加热，最多再费点力做些煎蛋卷。有时待在厨房里也得穿上爱斯基摩人的风雪大衣，因为供暖系统和墙壁都挡不住无孔不入的寒气。 午夜，我会清理烧烤架，把地板拖干净，整理好冰箱，再锁上厨房下班。我得用钢丝刷刮掉烧焦的汤锅底，用手指一点点掏出堵在水槽U型管里的菜屑，把塞得满满的工业用黑色大垃圾袋扔到门外的垃圾箱里。 我再也不用像做暑期工那样，每个星期干70个小时的活儿，每天从小费里挤出100块钱慢吞吞地还债了。现在我每周赚300美元，全部都能用来还债。到今年12月底，我能还11,000美元，还有21,000美元等着我。 夏秋时和我一块儿工作的同事大多离开营地了。有的回学校上课，有的去暖和的地方求职。我告别了乔丹、科诺、瑞和其他伙计，他们是一群爱疯玩的乐天派，个个酒量惊人，满肚子笑料。 冬季的冻脚镇只需要12个工人，别看岗位少，经理着实费了一番力气才凑够人。因为投简历的人屈指可数，而且大多是走投无路的家伙。这一点也不奇怪。冬天的冻脚镇绝对是地球上最黑、最冷的人类居住地，更糟的是这里的男女比例几乎要向监狱看齐了。（女性在这里绝对稀罕，但也没什么福利可捞。用阿拉斯加人的老话说，她们“选择太多，好货太少”，真是说到点子上了。） 新员工很快各就各位，你一眼就能瞧出他们和夏季那批员工大不相同。这时候来的大多是全职的中年工人，多年的摸爬滚打让他们一个个弯腰驼背，脸上也坑坑洼洼的，带着饱经风霜的痕迹。他们眼睛提溜直转，精光闪闪的，还时不时吃吃窃笑，一副奸计得逞的样子。因为常年没有合法的妻子陪伴、照顾，他们穿着褪了色的紧身虎纹短裤，裤裆污迹斑斑。 就拿黑尔来说吧，他是一个撒谎成癖的家伙。他曾经信誓旦旦地告诉我，他第一次在北极圈远足时亲眼看到了很多青蛙和蛇。他还说，自己曾经在大名鼎鼎的连锁餐厅“苹果蜂”当企业培训师，跟人合伙开了一家信用卡公司，还在特种部队当过兵，可惜巡逻时中枪了——这些话也不算异想天开，但我还是觉得有猫腻。如果黑尔手头真有那么多赚大钱的业务，为什么还要和我一样在冻脚镇做流水线厨工呢？（黑尔个人主页的“职业”一栏正挂着“北极飞行员”的头衔呢。） 再说说维修工莱尼·沃尔特吧。他四十多岁，瘦高个儿，语速惊人，嘴巴一刻都歇不住。他平常是个挺不错的伙计，可是露西一过来，他就像换了个人似的，整日一副怒气冲冲的样子。露西是他的女朋友，美国本土出生，嗜酒如命。沃尔特的房间离我不远，我上床睡觉的时候总能听到一阵阵疯狂又痛苦的尖叫，有时还会被墙那边的巨响吓一跳。也许他们就喜欢“打得火热”，可我总觉得他真的在痛打她。第二天大早，露西会一身狼狈地敲开我的房门，问有没有啤酒。 还有我们的厨师长兼切菜工乔纳森，他的前臂内侧有一道道红色的刮痕；酒鬼木工博伊德和本吉几周前来到冻脚镇，帮忙维修宿舍的管道。他们干完活总会喝得酩酊大醉，然后揪住对方的领子大打出手，最后踢开房门进屋睡觉。（身为木工可以随时修门，这对他俩真是再方便不过了）。 当然，还有几个看起来很普通：汤姆和艾比都是在读研究生，来这儿打工还学生贷款；保洁员贝卡正在攒钱读书；服务员杰西卡之前在捷克教英语，刚刚回美国。不过，“怪人”显然比普通人多。 旅舍的新保洁员凯西是个信奉摩门教的朋克摇滚青年。之前我们聚在一起，给夏季一起工作的同事科诺开欢送会——科诺待人友善，长得很像大力水手的情敌布鲁托。派对结束时已近半夜，不知为什么，凯西突然和科诺起了争执，尖叫着冲向科诺，手里还高举着滑板砸向科诺的脑袋。我在房间里听到过道那边传来凯西的痛叫声，赶紧起床去看个究竟。原来科诺随手挡住凯西的袭击，把他重重摔在地上，拳头像雨点一样砸到凯西扭曲的脸上。 “见鬼的，科诺，到底怎么回事？”我一边走进过道一边问。 “这该死的混蛋用滑板砸我！”科诺吼道。 过道里唯一的目击者是瘾君子艾弗里。他一口接一口地吸烟，淡定地旁观凯西和科诺的扭打，仿佛在欣赏一幅宁静祥和又无关紧要的风景——就像观赏一群小鸟兴奋地围着鸟食和水。 这场打斗最后不了了之。但生活并没有就此平静。每隔几天我都能听到隔壁房间传来的尖叫声、重击声和“嘎嘎嘎”的可恶笑声。 18岁的服务员艾弗里来自犹他州的郊区，他是少数几个值得我信任的新同事。我相信他不会趁我睡觉的时候冲我的脖子捅一刀。在我认识的人当中，还找不到比他更成熟，更亲切，更“嗨”的。他就没有不“嗨”的时候。这么说吧，他总是嗑药磕到“嗨”。不过，从各个方面看，在冻脚镇打工的这段时间已经是艾弗里最规矩的时候了。当服务员显然是他求职路上的一大进步。早在上初中的时候艾弗里就开始吸毒，这显然并不光彩，那时他只能在情趣店里当清洁工，擦洗私人小隔间的墙壁，找不到更好的营生。一切看起来都是艾弗里自讨苦吃，可我不由自主地同情他。听说他很小的时候就被爸爸遗弃了，妈妈又和一些疯疯癫癫的“蕾丝边”扯不清，生活越来越糟，人人都觉得他注定会掉进嬉皮士的世界，成天跟“磕”坏脑袋的瘾君子鬼混。现在的艾弗里确实吸毒——这里的新人几乎个个有毒瘾，但艾弗里是不同的。他把冻脚镇看作改过自新的地方，把自己关进这个天然的隔离站，和乌七八糟的过去一刀两断。这种改变从“头”开始。艾弗里剪去又长又油腻的黑头发，紧接着开始彻底戒毒，不靠任何药物辅助。但复吸是不可避免的，幽闭烦躁症也紧随其后，一块儿折腾艾弗里。有一次，他冲进餐厅大喊自己“肾衰竭”了，那时正巧是我值班。他拨了“911”紧急求救电话，费尔班克斯的接线站让他在线等了半个小时。 还有一次，他走进厨房点餐，我还在灶前忙活，就招呼一声：“嘿，伙计，你想来点什么？” “劳驾来一颗子弹爆头。”他说。 “兄弟，你还好吗？”我问。 “好着呢。你明天轮休？” “是啊。” “哦，如果明天我还剩一口气，咱们就一块儿打发时间吧。” 艾弗里只是渴望旁人的关注，所以我给他想要的关注。第二天，我花了三个小时帮他在线申请阿拉斯加州骑警的岗位，这是他梦寐以求的工作。当然，没有一个警察局乐意雇用艾弗里。警察倒是喜欢在阻挡游行示威时碰到艾弗里这样的嬉皮士，好让他们轻松瞄准，一棍子敲晕，再扔进示威者的车后厢，让他们脸朝下老实趴着。不管结果怎么样，我还是帮他申请了。至少冻脚镇还有人想进步，我也欢欣鼓舞。 其他人似乎越来越堕落了：他们的脸色越来越苍白，睡得越来越久，喝的酒越来越多，很少到户外去，甚至根本不出门。刚刚入冬的时候，人们只是有些沮丧，现在简直是疯了。 莱尼、黑尔和凯西每天晚上都要纠集一帮流浪汉，在宿舍里大声播放刺耳的音乐，大口大口地灌烈酒。而且听小道消息说，各个营地都在私下买卖甲安菲他明（一种兴奋剂）。起初，他们的坏习惯只是叫人讨厌，但毕竟没惹到我。随着日子一天天过去，天气一天比一天寒冷，这里的情形越来越吓人了。他们在同事的车顶拉屎；在零下20华氏度的大冷天，往睡在户外的哈士奇身上浇冷水；半夜喝得东倒西歪，还开着营地的观光车四处乱转。冻脚镇怎么看都不像个安全的住处了。 一次聊天时我告诉服务员艾比，我隔壁的家伙好像得了抑郁症，真怕他自杀的时候子弹会穿墙而过，连我也给击中了。“我是真的真的担心那群人会扑上来对我动手动脚。”艾比也坦言相告。 “要操心的破事真他妈多。”艾比的男朋友汤姆忧心忡忡地摇头道。 一天晚上，醉汉们开着观光车要去智叟村，竟然忘了转弯上道尔顿公路，结果连人带车冲下山崖，径直砸在结冰的科尤库克河上。听到这消息，我和艾比顿时松了口气，以为他们铁定要吃“炒鱿鱼”。谁知经理还是忍气吞声。因为要是一下少了四分之一的员工，营地只能关门大吉。 那些路过的卡车司机也好不到哪儿去。他们一个个挺着啤酒肚，像西部牛仔一般趾高气扬地迈进餐厅，一连好几个小时霸占着座位，扎堆看福克斯台的二十四小时新闻。听几年前营地的老板（不是现在这位）说，司机们爱用可观的小费把女服务员哄上卡车，接下来用老话讲就是：“服务女郎刚出餐厅，又入驾驶室。” 整天在餐厅里打转的就是这群恐怖的家伙：“大块头”丹，他的手臂上布满了狰狞的伤口，我从没见过像他那么胖、那么瘆人的汉子；“急色鬼”帕布鲁，他连点单都不忘暗示某些“特殊服务”；还有焦躁的韦斯利，他是高速公路上的毒贩子，每次都匆匆地把艾弗里的“补给”塞进服务员的围裙，随口道歉几句就走了。 他们个个一身横肉，总爱色眯眯地调戏女服务员，还挑三拣四地发牢骚，不是嫌“咖啡太淡”“煎蛋太生”，就是埋怨我们不像其他补给站一样供应炸鸡排，粗声叫骂我们的食物简直让他们恶心到吐。好像他们嗜好的饼干、肉汁蘸火腿多么健康、提神。 听说他们总是懒得停车上洗手间，顺手拿过空的汽水瓶就地解决，再把“黄金手榴弹”猛地抛出窗外，肆无忌惮地污染洁白无辜的北极大地。他们的身手之敏捷，态度之蛮横，真叫我啧啧称奇。作为厨师，我借职务之便为他们准备了“加料大餐”：特意在油腻腻的干酪牛肉汉堡上多抹几层蛋黄酱，给餐盘添满炸得焦黄焦黄的薯条——真希望他们早点得心脏病。 大学校园里，我身边的老师和同学大多思维敏锐、积极上进，待人也和善；在这里，我跟前挤满了目无法纪的毒虫、酒鬼和各种各样的混球，这群人让我打心眼里质疑普选的可靠程度，也逼出了一股愤世嫉俗的冲动。 我发现洗盘子这差事清静多了，于是主动揽下来。这本来是服务员的活儿，不过大冬天洗盘子挺辛苦的，见我愿意帮忙，她们乐坏了，还从自己的小费里抽了些给我。这样，我一天差不多能挣10美元，林林总总攒了4000多块钱，我决定留着自己花，暂时不用来还债。 这时，几个月前跟我一块儿当保洁员的娜塔莉亚发了封电子邮件，邀请我去厄瓜多尔玩，她的家人在那儿开了家奶牛场。我一看这消息脚板就痒了，怎么会继续闷在冻脚镇呢。我马上兴致勃勃地买机票去厄瓜多尔，在那儿玩了三个星期，花了差不多一半的积蓄。这趟异国之旅非常愉快，我亲手摸到了美洲鸵，第一次见识了热带雨林，还开车穿越了安第斯山脉。娜塔莉亚的家人热情地招待了我，还用我的名字给一头新生的小牛犊取名为“肯纳”，纪念我的来访。但旅行的兴奋劲儿一过，我便懊恼不已，坐飞机实在太奢侈了，而我竟然挥霍了本该用来还债的钱；我感到羞愧，没能坚持之前许下的承诺——能不花的钱就不花。更糟糕的是，厄瓜多尔之行让我如梦初醒：如果月月都得还债，我绝不可能开始“真正”的冒险。我这辈子都得埋头苦干，把旅行的憧憬压缩成短短三个星期的假期，度假结束又得扎进工作堆里，等到下一次忙里偷闲再出门透气，就像那些来冻脚镇旅行的游客一样。但我渴望留在南美洲，满脑子都是茂密的热带雨林、脏兮兮的城市和泥砖砌成的一座座小屋。我想一直旅行，从一个国家玩到另一个国家，永不停歇，永远在路上。 我飞回冻脚镇的那天正好是12月22日冬至，北极圈陷入了一年中最黑暗的时期。我独自坐在房间里，手边堆着一摞书，却没兴趣翻一页，心里憋闷得很，神经突突直跳，坐着静不下来，站着也别扭。我砰地倒在床上，一会儿又觉得什么东西在皮肤上蠕动，肌肉也传来阵阵刺痛。这感觉，好像洒了一身粉红色的隔离粉，痒得四处泛红。我想有所动作。我渴望行动，哪怕只是动一动也好。但我被堵在墙角，关进屋里，困在了冻脚镇，和一群可怜虫绑在一起。我朝窗外看，冰天雪地整个地笼罩在昏沉的黑暗里。漫长的冬夜不仅让外来户饱受折磨，连土生土长的爱斯基摩人也难免抑郁，有些人甚至不堪“生活的重压”，扒光衣服，赤裸裸冲进雪地，或是捧起狗屎大嚼大咽。我虽然还没疯到那种地步，却也什么都不想做，只是窝在床上瞪着天花板发呆，一连好几个钟头，听呼啸的寒风一下下撞击铝制墙壁。偶尔，附近的宿舍会传来撞墙声、“咦嚯！”的怪叫声和急促又粗鲁的击掌声。 我们这些来冻脚镇的人，在某些方面和一百多年前的访客没什么两样。和当年的淘金客相仿，有些人到这里是为了寻找新的开始，有些人是为了财富，还有一些是想争得荣耀；有的人渴望冒险，有的是为了逃离工业世界：许许多多人都想把麻烦远远地甩在身后，重获新生。我们往往也像淘金客一样，又把千方百计要抛开的东西带到了这里。我身边的这些人，有的真心实意想改变自己，可到头来还是把纠缠他们多年的毒品、烈酒和冷漠带到了冻脚镇。现在想来，冻脚镇这名字取得真是再贴切不过了。当年，淘金客满怀真挚的梦想和宏伟的目标来到这里，却被恶劣的环境“冻住脚”，步履维艰，最后只能黯然而归。 我总是告诉自己，我和那些毒虫、酒鬼不一样，我不会和他们同流合污。可实际上我们在某些方面并没有天壤之别，我和他们一样懦弱。虽然跋涉千里远离家乡，可那种束手束脚的感觉却一路随行。在北极圈，我照样躲在屋檐下躲风避雨，按相同的作息表一天天地过日子，这和纽约州的生活有什么实际区别呢。哦，这里的太阳不会按时升起，不会提示新一天的到来，24个小时的黑夜之后紧接着又是24个小时的黑夜。我睁开眼睛就上班煎汉堡包、拖地板，下班就闭上眼睛睡觉。生活就像一个怎么也醒不来的梦境，梦中，我在一片遮天蔽日的密林里迷路了，走来走去不过是原地打转。我跑到4，000英里之外的北极圈，本想挣脱一成不变、按部就班的生活，逃离狭窄拥挤、死气沉沉的办公室隔间，谁知所有的努力不过是重蹈覆辙。我虽然远离了都市，却跳不出都市生活的模子。 我的生活是如此单调无聊，既没有目标，也找不到方向。我来这儿究竟是为了什么？为了服务油田的卡车司机？为了还学生贷款？为了混口饭吃，年复一年地干这些糟糕的活计，还要知足常乐？就因为我比失业的人幸运？还是因为有些人的工作比我更憋屈？我真想找到工作的目标，一个值得我奋斗的目标，一个能让劳动变得有意义的方向标。我渴望摆脱稀里糊涂混日子的状态，把时间和精力投入到一个高尚的、重要的事业中去，让自己的人生豁然开朗。 现在我总算明白了，为什么“家得宝”的老同事们总是百无聊赖、一脸疲惫、眼神呆滞。因为我们的生活都像一潭死水，没有丁点儿波澜起伏。我一个星期有40个小时都在干活，却学不到一点新东西，工作内容只需机械地重复，没有一丝创意。作为一个煎汉堡的厨工，我是一个“专家”，好比一颗螺丝钉、一只工蚁；但身为一个人，我却完完全全比不上智叟村的杰克。 我的日记本上有大片大片的空白，偶尔动笔写几句，也是在抱怨自己无话可说。我已经记不清上一次情绪波动是什么时候的事了，如果今天和昨天过得一模一样，明天和今天也一模一样……你还有感觉吗？我已经麻木了。哭泣、大笑、暴怒，似乎都是很久以前的事了，久到我几乎忘了喜怒哀乐的滋味。拜托，让我气得直冒烟吧，让我哭得鼻涕横流吧，别把我关在这个虚无的黑洞里，一点点熬成木头人。 生活照旧，工作照旧。偶尔有游客来访，我就撞大运了，可以客串“极光之旅”的导游，驾着观光车把游客载到智叟村的杰克家里，一起欣赏北极光。 我第一次领队是在1月初。为了保暖，我翻出所有家当武装全身：换上保暖内衣（妈妈寄来的），披上风雪大衣，穿好羊毛袜，套上一双大号的白色极地远征靴（有人丢在育空河营地，乔希打扫时发现的），戴上木工帽（我花20美元从离职的同事那儿淘来的）和手套。 冻脚镇是地球上北极光的极佳观赏地点之一，它的上空正是极光椭圆区。太阳风会与大气里的分子或原子碰撞产生电离，形成绚烂多姿的极光，地球上能看到极光区域是椭圆形的。站在冻脚镇仰望天空，会觉得极光好像是从北边发出的，其实它就在我们的正上方。有些游客会选择冬季来冻脚镇欣赏这番奇景，其中大部分是日本人。 我驱车12英里把客人送到智叟村，这里的户外没有任何灯光干扰，美丽的北极光一览无遗。但是极光出现的时间不定，可能持续短短几分钟就消失得无影无踪，所以游客们一般会先在杰克的小屋里歇脚取暖，喝点热可可，我守在户外报信，极光一现身，我就冲进小屋喊大家赶紧出门。 气温低至零下40华氏度。我把自己裹得严严实实，这会儿倒也没冻僵。我干脆躺在雪地上凝望夜空，静静等待北极光的到来。 漫天繁星，这是我从没见过的景色。家乡尼亚加拉瀑布城的郊区总是雾气朦胧，霓虹闪烁，我在那儿生活了23年，只能依稀数出几颗半明半晦的星星。北极圈的夜幕分外干净、清澈，数不尽的星星汇成波光粼粼的银河，照亮了一座座戴着溜圆雪顶的小木屋，仿佛种下了一朵朵白白胖胖的蘑菇。 我忽然觉得有股怒气升上脑门，好像刚刚发现有人偷走了本该属于我的遗产。如果没来阿拉斯加，我可能一辈子都不知道真正的天空是什么样子。这不禁让我纳闷，世上究竟还有多少动人的景象和壮丽的风景被文明的乌云遮住，而使我一直无缘得见？ 曾经拥有，失去后才会倍加思念；当属于自己的东西被盗时，才会勃然大怒。我们不可能无缘无故地想念北美候鸽，它们总是成群结队地掠过头顶，好似一片片黑压压的乌云；我们很难对郊外草原上的一头头野牛产生什么感情；也很少有人想到夜晚的大森林里，树影间点缀着的一双双绿莹莹的眼睛——那些野兽才是森林真正的主人。过不了多久，洁白的冰川会消融，天空不再明朗，流水也不复清澈，它们勾起的美好情感也将随之销声匿迹。这将是人类有史以来最严重的一起掠夺，被盗走的是我们自己的遗产。要是我们根本不知道自己曾经拥有过什么，又失去了什么，怎么会想到要去夺回本该继承的宝藏呢？ 一道极光陡然出现在空中，仿佛一条淡青色的绸带悠悠舒展，又像一只萤绿色的毛毛虫缓缓爬向东边的地平线。接着，几道极光平行着划过夜幕，好像给天空梳了个一边倒的发型。这些淡绿色光带很快开始跃动，有些蜷成一团，一蹦一跳；有的消失了；有的越来越粗，斗折蛇行。空中好似上演了一幕巨蟒猎兔的好戏，兔子们再灵活也逃不出蟒蛇的血盆大口。突然，天上百花绽放，七彩缤纷：艳红、亮紫、粉红、宝蓝……各色极光纷繁交织，时而俯冲，时而卷曲。它们的变化千姿百态，狂野迅捷，没有秩序没有规律，像一场五光十色的狂舞，又像罗夏墨迹测试[19]——你可以尽情想象眼前的图案，有的像大灰熊，有的像女性的曼妙曲线，有的像盘山公路……北极光仿佛被先祖附体的巫师，从篝火中砰地现身，疯狂地扭动肢体，为我们献上一场远古的祭奠。它像一阵沙尘暴，裹挟着数以百万的尘粒横扫沙丘，无论人类还是电脑都没法弄清它是怎么运动的。它奇异得仿佛天外来客，却又不会让人惊惧；它从天而降，足以令旁观者感到自在、安慰，忘记世间烦恼。几声惊呼过后，我、杰克还有所有游客都静静矗立，一动不动地凝望天空。 我生平第一次见证如此古老的仪式，亲眼目睹数百万人领略过的风景，体验人类所能享受的不凡经历。金钱、名望、财产、配有两间浴室的房子……都不是指明人生轨迹的路灯。我们怎么能把有限的生命都耗在这些东西上？天上地下、万事万物都有消亡的一刻。也许眨眼间就会有一颗星星陨落、一座木屋腐朽坍塌。雕塑、绘画、史诗、我们采购的各类商品、孜孜以求的房子、宏伟的城市和屹立不倒的纪念碑，终有一天将不复存在。曾经名震世界的国王和女王会被人遗忘，像秋天的枯叶一样被扫进垃圾堆。如果你能抬起头，用心打量这个孕育生命的大自然，你就不会再执迷地积累财富声望，白白浪费人生。当你仰望极光、心潮澎湃的时候，唯一合理的抉择是好好利用剩下的时间，追求崇高的理想。 每当我望着闪烁的繁星和绚烂的极光出神时，总会意识到自己的“病根”在哪儿。平时，我不停地对自己说，是家庭、学校、工作这些外力控制了我，是学生贷款这个罪魁祸首让我身不由己（好像一开始签字借钱的人并不是我）。虽然我可能会在一家很好的公司上班，却痛恨那份工作。我告诉自己不能旅行，不能继续深造，甚至不能离开房间，因为还有一大笔债等着我还呢。 我私下又有些庆幸自己欠了债，甚至希望继续欠下去，偶尔有机会就把辛苦挣来的钞票花在“半吊子”冒险上——比如去厄瓜多尔奢侈地玩三个星期——这样我才不用分分秒秒都记挂着自己的真正任务：每天从牙缝里挤出钱，一点一点还债，赎回自由之身。这好比在美国债务人监狱里一寸一寸地凿开墙，一寸一寸地挖地道，直到越狱出逃。 其实，我并不介意向现实低头，束手就擒，任“施虐女王”沙利美（美国著名大学生贷款公司沙利美，缩写为“SM”）挥动皮鞭，无情地抽打我。任人摆布的日子反而更容易过，只要告诉自己“命运掌握在被人手中”，便把责任推得一干二净了。我不必对自己的怏怏不乐负责，不用背负独立自主的重担，什么都不用做，反正什么也改变不了。 我在困境中逆来顺受，心安理得，这和那些来去匆匆的游客，和“家得宝”的老同事有什么两样？我们都拿这样那样的义务当借口，总之错不在自己身上。假如我真想成为自由的人，要做的还远远不止还清贷款。 那天晚上，我看完北极光回到营地，不知道该怎么面对心中涌起的豪情壮志。无论如何，我得先给自己定一个高目标。 我打开营地仅有的一台电脑，做了两件事。第一，我搜索了十所研究生院，准备申请读研（其中六所授予历史学博士，四所开设文学创作专业）。我这么做完全是一时兴起，完全把债务抛到脑后。我只想离开冻脚镇，只想回到良师益友身旁。要是有人问我为什么在冻脚镇待了一年，我完全可以辩解说这是本科和硕士之间的空当年[20]。读研虽然是个老掉牙的脱身之计，但以我现在的处境却再合适不过。我还做了第二件事：找到航行者鲍勃的网站。他是个励志演说家。我在阿拉斯加南部港口瓦尔迪兹市听过他的讲座，得知他计划夏季出发，用两个月时间划独木舟横渡加拿大安大略省的河流湖泊。我记得演讲结束后我还上台和他谈过这事，但我扭头就忘了。现在，我洋洋洒洒地写了一封长信，发到他的电子邮箱，努力向他证明“我仍然是你要的人”。 第七章 “智叟”修理工 2007年春 阿拉斯加州，冻脚镇 负债：16,000美元 接下来的日子里，我专心致志地筹备两件事：积极加入鲍勃的航行、申请读研究生。为了航行，我制订出严格的锻炼计划。每天下午，我都会在难得天亮的几个小时里，强迫自己走出温暖舒适的房间接受严寒的考验；为了进研究生院，我天天熬夜填写各式各样的申请材料，又动手做了1,500多张单词卡，正面写单词，背后罗列词义，我把它们一个个背下来，应对GRE考试。几乎全国的研究生院都要求考GRE。 最近我的社交活动几乎为零。艾弗里就跟呼吸一样频繁地猛吸大麻，营地老板只能叫他卷铺盖走人。其他工人几乎整日游手好闲，不是酗酒打架就是在别人的车顶拉屎，我只能把自己锁在屋里专心看书。除了简·奥斯汀、约翰·斯坦贝克[21] 和杰克·伦敦的大量作品，我还读了巴里·洛佩兹的《北极梦》[22]、丹尼尔·笛福的《鲁滨孙漂流记》、罗素·班克斯的《拆云者[23]》 ，然后我拿起了梭罗的《瓦尔登湖》。 我读着读着，不由得连连点头，忍不住划下一段段文字，还在空白的地方写满了笔记。一遍看下来，这本书几乎被我画满了符号。梭罗的字字句句把我长久以来的所思所感表达得淋漓尽致。 梭罗不到30岁就离开家乡——马萨诸塞州的康科德镇——搬进瓦尔登湖畔的树林里。他和一些朋友在那儿建了一栋10英尺宽、15英尺长的小木屋，独自在木屋里隐居两年多，过着极为简朴的生活。他亲手制作所有的家具，自己种豌豆、劈柴生火。几年后，梭罗写成了《瓦尔登湖》（Walden），他在书中对极简的生活推崇备至，认为人们为了追逐物质享受、财富和名望往往会误入歧途，所以现代文明就是迷人心智的诱惑。 梭罗在隐居期间还有一些令人瞩目的事迹：他积极参与废奴主义者的“地下铁路”秘密网络，把得到解救的黑奴送到自由州、加拿大、墨西哥，乃至海外；他把自己的小屋当作临时避难所，向逃跑的黑奴敞开家门；梭罗拒绝缴纳人头税，以此反对政府用纳税人的钱维护罪恶的黑奴制度、对墨西哥发动帝国主义战争，身体力行“公民不服从[24]” ，他为此蹲了一天监狱，直到有人保释；他好似文艺复兴时期的全才，不仅会制作铅笔、勘探、教书，还是一位博物学家、诗人、木匠、石匠、园丁；他爱好吹长笛、跳舞、滑冰，每年秋天他举办的香瓜派对总是广受欢迎；他也会一连四个小时漫步于家乡康科德的树林和田野之间。历史学家称，梭罗从未和女性有过亲密接触，直到44岁去世那天仍保持处子之身。 我爱上梭罗了。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二次这么崇拜、仰慕另一个男人。 梭罗出生在一个铅笔制造商的家庭，19世纪30年代进入哈佛求学。一位传记作者在笔记中称梭罗的财政状况“总是起伏不定”。所以梭罗和不少学生一样，也曾休学一个学期打工，等挣够了学费才重返校园。梭罗毕业没多久就搬进了瓦尔登湖畔的小木屋，那时他才恍然大悟：学生时代的生活是多么大手大脚。他曾经在书中回忆了自己搭建小屋的各项花费，接着写道：“那些渴望栖身之地的学生可以得到一所享用终生的住处，而其耗费又不会超过他们每年支出的房租。”梭罗说得太对了。我开始反省，学生们——包括我自己——为什么要在食物和住房上砸大把钞票？我们明明可以过一种更自在、更宽裕的生活，即便这种日子可能糙了些。我也想不通，为什么现代人一年必须工作五十周才能满足基本开销，而梭罗当年只需劳作六周就能足够一年的生活开销。 虽然《瓦尔登湖》出版的时间可以追溯到1854年，但梭罗一百多年前观察到的典型现象今天仍然存在，比如，“许多人缄默而绝望地活着”。梭罗认为他周围的大多数人甘当“土地的奴隶”，他们或案牍劳形，或辛勤耕耘，无时无刻不痛恨自己操持的生计，却又不得不含辛茹苦，只求高堂广厦、锦衣玉食，好让同样郁郁寡欢的邻里艳羡不已。梭罗的观点让我感同身受，我觉得自己算是个理智的人，只是被错误地关进了“疯人院”。我将梭罗视为人生导师，在囚室般的小隔间里细心聆听他智慧的低语。出于信仰，也基于经验，梭罗深信：“如果人们愿意简单、明智地生活，那么在这个世界上维持生计非但不是件苦差事，反而是一种消遣。” 事实证明梭罗是对的。冻脚镇营地的单身宿舍狭小逼仄，我已经住了近一年。这里只有一张单人床、一盏灯、一台电视。我长这么大，手边还是头一回没有配套的电子设备可供我随意使用。营地包吃包住，附近又没有电影院、购物中心和其他诱惑我花钱的场所，我只能赚多少存多少。这里让我不得不勤俭节约：需要剪头发的时候，同事会代劳；需要换外裤的时候，从别人离职时丢下的旧衣物里捡一条将就。经历了这种不得不“将就”的生活，我发现自己在许多方面反而变得更好了。 北极的白昼开始变长，天气也渐渐转暖，我觉得自己越来越有活力了。与此同时，乔希的状况却越来越糟。去年秋天，他来到阿拉斯加，跟我一块儿在冻脚镇和育空河营地工作，冬季到来时他飞回了纽约州西部，之后却只能打打季节性零工，比如挨家挨户地送电话簿，比如在联合包裹速递服务公司当快递员。 收件人：肯·伊格纳斯 发件人：乔希·普鲁因 时间：2007年2月23日 标题：回复： 简单说说我最近找的活儿吧……我给“联合包裹速递”当快递员，在尼亚加拉瀑布城的贫民区送包裹。开车的是个名叫里昂的黑人。他这人，怎么说呢……活脱脱一个“黑大佬”。他嗜好“车震”，每次都爱找些大块头的女人，特别是“白鲸”那种“吨位”的白人。你没看错，“一对多”是他的家常便饭。有一回，他还给我看了一段手机视频，画面里，他的“女孩”之一正张嘴“伺候”他的“小兄弟”呢。假期结束后，乔希又失业了。这算不上新闻，但他打开了一封信，情况立刻急转直下。信是一家学生贷款机构寄来的，上面说，之前把乔希的债务算错了，他应该再还8,000多美元。换句话说，乔希原本高达58,000美元的学生贷款现在一夜暴涨到了66,000美元。 收件人：肯·伊格纳斯 发件人：乔希·普鲁因 时间：2007年3月15日 标题：乔希失控了 如果这世上还有一个人能理解我的遭遇，那一定是你。上回给你发完电子邮件后，我随手打开桌上的一封来信。信的内容如晴天霹雳打得我措手不及，我根本找不到语言描述那种心情……你一定很好奇信里究竟说了什么，让我有这种反应。亲爱的朋友，眼下，世上只有一件事会让我尖叫、哀号，冲客户服务代表骂脏话，在社区里足足跑了40分钟，还拿呆呆盯着我的路人撒气。人们纷纷从车里、门廊里探出头，不解地打量我，不晓得什么事会让一个小伙子冒着暴风雪失控狂奔。我的朋友，你猜得不错，那封信跟我的债务有关。原来，乔希曾经办理了债务合并手续，把从两家金融机构贷的款合并为一笔。可是，其中一家机构却突然来信说乔希还是两头负债。乔希从头到尾读完那封信，攥紧拳头把纸揉成一团，发出一声施瓦辛格式的骇人怒吼：“不——！”世上只有两种情况会让人发出这种撕心裂肺的吼叫：一、你回到家，走进厨房却发现爱妻和儿子被一个邪恶组织杀害了，凶手还恶毒地亵渎了亲人的遗体；二、你突然发现，本已压得人喘不过气的学生贷款平白无故地猛增了8,000美元。 乔希原本每个月就得还700美元，一连还12年；现在，他每个月必须多还100美元，才有可能在12年内摆脱债务。乔希实在不知该怎么办，他砰地踢开房门，冲进暴风雪肆虐的水牛城，不顾一切地在附近的街区狂奔，任凭风雪遮天蔽日地刺痛双眼。 “我径直穿过两辆车，”乔希在邮件里写道，“司机险险地刹住车，目瞪口呆地盯着我；我穿过一群在雪中玩钱的小孩子，他们兴高采烈地观察这个在雪中狂奔的家伙，他们的妈妈却用一种活见鬼的神情望着我。我跑过草地，穿过开发区，又原路返回，根本不想停下来。好像一停步，我就会被汹涌的情绪吞没。最后，我从头发丝到脚指头全都盖着厚厚的雪花，累得气喘如牛，脑瓜子倒是清醒了几十倍。8,000美元——我在阿拉斯加铲走烧焦的垃圾、洗刷洗手间浴室整整两个月挣的工资，再乘以三四倍，差不多才8,000块钱。我到现在已经还了1,500美元的学生贷款，昨天还自我感觉良好，谁知今天再看，我欠的钱远比自己想象的多。前面还有8,000美元等着我……那相当于在阿拉斯加干满一个暑假的工钱啊。8,000美元都能让我头痛欲裂，那66,000美元简直就是天文数字啊。” 接着，乔希应征到密西西比州帮美国志愿者服务团建房子，工期3个月，薪水很低。那几乎是乔希的最后一次放纵了，他知道自己必须找一份正式工作。于是乔希离开纽约州的家，前往科罗拉多州的首府丹佛，那儿有一个我们共同的好朋友，他给乔希提供免费的住处，直到乔希找到工作，在丹佛站稳脚跟。 冻脚镇的春天到了，年轻、兴奋的新员工接踵而至，那些老流浪汉总算挪窝了。“大话王”黑尔被“炒鱿鱼”了；朋克摇滚青年凯西早已卷铺盖走人；“合不上嘴”的莱尼因为毒打女友露西被阿拉斯加骑警押走了，当时露西的脖子上印着一圈深深的勒痕，两边耳朵还不住地渗血。 我时常开着观光车拉一帮新员工去熟悉布鲁克斯山脉的环境，每个星期在旅舍前的雪地上组织一次橄榄球赛，还有幸结识了几个同样爱好看书的同事，我甚至在结冰的池塘上办了一场茶话会。 我已经深深地爱上了冻脚镇，疯狂地爱上了北极圈——是那种“含在嘴里怕化了”的爱。每个星期，我照旧从薪水里抽出300美元还学生贷款。在冻脚镇干了整整一年，我挣了22,000美元，除去自己花掉的4,000美元小费收入，我全都用来还债了。只要再还16,000美元，我就自由了。 算这笔账的时候，我吓了一跳。即便工作一年拿到手的只有22,000美元，我也攒下了82%的收入，要不是去厄瓜多尔玩了几个星期，又稍稍奢侈了两三次，我几乎能把100%的薪水攒下。22,000美元并不是一笔丰厚的年薪，我想绝大多数人都这么想。可是，一旦把省下的食宿费算上，就相当可观了。食宿费才是关键所在，绝对是日常开销的大头。 我拿起计算机敲了几个数字，想看看这份包吃包住的工作究竟为我省下多少开销。假设我是一个过着传统家居生活的普通消费者，日常出行离不开车子，买东西去超市，一年下来，我大概要花27,540美元（包括饮食、保险、汽车养护和汽油费、房租开支）。换句话说，我一年得赚49,540美元，才有可能攒下22,000美元还债。所以，在冻脚镇干一年，相当于在其他地方干一份年薪49,540美元的工作。在冻脚镇，我没车，没电话，也没房子，但存款数却不比中等富裕的人少。 我想，冻脚镇至少教给我一条金科玉律：如果能砍去不必要的高消费，我们能剩下一大笔数额惊人的存款。 最棒的是，我憋在厨房的时间越来越少了。春分前后，智叟村的北极光最亮丽动人，来冻脚镇观光的游客猛地多起来，我常常领着他们踏上极光之旅。除了当导游，我也时不时地给维修工们搭把手，安装水管、更换旧地毯，还花了整整一个星期给汽车旅馆的房门刷油漆。最开心的是，我有幸和詹姆士肩并肩干活。詹姆士今年72岁，是一位隐士。我来冻脚镇一年多，还没机会和他搭话呢。 詹姆士受雇于土地管理局，因为这季节手头不忙，营地便请他帮着翻修一座老旧的油田工人宿舍。别看詹姆士年纪不小，清瘦得甚至有些憔悴，但手脚却利索得让我大吃一惊，我得花两倍时间才能干完同样的活儿。想赶上他的速度显然不可能，不过，我发现问一堆问题会让他分心，拖住他的手脚。 詹姆士是田纳西人，曾经在印第安纳州当州警，退休后来到北极圈生活。因为找不到合适的住处，他干脆把家安在他的1980款雪佛兰“巨无霸”越野车里，一晃就是六年。 “你住车里要怎么取暖呢？”我问。 “我在里面安了个炉子，”他应道，“你看不到吗？管子从副驾驶座侧门的上边一直伸到车顶。” 后来，詹姆士带我参观了他住的车子。这辆“巨无霸”越野车块头不亚于大货车，保养得很好，岁月的沉淀让车身原本的香蕉黄变成了马尼拉纸一般的浅咖啡色，令人肃然起敬。我走进车里，果然发现了一个丙烷炉，但为安全起见，丙烷气罐其实是放在车厢外的小拖车上。到了天寒地冻的时节，如果气罐结冰，詹姆士只能在车厢里再备个小一些的气罐取暖。 詹姆士把“巨无霸”越野车的侧面板和顶棚拆得一干二净，用改装的玻璃纤维作隔离层，又在车窗那儿钉上了厚重结实的塑料板。他用丙烷气灶解决一日三餐，睡觉就躺在车厢后的塑料箱上面。 詹姆士的“房车”惊得我半天说不出一句话。这真是对墨守成规的嘲讽，对传统信条的冲击。这辆车、这种生活称得上是一种象征，它象征詹姆士完全挣脱了这个时代的条条框框，不屑于循规蹈矩、随波逐流。在我看来，这辆车就是自由，是纯粹的、真实的、完美的自由。我环视“房车”里的一切，心想，空间虽小，却是詹姆士亲手改装、细心布置而成的，他就是这片领地的主人，是君王，是绝对的统治者。 “你还需要用钱吗？”我问，“你不是已经退休了吗？” “哦，不。”詹姆士对我说，“我把钱全都寄给孙子们了，他们还在上大学，正是用钱的时候。我喜欢工作。别看我七十二岁了，我要一直干到一百岁呢。那是我的目标。”詹姆士睁大眼睛，兴奋得好似小孩子一般咯咯直笑，笑得连咳带喘，这才像老爷爷那样低沉地哈哈大笑，“工作让人健康。我工作的时候最开心。” “你在冻脚镇不觉得孤单吗？” “不会，我可不喜欢身边挤着一堆人。” “但我听说你在智叟村住了一年。” “只住了一年，”詹姆士轻蔑地补了一句，“人太多了。” “可是，那儿好像只有12个人啊？” “不，当时少说也有20个呢。” “你不在意家人对你的看法吗？他们会不会觉得你有些怪？” “我就是个怪人啊！”他大声喊道，但并没有生气，“我和那个‘大学炸弹客’泰德·卡辛斯基 [25]有不少共同点呢。我理解他为什么要跑到蒙大拿的树林里造个小房子隐居。说起来，他在蒙大拿的屋子可比我的‘巨无霸’大多了。我和他只有一个差别——他真的疯啦！” 许多人可能觉得詹姆士也是个疯子，但我却认为他的话别有一番深意，他身上还有我最欣赏的阿拉斯加本土气息。虽然不少阿拉斯加人对冷酷的右翼政策抱持宽容态度（那些政策的冷酷程度，恐怕会让《星球大战》里塔图因星球[26]上那些挥着标枪、崇尚自由的沙人大皱眉头），可是我非常崇拜阿拉斯加人的独立自主、阳光健康和乐天开怀的性情，也赞同以工作为荣的观点。每天在冻脚镇替油田工人和游客服务，我暗自庆幸自己能有这段经历，却也深知自己不可能为眼前的工作感到光荣。我需要一个机会，彻底改变自己的生活。 每天下午，只要天没有彻底黑下来，我就会走到宿舍尽头，钻进一间废弃的屋子里健身。那儿零星堆了些器材：一台仰卧举重机、一个单杠和几个杠铃。因为没人住，房间里自然没装暖气，四面墙壁都结了厚厚的霜，活像个大冰箱。我找到一张旧床垫当沙袋练拳脚，权当热身运动，然后做引体向上、举杠铃、仰卧举重，连续练三遍，全程佩戴口罩和木工帽。鲍勃只选三个人跟他一块儿出航，每个名额都有好几百个人争夺，我知道自己胜出的机率微乎其微，但还是决心试一把。或许我可以在申请时吹嘘自己一整个夏天都在阿拉斯加划木筏，这听起来酷极了。 鲍勃的主页上说，申请人必须通过一连串体能测试。除了我练的这些，还要用健腹轮连续做100个健腹伸展动作，接100个俯撑下蹲促腿和100个箭步蹲，等等。我甚至开始每天下午出门沿着矿道慢跑。一开始，北极圈凛冽的冬天吓得我直发抖，但我渐渐发现，只要多穿一身保暖内衣、戴上口罩，不管零下多少度，身上都是暖的。没多久，我开始测试自己的极限，在零下10华氏度的天气里跑步，接着是零下20华氏度，最后是零下30华氏度。刚开始跑的时候，我每隔一分钟就得取下手套揉一揉眼睛，把粘住眼皮的冰霜拨开，但只要坚持几分钟，就没那么难受了。 这时的群山披着乳白色的厚实雪顶，比夏季那会儿光秃秃的样子好看多了。狼群的号叫声从很远的地方传来，一排排树木看起来冷漠严肃，好似古代的斯巴达方阵，阵中的士兵个个面无表情地擎着长矛，直指天空。 天气暖和以后我更是坐不住了，恨不得时时刻刻都在户外走动。我用攒下的小费网购了几样东西：一顶轻薄的单人帐篷，125美元；一个野营炉，85美元；一个便携式水过滤器，50美元；还花40美元从同事那儿买了一个睡袋，它耐得住零下20华氏度的低温。每逢双休日我就去野外远足，有时会走上好几天。脚下的矿道经过重型卡车的反复碾压，变得十分平坦，走起来倒不是很吃力。 健身计划进展顺利，可我给研究生院发的申请书却隔三岔五地遭到拒绝。我申请的都是全美顶尖的院校，它们是极少数既全免学费，又提供丰厚奖学金的大学。还有一个原因，我打心底相信自己不会永远当一个负债累累的小厨工，相信自己总有一天会干出点成绩来。我大四的时候曾经以美国最高法院成立之初的两个案例为主题写过一篇论文，那时还在世的理查德·埃利斯教授对这篇文章大加赞赏。我决心遵照他的指导，把眼光放长远，力争上游。 又一个星期过去了，我寄给哥伦比亚大学和纽约大学的申请信接连被拒，又收到了耶鲁大学和普林斯顿大学的拒绝信，然后是匹兹堡大学、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北卡罗来纳大学教堂山分校、圣母大学、明尼苏达大学和迈阿密大学。 我盯着桌上的十封拒绝信，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上帝啊……我总共就申请了十所大学，十所大学全都把我拒之门外？加上之前给二十五家报纸寄的实习申请函，我的“作家之路”得到了35:0的评分。每一次拒绝都像在我的心上扎了一针。不过，往好处想，一次次的拒绝磨砺了我，把原本脆弱的自尊心磨出了茧子，变成了一块硬邦邦的干酪。以前我害怕这些挫折和打击，就像看到脚底铺了一层烧得通红的炭火，现在无论前面横着什么阻碍，我都能从容地迈步跨过了。 而且，每次遭拒，我揪心之外反倒会涌起一股奇怪的解脱感。我开始反省自己申请读研的最初动机。我真心实意地想变得更成熟、更明智，成为一个更优秀的人，但其中也隐含着迎合社会期望的念头：上一所出类拔萃的学校足以让亲朋好友刮目相看，还能在毕业后提高自己的社会经济地位，买一座房子舒舒服服地过日子，房子可以和我从小住的差不多，只是要更大些。我逼迫自己好好思考这个决定——困在同一个地方、同一个专业学同一门知识，一学好几年，想来想去，我不觉得自己会真的开心。但这些都不重要了。我知道自己心底真正在乎的只有一个申请。有一天，冻脚镇的答录机里传来鼻音很重的加拿大口音——留言是给我的，打电话的是航行者鲍勃。我立刻给他回电话。 “那么，这个夏天你愿意加入吗？”鲍勃问。 “你的意思是？” “你懂的。你想和我一块儿夏天去航行吗？” “你是说我通过测试，可以当船员了？” “当然。” “真的吗？” “对。” 我乐得又叫又跳，满屋子蹦跶。“好，好，我当然会去！”我喊道。 我本来得留在冻脚镇，再当一个季度的导游，一门心思继续还债，但面前突然出现了一个好机会，一个让我无法拒绝的机遇。我不确定自己的体力能不能支持整段航行，但我确定自己的财务状况良好，欠妈妈的钱已经全部还清，欠政府的债也提前了好几个月的还款进度，所以，这个夏天只属于我。 我在网上查了机票价格，发现光回家的单程票就得600美元，真叫人郁闷。“这可是整整两个星期的工钱啊。”我咕哝道。 2007年5月，离开冻脚镇的前一天，我把一堆家当送了出去——几双鞋子、几件冬衣和一叠书。还用得着的衣服和书被我装进箱子寄回了纽约州的爸妈家。我翻出第一次登蓝云峰用的大号背包，把帐篷、睡袋和野营装备一股脑儿塞了进去。我向营地的人一一道别，还抱了抱乔希（他回到冻脚镇接替我成了导游），祝他登山顺利，还债顺利。 我再一次凝望布鲁克斯山脉。它们是如此鲜活。融化的雪水掠过山脊倾泻而下，涨满小溪，一条条小溪欢快地奔向科尤库克河，让绅士一般的河水发出了豪迈的咆哮；偶尔还会有一只麋鹿透过翠绿的云杉树丛好奇地打量我。这里连空气都是鲜活的，一呼一吸都让我体内的每一个细胞充满清爽、惊喜的活力。这里的一草一木对初来乍到的我曾是那么新奇，现在，它开始给我一种家的归属感。过去的几个月，我一直摩拳擦掌地准备离开这儿，今天终于要走了，心里却有些不舍。我记得自己曾经对智叟村的猎人杰克说，这个地方已经在我身上扎了根。他告诉我：“每个人都会找到属于自己的家。”那时我没听懂他的意思，现在我懂了。我默默许愿，一定会回家。 春日的午后，风和日丽，湛蓝的天空一望无际。我紧张、害怕，却也兴奋得几乎发抖。我走上道尔顿公路，低头看着脚下的碎石道，它一直通向大陆另一头的国度，我长到23岁，还没去过那个地方。 远处传来引擎的轰鸣声，一辆半拖车转过弯道，卷起一团尘土，吭哧吭哧地朝我开来。那时，我回忆着在阿拉斯加度过的日子，想起了智叟村、杰克，想起了北极光、冬季的酷寒，想起了梭罗和詹姆士的雪佛兰“巨无霸”。阿拉斯加教会我：世界上什么事都有可能发生，生活的方式不止一种，工作、居住的方式也可以五花八门，酷寒其实没有想象中那么难熬；它告诉我，在现代社会，虽然海洋不断被石油污染、城市郊区时刻向外扩张，地球上仍有旷野存在。我想到第一次攀登蓝云峰时，自己是怎样战战兢兢地迈出第一步，踏进一片全然未知的领域。今天，我要敞开怀抱，拥抱一个全然未知的世界。 时至今天，我只是一个学生、一个打工仔。在北极圈的极夜里，我曾仰望漆黑的天空，觉得自己可以做得更多。我不想只是找一份固定的工作，领一份糊口的薪水，建立一个稳定的家。我不想当“消费者—资本家机器”上的一个螺栓，也不想混一个无聊的博士学位。当我望着闪烁的繁星时，我仿佛看到了未来的道路。我想做一颗划过天际的彗星，不受任何规范支配、不被任何人的期望所左右，我想凭自己的心意走自己的路。 我深吸一口气，握紧拳头，使劲儿控制住颤抖的双手。这辆车要去哪儿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不知道它会去哪儿。我慢慢地举起胳膊作势招手。我转动手腕，咧嘴一笑，竖起了大拇指，脑子里想到的是曾经低声萦绕耳边的三个词。 第二篇 流浪汉 不受债务拖累， 努力过上自由生活 第八章 搭便车的背包客 2007年5月6日 北美洲 负债：16,000 美元 我坐在沙发上。这里是斯特林村的一间小平房。斯特林村隶属加拿大育空地区，是个只有450人的印第安小村庄。屋子的主人托尼已近中年，这时，他正歪歪斜斜地倒在躺椅上，睡眼惺忪地握着遥控器不停换台，直到真人秀《好友对对碰》出现才停下来。 这是我搭便车流浪的第三个晚上。 电视机前的躺椅上塞满了坐垫，这是屋主人的专属“宝座”。“宝座”上的托尼头发乱成一团，汗衫松松垮垮地套在身上，肚皮上还摇摇晃晃地立着一个啤酒罐——活像落难的特林基特人[27] 首领。中年人本该有自己的一番事业，眼前的男人为什么会变成终日泡在电视机前的酒鬼，懒懒散散，除了“生产”一堆脏衣服什么也不做？ 我僵硬地坐在沙发一角，浑身紧绷，手臂死死地扣在膝盖上。一个体重三百多磅的印第安女子紧挨着我。她叫夏琳，年近三十，说话时臀部总是有意无意地擦过我，好像停靠在码头上的船舶，摇摇晃晃地，时不时轻轻碰撞临近的船只。四个小时前，我在村子北边的白马市搭上了夏琳的顺风车。 “托尼，”夏琳说，“你得听我的话，出门走一走，你待在屋里的时间实在太长了。” “我还在软禁期，”托尼回答，眼睛不由自主地瞥向窗外路过的警车，短短一个小时，这已经是第五辆了，“唉，他们还盯着我呢，我可不能出门，我真不想再蹲大牢了。” “托尼……我们就到附近的沃森湖走走，办个派对什么的，你也喜欢吧。” 夏琳留恋地补了一句，“你再想想，大伙儿聚在一起拼酒有多痛快啊……” 夏琳讲到一半，便举起放在自己大腿上的手，驾轻就熟地搭在我的腿根上，离禁忌的地方只有几厘米远，吓得我一哆嗦，赶紧悄悄转移阵地。看来，咕咚咕咚地吞了那么多酒，夏琳的那点儿自制力早就所剩无几了。她一进门就扫荡了六罐一箱的葡萄酷乐鸡尾酒，紧接着又干了一瓶龙舌兰，好像烈酒才是润喉的甘露，现在又一罐接一罐地痛饮托尼的科卡尼牌啤酒。 “这么办吧。”说完，她又喝了一大口酒（真奇怪，酒精既没有把她的舌头泡肿，也没有灌晕她的脑子，恰恰相反，她越喝越精神了），“托尼，下次警车从窗口一经过，你就出门往树林里钻，溜到村头等我们。” 托尼凝神听完，好像突然醒了酒。 “我们会开车接你去沃森湖。”夏琳继续劝说，“真是个好主意，对吧？” “夏琳，我不能开车，”托尼坦白道，“他们把我的驾照没收了。你也不能开，你从进门到现在已经喝六罐酒了。” 作为一个有前科的家伙，托尼的谨慎真令我刮目相看。 可惜夏琳无视托尼的反对，聚精会神地描绘她的美好计划。我坐在一边，默默地问自己：究竟是怎么摊上这种事的？大半夜的，我为什么会困在育空区，跟胡言乱语、疯疯癫癫的酒鬼混在一起？ “托尼，我保证不开车。”夏琳说。 “好吧，那谁开？”他问。 夏琳和托尼不约而同地扭头盯着我。我瞪大眼睛，简直要崩溃了。 把托尼“偷”出斯特林村的任务稀里糊涂地落在了我身上。 加入鲍勃的“复古航行”计划之前，我打算给自己一个月的时间，搭便车从冻脚镇回到5,000英里外的尼亚加拉瀑布城。5月一个晴朗的午后，我走出冻脚镇，站在道尔顿公路边。伸出大拇指的那一刻，我心里酝酿着一个两全其美的计划：搭便车回家不仅是一段新奇的冒险，而且能省则省，不用花多少钱。冻脚镇已经把我打造成了多面手：大自然的爱好者、能干的厨师、出色的导游——最最重要的是一个抠门的混蛋。免费的食宿、免费的理发、捐助箱里的免费衣物把我惯成了一个专业“食客”，蹭吃蹭喝手到擒来。那么，蹭车应该也是无师自通的本领吧？ 离开冻脚镇前，我把一项艰巨的任务托给了乔希：万一我失踪了，打电话给我妈妈。要是我不幸言中，他们的对话也不难想象： 乔希：伊格纳斯太太……呃，我有件事必须告诉您。 妈妈：（沉默） 乔希：肯……呃，他，咳咳，搭便车回……然后…… 妈妈：什么？！！ 乔希：……他在加拿大的育空区失踪了。 （我妈的反应堪比一颗越来越亮的超新星，炫目的光芒过后，超新星在地球上空爆炸了，我们的世界——理所当然地——毁灭了。） 我想了想，觉得只要带够野营装备和干粮，即使迷路、失踪也没什么大碍。于是我把足够撑一星期的干粮塞进了运动包，又把野营装备统统装进了背包，这里面有我新买的单人帐篷、睡袋，还有三条牛仔裤、三件翻领上衣、一件雨衣、洗漱用品、一盒蜡笔、一本《鲁滨孙漂流记》、一把六英寸长的猎刀、一本护照、两百美元现金，一顶黑色的棒球帽，上面印有白色“冻脚镇营地”字样，以及三份地图——阿拉斯加地图、加拿大地图、美国本土四十八个州的地图。假如我一直在路边搭帐篷过夜，用野营炉做饭填肚子，基本不用花半美分就能横穿大陆，回到纽约州家中。 顺利回家固然重要，但我仍希望一生之中能有几周不同寻常的经历，比如，和一些前科犯打成一片，手握猎刀勇斗大灰熊，又或者在旅途陷入爱河。我渴望洗去眼中的懦弱和矜持，彻彻底底地融入未知世界。公路对我而言是一个彻彻底底的未知数，至少在我二十三年的人生里从没搭过便车，也没遇到想搭便车的人，一个都没有。我想知道，我在这个时代、这个年纪能不能凭搭便车辗转回家。 在如今的社会，“搭车客”听起来就像一件布满灰尘的古董，只存在于美国人的记忆里，它和拓荒者、朝圣者、流浪者和西部牛仔一样，象征着更为自由的过去，却也只是种象征，还不如小孩子玩的兵人真实。在欧洲、新西兰和地球上的其他地方，人们大概还能在路边看到搭车客的身影，但在美国，举着大拇指示意搭便车的旅行者已经寥寥无几了。我猜测，原因不是单方面的：第一，从法律上说，有许多州明令禁止搭便车；第二，恐惧心理作祟，许多B级恐怖电影和骇人听闻的报道把人们洗脑了，好像搭上陌生人的车就一定会遭遇强奸、谋杀、分尸（顺序不定）；第三，许多年轻人不愿意离开手头的工作，也许是出于还债的考虑，也许是不想失去到手的医疗保险。 我算是幸运的，既没有工作拖后腿，也不在乎第一个和第二个原因。我渴望冒险，什么都不能阻挡我的脚步。但我的的确确害怕未知的旅途。我像其他“Y”一代[28]的新人类一样，自呱呱坠地那天就吮吸着恐惧之神用妄想症调制的乳汁，时时刻刻疑神疑鬼。我们担心——确切地说是深信——自己有一天会遭到猥亵。我小时候要是稍稍露出忧愁的神情，妈妈就会帮我仔细察看一番，还紧张地问：“肯，是不是有人……摸了你？”大人们时刻不忘提醒，如果有陌生人接近我，给我糖果吃，或是用诡异的眼神瞧我，那他很可能是想“摸我”。成长的过程中，我一直纳闷，为什么人人都想摸我？（可惜等我到了盼望别人“摸我”的年纪，这个烦恼立刻烟消云散了。） 万圣节讨回来的糖果，但凡包装可疑的，立刻就被大人扔得远远的，生怕有人在里面注射了艾滋病毒；要是没大人陪着，我和弟弟绝对不能骑车去超市和便利店买东西，就连人多的街道都不能自个儿去。许多年来，我们只能在家附近一带活动，仿佛出演了恐怖电影《神秘村》的现实版，谨守“不得走出村庄！”的规矩，好像真有一群未知“生物”镇守在外边，把我们困在界内，保证我们的安全，又吓得我们两腿发抖，让我们活得味同嚼蜡。 长大后，我耳边的警告声并不比儿时少，家人总说“时代不同啦”，言下之意是，有些事放在过去是冒险，放在现代却是疯子才会做的自杀行为。仿佛那些逍遥法外的强奸犯、恋童猥亵犯、蒙面黑帮到了21世纪才突然冒出来。 在冻脚镇待了一年，我的戒备并没有放松，但已经产生了怀疑：过去大人灌输给我的一切究竟是对是错？也许，眼下正是我自己找出答案的时候。 第一天搭便车，我的大拇指都僵了。第一辆经过的是半拖车，它慢吞吞地朝我开来，卷起一片飞沙走石，我赶紧扭头护住眼睛，哪还顾得上搭车。接着，我原地等了十二个小时，眼睁睁看着十七辆卡车从面前开过（也许搭便车的计划根本就是异想天开……）我只得先走回冻脚镇，再作打算。第二天上午，我总算在餐厅里找到一个往南走的卡车司机，说服他载我一程。 司机名叫德克，沿道尔顿公路跑长途，经常在冻脚镇歇脚。他今年三十好几了，戴着一顶脏兮兮的棒球帽，披着一件法兰绒衬衣，扣子一开到底，牛仔裤上沾满了油渍。他留着一撮罪犯惯有的山羊胡，言谈举止沉稳自信，跟他的形象还挺搭的。 在咖啡因的刺激下，德克走得特别快，我三步并作两步才跟上。德克说他正需要有个人和他聊天，好撑起精神一路开回北极市（距此270英里）的家中。 途中，德克滔滔不绝地把私事一股脑儿告诉了我。（他还承认自己曾被警方通缉，起因是他分别在两个州犯了“轻”罪，还在第三个州犯下了谋杀罪！）他还跟我谈论其他卡车司机、他的家庭、他对自动武器的痴迷、他讨厌的“斯巴鲁”汽车，还对进化论的观点嗤之以鼻。德克几乎无话不谈，甚至细致地描述了他妻子的隐私。他告诉我，他很爱自己的妻子和孩子们（只是夫妻生活有些不合拍），还说有一阵子他总爱把脱衣舞娘引上车，还警告她们：“上了我的车，就得让我上。”谢天谢地，他让我上车时没说这话。 接着，德克用阴沉的语气告诉我，在他小的时候，他父亲猥亵了他妹妹。最近，德克威胁那个老家伙离他的孩子们远点，不然就宰了他。我一阵语塞，正不知说什么好，德克忽然吹了声口哨，情绪又高涨起来：“你知道我在想什么吗？‘突——突突突突突突’！”他唾沫飞溅地模仿着冲锋枪的射击声，一边摆出20世纪30年代黑帮成员的握枪姿势，然后告诉我，他出车前花1，300美元邮购了一把冲锋枪，现在该寄到了。“到家以后，我们可以到矿坑里过把瘾。”他说。 七个小时后，德克把我带回家，向我介绍他漂亮的妻子，还有九岁的儿子凯文、六岁的女儿凯拉。我和他们家的圣伯纳德犬成了好伙计，又陪凯文和凯拉玩“猫捉老鼠”的游戏。德克一家请我留下来吃晚餐，主食是干酪和薄脆饼。 吃完晚饭，德克把新买的冲锋枪组装起来，开车带我去矿坑试枪。一想到马上要碰上了膛的真枪，我怯懦的性子好像又占了上风。 德克打了几发子弹，扭头问我：“你想试试吗？” 我扣了一下扳机，一股意想不到的兴奋感冲上我的胸口。好吧，这感觉真不赖。我手指搭着扳机，“突突突突突突”，一口气打光了子弹。 这恐怕是我过得最棒的一天了。 第二天，我遇到了吉姆。吉姆是住在附近森林的猎人，他对我说：“要说玩枪的本事，你绝不可能比女人强。就算是第一次摸枪的女人，也比半数以上的男人射得更准、更狠。”他路过一个印第安村庄，在一所学校门前把我放下车。 脚下还是阿拉斯加的地盘，下一座城镇叫托克。我坐在路边，举着一张纸牌，上面写着我的目的地——托克。“嗨——”几个十六七岁的女生走过我身边，轻佻地冲我打招呼，一边咯咯直笑。到现在为止，我遇到的司机都是中年汉子，可我忽然生出一种浪漫的幻想，盼望在亚北极地区邂逅一位女司机，她穿着紧身背心和牛仔裤，魅力十足。然后我们一见钟情，一夜过后就得各奔东西，伤心不已……现在我选择的这条路已经摆脱了朝九晚五、“神圣不可违逆”的日程表，接下来要做的是彻底打破陈规，解开拘束，把它们统统抛到外太空去，就像激动之时抛开累赘的外衣一样。 可惜下一位车主名叫莱尼，是个中年的印第安壮汉，并不是我梦中的黑发美人，车也是一辆破破烂烂的小卡车。我在副驾驶座上坐稳，有点嫌弃莱尼夸张的笑脸和含混不清的口音。但我还是系上安全带，强压下心中的恐惧，暗暗祈祷他只“磕”了点迷幻剂。莱尼正好要到托克镇给这辆破车换轮胎，他原来开的卡车已经送给儿子当毕业礼物了。真是份奇怪的礼物，我心想。按莱尼自己的说法，他儿子之前差点把他揍得“屁滚尿流”，因为他们都“磕嗨”了。也许这都是莱尼自作自受。他向我坦言自己确实没有当爹的样子，又嘟囔头晕得厉害，没多久，还用一种若无其事的口吻说自己“刚出来”。我猜想，那是指刚“出狱”吧。我眼看莱尼小口小口抿着碳酸饮料，好奇他之前“磕”的药里究竟有几种化学元素。 车子沿着爱尔肯公路行驶，两旁是郁郁葱葱的云杉林。莱尼又一次说起他在联邦监狱里服刑十八个月的事儿，起因竟是杀了一只白头鹰。我问他，白头鹰已经不属于保护动物了，怎么还判得那么重，他解释说这刑期是累加起来的，因为他屁股后面还跟着一长串酒后驾车的罚单——这正是我最担心的啊。 这趟搭车之旅，我先是遇上了一位前重刑犯，紧接着是猎人，现在又和一位嗜好“嗑药”的前罪犯兼猎人同行，眼睁睁看这辆破车一次又一次压过黄线。车子的速度大概是60英里/小时，我在脑子里演绎了一遍开门、跳车、肩膀着地、蜷身、翻滚的动作，觉得跳车逃跑的存活几率比留在莱尼旁边高一些。 可我还是老老实实地待在了副驾驶座上。莱尼最后在托克镇停了车，还祝我一路顺风。 当天晚上，我在路边搭起单人帐篷过夜。第二天起来，用野营炉煮了一锅燕麦粥，加了些蔓越莓干。养足精神、填饱肚子之后，我用大大的硬纸牌做了张醒目的牌子，上面写着“加拿大”，还在正中心画了一片鲜红的枫叶。四周的山峰连绵起伏，越往南越是白得耀眼，不过，其他地方早已披上了鲜艳的绿装，森林、丘陵、苔原，无不生机盎然。不经意间，春日温暖的气息已经感化了冬季的万里冰封。 我又搭了一次便车，来到加拿大境内的育空区，此刻，我坐在白马市的路边等车。在偏远的荒野里，白马市简直就是一座凭空冒出的大都会。夏琳就是在这儿停下轿车，搭上我的。她打算往南走一百多英里，到斯特林村参加一场为准妈妈办的派对，庆祝即将到来的新生命。夏琳说她要为派对“热身”，于是把车钥匙塞给我，自顾自地开始喝酒了。这么相信素昧平生的搭车客？我虽然觉得古怪，但更庆幸自己搭上顺风车，既然她想喝酒，那就由我开车好了。要不是夏琳坚持把车窗全打开，这趟旅行就完美了。 “你真的不冷吗？”我被大风吹得浑身发抖。 “不冷啊，”她咯咯地笑道，“我可是育空区的女孩哟！” 我一边开车一边听夏琳手舞足蹈地讲述当社工的经历，“等等，等等！”她突然叫道，“在前面的野营地转弯，我要见几个朋友。” 难怪……她一开始就算计好了吧，我真是后知后觉。可我还是照她的意思把车开进野营地，等着她和蹿出来的同伙把我踢下车，抢走我的背包，扒下我的衣服，堵住我的嘴巴，狠狠地嘲笑我的熊样，还击掌欢呼。 结果，夏琳进去和朋友们打了几声招呼就上车了，什么也没发生。 我们到达斯特林村时已近午夜。昏暗的街道上只有几个瘦高的男人在一罐罐地喝啤酒，嘻嘻哈哈地说着荤段子。我身处异地，周围一张熟面孔也没有，自然想尽快离开夏琳，尽快离开斯特林村，但我又觉得有义务送夏琳到目的地。 我们敲开了托尼家的门，再后来，夏琳提议我们把托尼“偷”出斯特林村。我觉得今晚自己的运气已经耗尽了，没法儿再赌下去了。我跟着他俩走到车旁，车门一开，我立刻抓起背包道别：“夏琳，很高兴认识你，多谢你搭我一程。但我真的该走了，抱歉不能帮你和托尼了。”夏琳一再求我留下来，我一步步往后退，猛地转身，飞快地往远处走。这条路黑漆漆的，两边都是掉光了叶子的白桦树，真像一具具苍白的骷髅架子。我沿路一直走到一条河边，搭起帐篷，哆哆嗦嗦地钻进睡袋取暖，心想，放弃吧。这才几天，我已经搭上了重刑犯、杀人犯、酒鬼和毒虫的车，他们每个人都向我倾诉了一段沉重的过往，这些往事充斥着贫穷、苦痛，甚至强暴和虐童的罪行。也许这个地方就没有清清白白的人，也许我从小听到大的警告并不是危言耸听，也许我应该立刻回白马市，安安稳稳地乘飞机回家。但我又想，我还没有看到真正的邪恶。那些故事听上去吓人，我感受到的却是善意。我得继续走下去。 没多久，我就琢磨出了搭便车的技巧：找到加油站或者饭店，要一大张长方形的硬纸板，用蜡笔画一个和善可亲的图案，再挑好位置等车，在公路入口、休息站和宽敞的公路的成功率比较高，因为这些地方都有足够的空间停车。我会尽量站在车流比较缓和的地方，这样司机才有时间看清我手里的牌子。露宿的时候，我用野营炉煮燕麦粥当早饭，晚上就吃山屋牌速食品（内部充氮保鲜，只要加热水泡熟即可），睡觉时选择树林里或者路边搭帐篷。我经常在卡车补给站洗澡，在加油站的洗手间里刮胡子，身穿牛仔裤和翻领衬衣，头戴棒球帽，外表收拾得干净整洁，冲来往的车辆露出温和的微笑。一般等一个小时就能搭上车，有时得等两个小时或者更久，但从没有搭不上车的情况。 离开托尼和夏琳之后，我遇到了简单直率的卡车司机丹尼斯，他载我走了900多英里，从斯特林村来到了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的乔治王子市。我在乔治王子市得到了乔治的帮助。乔治是位天主教神父，花白的胡须修得整整齐齐，他的目的地是省内的阿什克罗夫特市。一路上，乔治跟我分享了自己搭便车的趣闻逸事，那时他跟现在的我年纪相当。然后，我跟四个十几岁的少男少女同行去温哥华，他们一路不停地谈论大麻和性这种限制级别的话题。车里塞得满满的，我窝在后座，身边还挤着两个金发少女，其中一个皮肤雪白的女孩问我愿不愿意假装她的男朋友。 下一位车主吉斯是个退休的机械工人，他要去加拿大和美国的边境。“你得替老板挣钱，不然你在他眼里一文不值。”吉斯告诉我他退休前在核动力工厂工作，还预言2012年是世界末日。 进入美国境内，我在华盛顿州遇到了一对80多岁的老夫妻鲍勃和埃丝特。我好奇地问他们为什么肯停车搭我，他们回答：“有些人还是愿意信任陌生人的。” 我在华盛顿州的奥马克市等到了一个名叫约翰的司机。他是个光着膀子的19岁小伙子，开着一辆年久失修的1980款跑车。他身材偏瘦，却挺结实，据说刚刚参加完新兵训练，准备去伊拉克当侦察兵。约翰说他借了10,000块钱买大麻，得尽快还清，正是为了这才参军的。 “我告诉招募官，我要练好身材，出去胡搞一通，杀一堆人再回国。” “你真的这样对招募官说？”我问。 “是啊。”约翰肯定地回答我。 我做了很多牌子，写了很多地名：华盛顿州的韦纳奇市、岩岛、基帝塔什市、亚基马市、里奇兰市、肯纳威克市，还有俄勒冈州的彭德尔顿县和拉格兰德市。 华盛顿州的基帝塔什是个寂静的农镇。我举着南行的纸牌站在路口，左等右等都没人停车，我怀疑这招是不是已经行不通了。这时，胡安·赫尔南德斯看到了在路边干着急的我，停车让我上去，尽管并不顺路。他说自己是来自墨西哥的移民，经常去亚基马市做生意。胡安没有在意我的推辞，坚持送我到“温蒂”汉堡店，点了汉堡包和炸薯条请我饱餐一顿，一直等我吃完。他的英语说得磕磕绊绊，很难听明白，但对上帝的虔诚信仰、对美国的热爱却溢于言表。他既不夸夸其谈，也不嘲讽挖苦，满怀真诚地谈论自己在美国过得很幸福，养育刚刚出生的宝贝女儿珍妮丝是多么快乐，他很高兴能赚钱给家人买漂亮的衣服…… 告别胡安以后，我坐在背包上，双手捂着眼睛，挡住了不能自已的眼泪。我不是第一次、也不会是最后一次被人们的慷慨和友善感动。我曾经认为自己是个“独行冒险者”，也很享受独立的感觉，但我刚刚意识到自己从来不是孤身一人。即便把我的冒险比作高空走钢丝，钢丝下面也有一张同情结成的安全网，拉网的是陌生人的援助之手，是同胞们向我伸出的援手…… 一个星期前的晴朗午后，我第一次竖起大拇指搭车，第一次完完全全地放开控制权。我丢掉定时闹钟、放弃预定的计划，斩断操控“木偶”的“提线”，不再让家人、学校，乃至我自己决定我未来的命运——冥冥之中自有定数。谁都没法儿染指我人生的方向盘，包括我自己，这个念头反而让我浑身充满了力量。因为我发现，有时候千方百计地去掌控命运，倒不如顺其自然更占上风。我的搭车之旅不仅仅是一次单纯的游玩，更是一种游离于常规的尝试，我仿佛脱离了地心引力，漂浮在太空之中，试着伸出手触摸从前遥不可及的星团。 我在爱达荷州的博伊西市翻阅了一份持左派观点的杂志；在盐湖城外的州际公路旁差点被车轮径直碾过；在犹他州的帕克市，我在摩门教的教堂里过了一晚；在怀俄明州，一个头戴出租车司机工作帽的金发女郎邀我到她家过夜；在丹佛市，我巧遇了一个老朋友。伴着车轮压过公路的哼唱声，我穿过了一州又一州，在怀俄明州钴铬蓝的天空下，抬头仰望漫天繁星，低头只见高速公路上的一道道黄线飞快闪过。 在内布拉斯加州，到处都是玉米地。我的司机汤姆是个29岁的厨师，他在韩国出生，后来被一对美国夫妇收养。他从俄勒冈州出发，打算到东海岸去。我在科罗拉多州搭上了他的车，可以顺路直接回尼亚加拉瀑布城的爸妈家。我们到内布拉斯加州林肯市的时候，夜已经很深了。我们决定开出80号州际公路，找一个安静的地方停车，搭帐篷过夜。 在静悄悄的乡村公路上行驶一阵，碰巧发现了一座废弃的学校，学校旁有一大片玉米地，月光下一眼望不到边。当时，我们觉得这地方挺安全的，正适合露营。头顶的星星闪闪发光，蟋蟀有节奏地卖力鸣唱。我们开了几罐蓝带啤酒，煮了些快熟面吃。 一切都是那么宁静自得，直到一个身影猛地从黑暗中闯出来，手电筒的亮光晃了我们的眼。“嘿，谁在那儿！”我和汤姆喊道。但他立刻关了手电筒，扭头就走。我和汤姆面面相觑，耸了耸肩，继续享受美食。大概十五分钟后，又有人举着手电筒从玉米地里冒出来。 “举起手来，放在我能看见的地方！”眼前的男人一声断喝，“快点，双手放在车盖上！” 我和汤姆肩并肩站在车前，手掌平放在白色雪佛兰宽宽的车盖上。这样的情景我在电影电视里不知看过多少遍了，所以我还配合地叉开腿，那架势好像要劈个一字马。 “你们一共几个人在这儿？”男人吼道。 “只有我们。”汤姆随意应付一句。 “你们一共几个人在这儿？”男人重复一遍，走近了些，我们这才看清他是个警察。 “两个。” “附近还有别人吗？” “没有，只有我们俩。”我们异口同声地回答，声音都有些发颤。 “你们在干什么？”警察一边问一边用手电筒来来回回地打量我们。 “我们这算是露营吧。”我说。 “你们身上有带那种东西吗？我指的是违禁品……” “没有。” “我能看看你们的身份证吗？” “我的钱包在车上，驾驶座中间。”汤姆说。 “我能上车搜一搜吗？” “呃，当然，我不介意。”汤姆应道。 “能还是不能？！”警察怒吼道。 “当然，我不介意……我是说，能！”汤姆紧张地结巴起来。 警察上车搜了一通，我想他是冲着违禁品去的。我一直老老实实地趴在车盖上，浑身绷得紧紧的。警察搜完车子，又走过来搜我的身，那手劲可不小，好像给我来了一场“暴力按摩”。然后，他掏出我放在裤子后边的钱包察看。 “这里是私人领地，闲人免进。”警察说，“你们怎么会心安理得地在这过夜？” “我们不知道这是私人领地，”我说，“对不起。” “嗯，你们可不能待在这儿。附近的人脾气都不小。我还得看看有没有东西被偷了，你们在这儿等着。”警察说完果真往那间废弃的学校走去。从我和汤姆站的地方，透过窗户只能模模糊糊地看到几把被一张张蜘蛛网缠着的零乱的木椅子。 眼瞧警察晃着手电筒在学校里来回巡视，我忽然觉得眼前的这场景有种莫名的悲哀。我不知道这种悲哀具体从何时开始，但在过去的40多年间，怀疑的种子洒遍了每一寸国土，它们飞快地生根发芽，结出一颗颗恐惧的毒果，占领了我们曾经狂野、自由的腹地。现在，美国人再也不敢走夜路了，家长不敢让孩子独立穿过树林，年轻的男男女女也不愿意搭便车，不愿意踏上冒险的旅途，生怕报纸杂志和电视电影里说的那些恐怖遭遇在自己身上应验。 警察走出学校的时候显然松了一口气，他指了个露营地，说我们可以在那儿过夜。在我们出发前，他又提醒道：“你们年纪轻轻的，真不该在这个年代搭便车出远门。要知道，时代不同了。”他望着那片玉米地，有些缅怀，又像是惆怅，也许他想起了一个完全不同的时代——很久很久以前，我们的世界充满了善意，远比现在安全、美好。 “再也回不到从前了。”他说。 但我一路搭便车流浪，亲眼见到了一个不同的国家，结识了许许多多不一样的人。 “我知道了，警官先生，谢谢你！”我微笑地应道，仿佛发现了一个他不知道的秘密。 第九章 18世纪的船夫 2007年7月—8月 加拿大，安大略省 负债：16,000 美元 十四天的搭车之旅后，我来到了纽约州的麦田镇，这是我小时候住过的地方。我花了几天时间联络朋友，找了一家卖古董和历史道具的网店，用仅存的小费买了这次航行用的东西，收拾好行装。（长话短说：我回家的方式让妈妈很不高兴。）爸妈到麦田镇接我，又开了五个小时的车送我到渥太华，鲍勃就住在这儿，我们计划从渥太华起航。 我在冻脚镇打了整整一年工，还债的进度提前了不少，所以未来几个月都不必急着找工作挣钱。我发现，自己的学生贷款不知不觉间已经还了不止一半，也许债务并没有我想象的那么可怕，它在我眼里不再是要命的死对头，更像一个讨厌的远方表哥，只要在定期的家庭聚会上打声招呼就能应付过去了。换而言之，债务就像不定期的口腔溃疡、附近化工厂排放的污水，我总能意识到它的存在，却不会过于伤神。我在冻脚镇度过了一个愉快的春季，冒险搭车流浪了十几天，而且马上又要开启新的航程。看起来，与债务和平共处并不困难。我很可能找到了一个平衡点，既不耽误还债，又能满足冒险的渴望。 航行小队一共五人，计划用两个月左右的时间穿越加拿大安大略省的湖泊和河流，行程约1,500千米，线路很像四百多年前法国人萨缪尔·德·尚普兰[29]的探险之旅。出发后，我们会顺着丽都运河南下，再向西沿安大略湖的北岸进入特伦特-塞文水道，在佐治亚湾星罗棋布的岛屿间蜿蜒而行。佐治亚湾是五大湖之一的休伦湖向东突出的部分，湾内运输繁忙，它的东南角以及一些岛屿组成了佐治亚湾岛屿国家公园，风景美不胜收。此后，我们会向东沿法国河航行，穿过尼皮辛湖来到马特瓦河，顺流经渥太华河回到渥太华市。 从前，每到夏季，加拿大船夫们便会划着桦树皮制成的独木舟，把货物运到西边的港口，再载着一船船皮草返回东岸。船夫们体格健壮，衣着破旧，给人留下粗犷不羁、有勇无谋的深刻印象，但他们吃苦耐劳、不惧艰险的特点总能令人惊叹。从清晨到黄昏，他们不仅要划船运货，水路不通的时候还得扛着独木舟和货物上岸，经陆路走到河边再继续航行。日子虽然艰辛，但只要唱起歌来，喝几口朗姆酒，兄弟之间相互扶助，就算远离家乡，也不会觉得孤苦。 我们五个人要效仿的正是加拿大早期的船夫，从服饰到装备，力求处处真实。也就是说，我们用的东西、穿的衣服，都要仿照18世纪的样式、材料。比如，我们用打火石和铁片引火，睡觉盖羊毛毯子和棉被，拒绝现代人习以为常的卫生纸、驱虫剂、滤水器和野营炉。我们航行的工具就是两条价格不菲却很容易漏水的桦皮舟，据说是魁北克省的一位造船大师亲手打造的。 当然，我们的航行不可能和古代一模一样，途中一定会遇上许多船屋，还得从水闸进入运河水道。经过城镇的时候如果要解手，自然得去运河边的洗手间，而不像从前的船夫那样，就在河边大剌剌地解开裤头“放水”，那种做派在今天看来太过鲁莽，非把野餐的人们吓呆不可。而且，我们起航之前必须按照法律规定在腰间系上救生装备，只要拉开插销就会自动充气漂浮。除了救生设备，我们还带了卫星定位仪、手机和记录冒险经历的摄像机。 老实说，我根本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一切都怪极了。但我相信这段旅途一定会令我终生难忘。希望紧张刺激的冒险能让我快点成熟起来，也许吃的苦越多，成长得就越快，就像登上蓝云峰曾经改变了我一样。我在阿拉斯加的时候也常常到荒野远足，但只出门一两天就回营地了，这回一出发就是整整两个月，每天都要经受体能的考验。这才是真正的冒险。我希望它能够逼着我挑战自身极限。说不定我还真能大显身手，成为一条响当当的硬汉！我仿佛看到自己挥起船桨击退黑熊；在士气低落的时候用精彩的演讲打动人心，让大家重振旗鼓；要是有同伴不小心掉进湍急的河流里，我大呼一声“抓住我的手”，奋力把人救起来。 出发前，爸妈开车送我到渥太华。我们在宾馆休息了一晚，第二天一大早我还得穿上古代船夫的装束去鲍勃家报道。但我实在不好意思穿着海军蓝色的马裤、长筒袜和宽松的棉质衬衫走过人来人往的宾馆大堂，所以，我拎着行头跑到爸爸的SUV里换装。 我试着套上马裤，却发现自己犯了一个可怕的大错。这条马裤和其他衣服是我从网上的角色扮演用品店里订购的，我竟然到现在才发现裤子根本不合身（我怎么也想不通为什么自己收到货后连试都没试）。幸好当时还买了一条马裤。我翻遍了那堆行头，又吓出一身冷汗——备用的马裤可能被我落在家里了。我只好拽着裤头往上提了提，谁知道一个纽扣猛地弹出来打在SUV的车顶上。妈妈还在车外等着呢。我赶紧递上马裤、扣子和针线盒，急得快哭出来了：“妈，帮我把扣子缝上好吗？” 我在鲍勃家见到了此行的其他成员，加上我一共四男一女。 克里斯蒂安、黛安和鲍勃一样，都是经验丰富的船夫。他们都曾参与纪录片《目标西北方》的拍摄，在加拿大法语区小有名气。克里斯蒂安今年三十二岁，是白人和印第安人的混血儿，为人粗鲁、好显摆。他经常给小学生讲自己的航行经历，赚演讲费生活。他一见到我，就指着我脸上的胡渣子说：“你长毛了，笑起来真蠢。”黛安是地道的魁北克人，五十一岁，只会说几句英文。她是烹饪达人，擅长做面点，还会辨认、采摘野菜。有了她，我们这一路就不必光靠腌猪肉、豌豆汤和燕麦饼过活了。 五十四岁的杰伊高高瘦瘦的，很像田间的稻草人。他是位退休的法语代课老师，对加拿大船夫的历史非常着迷。但他和我一样，也是第一次参加真正的冒险活动。 最后一位当然是我们的领队鲍勃了。他也是五十四岁，是位富裕的励志演讲家，自称“世界上最棒的船夫”。他的脑袋剃得溜光发亮，戴一顶羊毛毡帽——《夺宝奇兵》里男主角印第安纳·琼斯戴的那款，帽檐的阴影下是一把长长的灰色胡须。今天，鲍勃穿着加拿大船夫引以为傲的传统装束：一件宽松的麻质衬衣、一条炭黑色的粗布裤子，一条老旧的红色编织腰带。他组织了这趟复古航行，也承担了所有费用。 接下来的一个小时里，我们在鲍勃家打点行装，学着打铺盖卷。所谓的“铺盖卷”就是把所有行李仔仔细细地卷成一捆，以方便带上独木舟，划船的时候也可以把它垫在屁股底下当坐垫。我在铺盖里卷了一件路上替换用的衬衫、一顶无檐丝绒帽（有点像圣诞老人的帽子）、一件连帽斗篷（又厚又重的羊毛外套）、一双备用的棉袜和软皮平底靴（印第安人常穿的款式）、两条毛毯和一块打地铺过夜用的防水布。卷好行李后，用皮质背包带捆好，搭在前额上，穿过急流的时候就不必担心弄掉行李了。 除了背包卷，我还带了一个小水壶和一个白色的棉布袋。棉布袋和大号的女士钱包差不多大，里面装着针线盒、钓鱼器材、刀子，生火用的打火石和铁片，吃饭、喝汤、打水用的锡盒，烤燕麦饼用的小号平底锅，骨质汤勺、碱性肥皂、绳子、日记本，还有一支用黄铜作笔管的可替换的铅笔。团队每个成员都分担了一部分公共用品——一袋75磅重的腌猪肉、一袋55磅重的面粉和一袋同等重量的豌豆，还有盐、胡椒粉、红茶、几块枫糖、几袋蔓越莓干、斧子、一口大锅，以及一些修船用的工具和材料：几块备用的桦树皮、补船专用的沥青。 正收拾着，鲍勃指着两条沉甸甸的桦木舟，问我能不能帮他扛一条。我试着弯下腰，就听到了裤缝线的哀嚎声。这熟悉的感觉让我赶紧停下，要是再用点力，裤子非得“刺啦”一声裂开两半不可，就像被橄榄球员撞裂的横幅纸。 “对不住啦，鲍勃，我希望路上能减减肥。”我实话实说，“我的裤子……有点紧。” 鲍勃瞄了我一眼，靠近前，善意地冲我笑道：“哈！你把裤子穿反了。” 这个笑话让大家乐了好几个星期。见面之前，他们都以为我是个经验老到的水手、一个户外运动达人（大概是看了我简历里的阿拉斯加“摆渡史”吧），结果我一现身，他们全傻眼了——居然要和一个连独木舟都没坐过的家伙一块儿航行两个月？还没等我坦白，掌舵的姿势立刻出卖了我。独木舟在我的“折腾”下摇摇晃晃，不停地画着“8”字。用打火石和铁片生火的时候，我不小心被铁片划破了手，还烧糊了豌豆汤。我假装自己会打水手结，即兴发挥一番，结果复杂过头了，谁都模仿不来，谁也解不开那玩意儿。 也许我不是一个称职的船夫，但那副如饥似渴的学习劲头却让队友们刮目相看。 鲍勃会坐在船尾专注地观察我划船的姿势，时不时地纠正道：“桨要伸进水里……别光用臂力，要用整个身体的力量……注意，船桨要和船身平行，再往下一点，对，朝屁股那儿……桨在空中要保持斜切的姿势……手臂伸直……划快点，再快点！一分钟至少划四十五下！” 克里斯蒂安虽然老爱捉弄我，但也教了我不少本事。比如，把防水布呈45°倾斜地挂在桨上，六七种常用的打绳结方法，怎么用桦树皮和沥青修补独木舟……这些老式的独木舟漏水很厉害，我们每隔一小时就得把漏进来的水舀出去，每天晚上都得修修补补。 相比之下，黛安就温和多了。她耐心地教我怎么用枫糖和蔓越莓干烤燕麦饼，还给我演示了怎么用野苹果做布丁，怎么采摘雪松的针叶泡茶喝。 上岸时，我总要尽可能多搬一些装备，还包揽了烤燕麦饼和刷锅的活儿，希望弥补我这个“菜鸟”船夫的无心之过。虽然我还没学会根据天象推测天气的变化，也认不出有毒的藤蔓（有一回，我不小心蹭到了一丛），但我发现自己划船的力道和耐力都不比队友们逊色了。 第一个星期过后，我从日志里扯下一张纸给乔希写了封信。嘿，兄弟！跟你说说我的船夫生活吧。 每天清晨4:30——起床。用皮带把装备和行李全部捆好，搭在额头上，扛着它们从露营地一路走到码头，把脑门儿和一点肌肉都没有的脖子勒得生疼。 清晨5:00——开始划船。 早上7:00——休息。把昨天晚上剩下的腌猪肉和豌豆汤热一热，当早饭。 早上7:20——继续划船。 下午3:00到4:00——停船。 下午4:01——打开湿淋淋的背包卷，捡木柴、生火煮腌猪肉和豌豆汤，烤燕麦饼。 下午5:00到7:00——个人活动时间：处理伤口和肌肉酸痛，缝补破损的衣服，写日志…… 晚上7:00以后——吃腌猪肉，喝豌豆汤。坐在篝火边，喝定量分配的朗姆酒催眠。 晚上8:00到第二天清晨4:30——努力入睡。数不清的蚊子使尽浑身解数溜进我的羊毛毯子，数不清的蚂蚁像冒险家一样见缝就钻，害得我神经紧绷绷的。鲍勃和杰伊却睡得踏踏实实，打呼噜的声音响得直逼大象的咆哮，我真想跳起来闷死他们。 虽然很累，可我过得非常开心。我第一次把自己逼得这么紧，这样挑战自己的极限。眼前的生活和“玩乐”一点儿都不沾边，可我就是觉得今天的牺牲和努力，在不远的将来都会有回报。 祝你还债顺利！ 下回再聊，哥们！ 肯航行生活充实又简单。每天起床后就开始划船、做饭，围着篝火聊天、喝酒，打理好地铺就合上眼睛休息。我带了个锡质的杯子，平时用来喝茶、盛汤，要是尿急时船离河岸太远，也会用它一解燃眉之急。 我一般会在森林里蹲“大号”，用叶子代替卫生纸，洗澡就跳进河里，刷牙就用摘来的细嫩的枝条代替牙刷、牙膏，刷锅就用沙子代替洗洁精，我们喝的水都是从湖里、河里打来的。渐渐地，我不再在意自己的体味，也不理会难看的及肩长发，对外貌漠不关心。 我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大家围着篝火谈天说地，大多时候是他们侃侃而谈，我静静地听。每次下河，我都恨不得赶紧到岸，可是一到清早，我又摩拳擦掌地盼着下水。耳边的晨风裹着沁人心脾的红茶香气，呼唤我挥动船桨。桨儿一下河就“咕咚”一声发出喝水似的轻响，每划一下，桨边都会荡开两个小小的漩涡。有时，抬眼望去，一两只苍鹭迈着修长的双腿，沿河岸优雅地漫步；远处传来潜鸟独特的“笑声”，好像在飞快地哼唱“约德尔调[30]”。要是惊起了一滩萤绿色的飞蛾，我们会立刻闭上嘴巴，静静划桨，任它们柔软的翅膀轻轻掠过面颊，好像调皮的孩子用天鹅绒挠我们的痒痒。这一切的一切，都让我目眩神迷。 在丽都运河与特伦特-塞文水道航行的时候，我们偶尔会路过城镇，或者在高大的船屋之间穿行，船屋上掌舵的全是光着膀子的“船长”。可是，我们进入休伦湖延伸而出的佐治亚湾后，却没发现一丁点人迹。四周没有哪怕一艘船，甚至连一点动静都没有，整片水域仿佛陷入沉睡之中。佐治亚湾分布着数不清的花岗岩小岛，我们就在那些圆墩墩、灰溜溜的小岛间蜿蜒游走，我真好奇水底是不是有个石头巨人正在舒展筋骨，而那些露出水面的小岛就是他鼓鼓囊囊的肌肉。在这里，放眼望去，一片湛蓝，侧耳倾听则一片宁静，海天一色，几乎分不清哪儿是海，哪儿是天。鲍勃和克里斯蒂安乘同一条木舟打头阵，看上去就像在大气的平流层里腾云驾雾。 夜幕降临后，我们登上一座小岛露营。我走到露营地的另一边，脱下衣服，跳进海里游泳，然后光溜溜地站在一块大石头上，让晚风吹干水珠子，一边望着落日把天空染成酒红色，然后一路沉入海中用最后的光芒将晚霞刺得血红。我忽然有种似曾相识的奇怪感觉，好像很久很久以前就来过这儿。也许我在前一世见过眼前的景象，生出了同样的感受；也许一千年前、两千年前，甚至几万年前，我的某位祖先曾来过这里，或者站在类似的地方，好奇他的祖先是否也来过同样的地方。 我忽然意识到，自打出发以来，我一天天地褪去21世纪的印记，把现代社会的舒适、便捷和娱乐远远地抛在了独木舟后边。每天划船32千米，一个月下来，我的手臂和肩膀练出了结实有力的肌肉；头发油腻腻的，板结了，几乎可以防水；脸上脏兮兮的，被太阳烤得像黑炭一样，腮边和下巴也长满了浓密的棕色胡须。 船夫的生活就是不停地忙碌，不停地劳动。一旦适应了这种节奏，我便越来越漠视，甚至鄙视轻浮的现代文明生活。常规、斯文、风度——这些条条框框在水面上毫无用处，它们没法赶走钻进耳朵和被子里的蚊子大军，无力治愈我划行十二个小时之后酸酸痛痛的肩膀，不能帮我扛起独木舟和行李，在凹凸不平的陆地上跋涉几英里，更不能加固薄薄的鞋底、拯救我被碎石扎得生疼的脚丫子。当你被辛苦的活儿压得喘不过气时，真的很难分清哪些是真正重要的东西，哪些是扯淡。 我渐渐明白了自己在做什么，我也再不是刚刚出发时那个懵懵懂懂、笨手笨脚的郊区小子了。现在的我能够麻利地打出好几种水手结，用打火石和铁片一次性地生火成功，任劳任怨地帮大家做饭、刷碗、刷锅。我学着观察云层、空气湿度和风向，判断天气变化，运气好的时候还能正确地预测暴雨呢。 克里斯蒂安“旅行演讲家”的事业刚刚起步，所以这次航行他只参加一半。就在克里斯蒂安上岸之前，我和他做了回搭档，同划一条独木舟。他还是那个我行我素的混蛋，一会儿用法语哼下流调子，歌词夹杂着“大冷天拉屎”什么的，一会儿身子一歪，冲我放个奇臭无比的屁。有一次，他灌下一整瓶马德拉白葡萄酒，非要向我炫耀“独门绝技”，没等我反应过来，他就已经扯下裤子，伸手把两个“蛋蛋”塞进紧紧并拢着的双腿中间了。 一天，我们在马特瓦河上划行，克里斯蒂安一改平日粗俗、自私的作风，露出一副虔诚的样子。他悄声告诉我说自己有一项“天赋”，进入深度冥想之后能看穿旁人心中的想法，“就像看地平线那样，一清二楚”，在特定的环境下，甚至能看到别人的梦境。克里斯蒂安还说，他的祖先就有“探寻幻象”的传统仪式，村里的年轻人到了一定年纪都要参加。仪式中，年轻人必须深入丛林，一连好几天不吃不喝，直到眼前出现幻象。“探寻幻象”时看到的东西非常重要，甚至会改变人的一生。有时，人们还会根据幻觉中看到的动物魂灵改名字。这些话乍一听似乎有捕风捉影的嫌疑，但我完完全全能够理解。追寻幻象的过程就像一次旅行。我们这些现代人，从出生起就没离开过各式各样的机构，多多少少带着制度化的烙印，人与人之间并没有实质差别。可你一旦踏上旅程——特别是前人没有尝试过的冒险旅程——就有可能成为一个独特的人，一个独一无二的个体。 虽然西方社会没有类似“探寻幻象”的仪式，但我们继承的文化DNA里有旅行的传统。20世纪30年代，许许多多的美国人会随意跳上一列火车，在城市之间流浪；到了20世纪50年代，“垮掉派”诗人偏爱作诗讲述公路旅行；20世纪60年代又兴起了搭便车旅行的风潮。谁能料到，现如今，作为“成年礼”的冒险早已默默退出了年轻人的生活，他们一走出学校大门就直面职场，无法停歇，更没有机会享受哪怕一刻真正的自由。 头顶的太阳火辣辣地照着，我们连续划了整整十二个小时的船。我认真听着克里斯蒂安描绘梦境和幻象，讲述他自己读心的经历。吃饭的时候，我突然没了胃口，再也咽不下豌豆汤了。整整六个星期，早饭吃豌豆汤，午饭还是豌豆汤，晚饭还少不了豌豆汤，实在腻人。天色渐暗，一天的航行又要结束了。我无意中瞥了眼河面，顿时呆住了。我的身影映在一片深蓝的水光中，被层层荡开的涟漪分割成好几块。每次挥动船桨，手臂和船桨的影子便有节奏地晃动着，激起一圈圈催眠的波纹。我盯着水中倒映着的那双眼睛，桨叶好似外科医生的手术刀，精准地切开水面，溅起一串水花。影子碎了，很快又重新聚拢，好像有人剜了倒影的眼睛，又把两颗新的眼珠塞进眼窝里。我并没有产生幻觉，却在苦行之中感受到一道净化身心的光芒。这种震撼，就像在飓风中挣扎求生时突然对上了“逆境”之神的双眼——刹那间我如蒙大赦，被一道神圣的光辉拯救了。 这些天，我在滂沱的大雨中野营，在呼啸的大风里夜宿，耳边少不了蚊子家族的大合唱，时不时地还会有松鼠落在我的毯子上，蹦蹦跳跳。我的脚板早就干燥开裂了，十个脚指甲下面全是乌青的淤血。上岸绕行的时候，我们得扛着独木舟和行李，靠两条腿一直走到有水路的地方。沉甸甸的独木舟压在肩膀上反复摩擦，像一把钝刀不停地搓着肌肉。手臂上的肌腱也一直紧绷，仿佛拉到极限的橡皮筋，不知什么时候就会“啪”的一声断掉。有时，腰背上的酸痛简直让我喘不过气。可是，再多的苦、再多的痛都会磨出茧子，变得麻木。我觉得自己已经不是血肉之躯了，我已经彻底变成了划船的机器。这世上再没有咽不下的苦，没有熬不完的日子，也没有扛不住的重担了。我不想念抽水马桶、热水澡，不想家，也不想念汽车和其他现代化的东西。整整两个月来，独木舟就是我的栖身之地，我已经能靠自己的肩膀毫不吃力地扛起所有生活必需品。回想过去，买一屋子没用的东西真是蠢透了。 我和大自然的关系也在悄然变化着。在我的眼里，大自然不再是需要战胜的对手和必须仰慕的对象了，登山也不再是一场意气风发的征服之旅。从前，我也像许多人一样，喜欢把车停在路边，欣赏沿途美丽的风光。可现在，我才真真切切地体会到“距离产生美”的道理。透过汽车挡风玻璃望向窗外，夕阳西下，宁静美好。而在水面上看到落日，就意味着成群结队的蚊子要开始“狂轰滥炸”了，气温开始下降，暴雨可能会出来凑热闹。我迷恋大自然的时候，只是远远地望着它，根本没有和它“亲密接触”。现在，经过四十多天高强度的航行，我已经和自然融为一体，难分彼此。我借宿在盘根错节的树根之间，与蚊虫为伍，和野生动物作伴，顶着风雨旅行。自然对我不冷不热，我便也淡漠视之。 这场旅行让我意识到自己是多么平凡，而人类的精神和肉体又是多么奇妙，竟能完成这样的冒险。可惜，了解这种不凡特质的人少之又少！在大多数人眼里，极限就是海市蜃楼——看得见，摸不着。实际上，我们的极限远在天边，远得甚至超出了视线所及的范围，需要不懈地探索。 在我一天天改变的同时，鲍勃也变了。黛安和克里斯蒂安先后因为工作离开，新加入的阿特和蔼可亲，微微有些发福，他是鲍勃在一次演讲中认识的。于是，我和杰伊同乘一条船，阿特和鲍勃搭档。 我发现鲍勃说话做事再也不征求大家的意见了，他变得暴躁易怒，动不动就冲我嚷嚷，还对杰伊百般挑剔，处处施威，揪住一点小错就破口大骂。如果说之前的鲍勃是个严厉但不失英明的领队，那么现在的鲍勃活脱脱一个傲慢的暴君。 “给我听着——我说什么就是什么，你们统统给我乖乖照做！”他冲我们高声喝道，“什么对错？过后再说！” 没多久，他连最简单的活儿也会横插一杠，对微不足道的小事也要指手画脚。在水流急的地方靠岸，要用绳索拉住独木舟，这么简单的道理，我们又不是第一次划船，怎么会不懂呢？我真想大吼一声：“鲍勃——你他妈闭嘴！我们会划船！”可我一直忍着，没有开口。这种情况持续了好几个星期。 我怒火中烧，既恨鲍勃仗势欺人，又气自己逆来顺受。在加拿大，船夫本是勇敢的同义词，可我非但配不上这个称呼，反而像一个替主人倒夜壶的卑贱家奴。要是生在18世纪，有画家给我们做群像，我肯定一副满脸消沉的模样，穿着破衣烂裤，常年扛重物、做饭、划船，把背都压弯了；而鲍勃一定穿着宽大的马裤，昂首挺胸，一脚跨在独木舟上，脸上带着果敢坚毅的神情，一看就像个英勇无畏的领袖。 每次他冲我大吼的时候，我都以为自己忍不下去了，再也受不了他的侮辱，受不了他盛气凌人的架势了。但我还是习惯性地压下怒火，巴望问题会自然而然地消失。这个办法从没成功过，我却傻乎乎地一错再错，幻想着会有一丝渺茫的希望。紧接着，急流事件发生了。 在法国河上，杰伊和我的独木舟意外地被卷进了急流。独木舟的外壳是桦树皮做的，非常脆，一碰上石头就会裂开，哪怕是轻微的碰撞都受不了。要在急流中避开大大小小的石头显然非常困难，所以，每一个船夫都知道，绝对不能被卷进急流。那时，鲍勃已经上岸，眼看我们的小舟在水流中跌跌撞撞，他立刻冲我破口大骂。即使我和杰伊轻松地驾着独木舟避开了每一块石头，鲍勃还是尖叫，不依不饶地诅咒我，还用上了一大串意义不明的法语。他骂了好一阵子，但我只记得他用英语说的一句话：“他妈的，我是怎么说的，你就爱自作聪明！” 我再也控制不住了，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冲上去和鲍勃对峙！我死死地瞪着鲍勃，好像自己能通过念力把他的脑袋炸成一片红云。我的血液急流，“砰砰砰”的心跳声敲响了进攻的战鼓。我要起义，我要造反！ 我决心在鲍勃独身一人的时候冲上去掐住他的脖子，接着，风云骤变，复仇的烈焰在我的身后升起，我在熊熊怒火中命令他永远不能对我出言不逊！ 鲍勃组织这次冒险，主要是为了提高他在加拿大的知名度，为演讲事业铺平道路，也想借此向祖先致敬。他的祖辈在十七、十八世纪出了许多船夫。 当时的船夫大多来自下层阶级，他们本可以靠农活养家糊口，却选择了这样一个艰辛的职业，有时一天就要划十四小时，一分钟划四十五下。在岸上还得走好几英里地，用皮带把数百磅重的装备捆好，扛在肩上。许多船夫的腰背劳损过度，还患上了疝气，不到五十岁就病逝了。 但他们仍然义无反顾地选择船夫的生活。他们青睐蜿蜒曲折的河道，胜过凹凸不平的石子路，喜欢紧张的辛劳胜过慵懒的舒适；他们宁愿冒险也不愿过千篇一律的日子，他们选择了短暂的充实，抛弃了碌碌无为的长寿。 我呢，为什么选择航行？其他队员又是为了什么？几个世纪以前，世界地图上还有许多空白之处，等待着勇敢的人们去填补；大自然中还有许多地域等待人们去发现；一箱箱货物需要人们冒生命危险穿过变化莫测的大海，运到遥远的目的地。那时的船夫通过把货物运到加拿大的一个个港口来获得报酬，他们非常清楚自己航行的目的是什么。可我们呢？我们为什么要装扮成几个世纪以前的古人，重走古人的航线？21世纪的探险者既没有空白的地图可供填补，也没有荒野可探（外太空倒是有无边无尽的秘密，可惜一般人没那份能耐），只能“假装”探险，过把瘾罢了。这就是我们四个人正在做的事——玩角色扮演，凭空打造一场探索之旅，力求仿照两个世纪前的船夫，体验21世纪无法给予的刺激。 我们的“冒险”虽然只是角色扮演，但不可否认，其中确实有真实的成分。在北极整整一年的经历，加上这个夏天的航行，让我从新的角度思考了什么是现代文明，什么是都市生活。 我们这些住在城郊的市民，除非有意在小区附近走动走动，平常根本没必要出门。我们既不需要修整围栏，也没有空地种豆子，更不用去小溪边打水喝。我住爸妈家时，肚子饿了就去堆得满满当当的储藏室或者冰箱拿吃的；口渴了，打开水龙头，就会流出清澈的自来水；天冷了，暖气会从通风口里吹出来——我现在才体会到这是多么神奇！以前在家的时候，没什么活儿需要我帮忙，我爱做什么就做什么：在客厅里看电视啦，在卧室看看书、打打电脑…… 在航行的过程中，我禁不住地去思考，其实我们需要的正是“需要”本身：我们急需一股压力把我们推出房间，逼我们全心全意地依靠同伴，逼我们牺牲一些东西，逼我们去打理花园、维修屋顶，与左邻右舍认识、交谈。其实，大自然一直在我身边，它降下可怕的暴风雨，刮起呼啸的龙卷风，放出刺骨的寒冷。它总有使不完的花样，可我总是无视它，专注地窝在房间里打电脑游戏。 这两个月里，鲍勃把我骂得狗血喷头，使唤我干这干那，一点都不尊重我。我憋了一肚子火，又被繁重的劳动折腾得青一块紫一块，常常哭丧着脸，灰心丧气。但我还是打心眼里高兴，我终于把21世纪夺走的酸甜苦辣尝了个痛快，也开始渴望“叛逆”了。 那天晚上，我们在法国河沿岸的一个树木茂盛的大岛上安营扎寨。鲍勃照例切起了腌猪肉，我按计划走到近前，想一把掐住他的脖子，给他点颜色看看。 但我做不到。我就站在他身旁发愣，怯懦的本性一如往常地困住了我的手脚。很快到了睡觉时间。大家各自找了个角落，铺好防水布，盖上羊毛毯子。我一边打地铺，一边回忆这段时间的点点滴滴。当初，我毅然跳进了一场看似永无止境的痛苦煎熬，可是六个星期后，我全挺了过来，也一定会继续挺下去。我会按计划还清贷款，去我喜欢的地方旅行，自由自在地过着清贫却独立的生活。为什么我到现在才搞清状况？我早就不是那个任人摆布的胆小鬼了！ 我丢下手里的东西，找到鲍勃露营的地方。他选了一块平坦的大石头，正准备躺下了。我局促地走过去，低下头，在脑子里最后一次排练憋了许久的心里话。 我有气无力地开口了：“鲍勃，你有空吗？我有几句话对你说。白天在急流里……呃，我是说，那全是我的错。” “嗯，没关系了。”他安慰道。 “但是，鲍勃，”我直视着他的眼睛，继续说道，“从今以后，请你不要再对我大吼大叫，不要再用脏话骂我了。” 我们又谈了几句，然后握手言和。鲍勃对我说：“真有你的。” 第十章 志愿清道夫 2007年10月—2008年3月 密西西比州，港湾市 负债：16,000 美元 夏天过去了，乔希结束了在冻脚镇的导游工作，回到丹佛的朋友家。虽然上回在丹佛的求职之路并不顺利，但他仍然相信自己能找到一份稳定的工作。临时工虽然自由，甚至可以“炒”老板的“鱿鱼”，接触不同的人和新鲜的事，但也相当不靠谱。没有工作，就没有薪水，很难还清高额的学生贷款。 可是，丹佛很快又给乔希来了个下马威。投出的简历一再被拒，乔希无奈之下报了一所酒保培训学校。除了找工作的需要，乔希从前也常常幻想成为电视剧里帅气迷人的酒保，用“荤段子”把三三两两的肥胖常客逗得哈哈大笑，甩下毛巾将吧台擦得闪闪发亮，对女服务员露出青春帅气的笑容……可是，这个梦想和其他计划一样，惨遭滑铁卢。 收件人：肯·伊格纳斯 发件人：乔希·普鲁因 时间：2007年10月12日 标题：该死的丹佛 该从哪儿说起呢……酒保这种工作高中毕业生就足以胜任了，我走了十五六家酒吧，居然没有一个地方肯雇我。我有双学士学位，平均分高达3.83，还获了一堆奖项，有权威推荐信，愿意24小时待命……可我竟然得不到区区一份低薪的工作？！上帝啊，叫我怎么能不心烦意乱？我接受的所有教育（大学、研究生和酒保学校），这些年付出的所有努力，取得的所有成绩，难道就是为了当个服务生——这份工作分明连没受过任何教育的人都能做啊？！糟糕的是，我还欠着66,000美元的债务。走投无路的乔希只好去“红龙虾”海鲜连锁餐厅应聘服务员，接着又去了一家健身中心应聘接待员，但都被拒绝了。 终于——终于！一个朋友的朋友帮乔希找到工作了！那是一家名叫“韦斯特伍德”的营利性网络学校，时薪16美元，提供医疗保险、牙医保险、养老保险、带薪病假等常见的员工福利。乔希的焦虑总算可以缓一缓了，哪怕只是暂时的。谁知，本该松一口气的乔希马上又陷入矛盾。“我当然希望自己能喜欢这份工作，”他在给我的邮件里写道，“可我又担心自己太喜欢了，有一天也会为了舒适和安稳放弃真正的梦想。” 乔希终于正式迈进了职场。恭喜！ 我却还在为工作犯愁。航行结束后，我在家住了一个月，专心写简历、填申请表。夏季“休战”已经结束，我要对债务重新“开火”了。我花了六十多个小时写了几篇文章，投给水牛城的一家周报。读大学的时候我曾经在那儿实习过，希望这回能赢得一份全职工作。文章倒是发表了，报社也给了我120美元的稿费，但应聘的事儿依旧石沉大海。显然，我得另寻出路。 最后，我在美国志愿者服务团找了份清理道路的工作，要去密西西比州港湾市的“墨西哥湾志愿保卫队”服务两个多月，打扫两年前卡特里娜飓风肆虐后遗留的一地狼藉，铲除入侵的外来物种，植树造林。志愿工作的薪水很低，一个星期才250美元，不过食宿免费，服务结束后还能领1000美元的“教育补助金”，这笔钱可以帮我还债。 志愿保卫队的大本营设在港湾市一个黑人聚居的贫民区里。那里帮派横行，治安状况堪忧。我们这批总共20个志愿者，男的住一个营房，女的住另一个营房，中间隔着两块菱形的棒球场，分属两个小型的棒球俱乐部。宿舍营房和中间的棒球场地虽然有些简陋，却十分整洁，周边的社区就迥然不同了：墙壁被密密麻麻的涂鸦和污垢侵占，根本无法辨别原来的模样；一地臭气熏天的垃圾和乌七八糟的碎屑，让人立刻想到满目疮痍的交战区；社区里的房子大多摇摇欲坠，草坪上也丢满了废弃物，水沟、管道早已被成堆成堆的啤酒罐和酒瓶子堵住了。就算卡特里娜飓风的破坏力不小，这个社区明显在受灾之前就毁得差不多了。看着眼前的废墟，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脚下是美国的领土。 见到其他志愿者后，我觉得自己根本不像营员，反而像个“知心哥哥”似的营地辅导员。论年纪，营员们大多是十几岁的青少年，除了志愿保卫队的四个小队长，就属24岁的我最大；论学历，我有一张本科文凭，居然是全队受教育程度最高的一个。队员里差不多一半白人一半黑人，绝大多数还没拿到高中文凭，自己还没成年，却已经成了“少年爸爸”“少女妈妈”，有的遗弃了孩子，有的自己艰难地抚养；还有些人酗酒成瘾，滥用毒品，或是患了抑郁症。 比如，18岁的莱尔是来自沼泽区的白人，有350多磅重，虽然体型庞大，却一直饱受欺凌。他从没吻过一个女孩，没开过汽车，甚至不会用洗衣机。 格兰特今年21岁，来自缅因州，家境富裕，患有抑郁症。他的爸爸是精神病医生，给他开了好些抗抑郁药。也许是吃药的缘故，格兰特一天到晚都异常亢奋。 22岁的欧文骨瘦如柴，他曾经嗜毒如命，饱受毒瘾的折磨。现在总算戒毒成功，但几乎没读过什么书，连现任总统是谁都不知道。 瘦巴巴的罗伯特是个活泼开朗的黑人少年，今年19岁。他有18个兄弟姐妹，自己也当上了一个孩子的爸爸。 19岁的杰西正在温书，准备参加高中同等学力测试。后来，她和营地里许多同龄女孩一样，在志愿服务期间怀孕了。杰西老爱叫营地的一个单身妈妈梅琳达“他妈的臭婊子”，听语气这似乎是个昵称，事实证明她们确实是好姐妹。 我在营地里算是个苦行僧了。在冻脚镇工作这么久，又划着独木舟经历了两个月的复古航行，我对清苦、紧张的生活早就习以为常了。这次大老远来密西西比州，我只带了三套衣服、一顶单人帐篷、一个睡袋和几本书。 清理完道路回到营地，营员们不是抽着烟吞云吐雾，就是趁队长不注意吸几口大麻，接着把刚刚领到的生活补助扔进酒吧买醉。等到夜幕降临，一对对结识不久的男男女女便聚集在营地的小卖部后边卿卿我我。我每天下班后还会接着做一会儿俯卧撑，再绕着棒球场的围栏跑步健身。 我一边跑步，一边幻想自己回到了大学校园，和志同道合的同学们畅想着改变世界，创造幸福、健康的未来。幸好志愿服务期并不长，要是在这儿多待一段日子，恐怕我也会不知不觉地被周遭的环境潜移默化了——或许有一天，我也会在港口边买一座小屋子，竖起“闲人禁入”的牌子，动不动把脏话挂嘴边，私生活散漫糜烂。我觉得自己就像一颗种子，被大风吹进了沙漠。港湾市也好，冻脚镇也好，就像一片贫瘠的沙漠，只有校园才是枝繁叶茂的富饶绿地，才是吸引我落地生根的乐土。 每逢双休日，我就背起行囊，带上野外生存装备，穿过泥泞浑浊的土耳其溪去露营。深褐色的土耳其溪上倒卧着一根原木，真是名副其实的“独木桥”。桥那头的岸上铺满松针，四周长着繁茂的槲树，数百根粗壮的树枝屈曲虬结，活像一把撑开的绿色参天大伞。我的帐篷就搭在大树下，耳边汩汩的溪流欢快地奔向墨西哥湾。 密西西比州位于酷热的低纬度地带，即便在冬季也充满了勃勃生机。因为紧邻墨西哥湾，这里常常受到飓风的侵扰。凡是来到密西西比州的人，没有一个不感叹这里的富饶多产，没有一个不惊诧于当地人旺盛的情欲。 踏进密西西比州的丛林，仿佛卷进了一个阴暗的世界，一切都被原始的冲动支配着。昆虫、野生动物和植物在这片大地上自由地繁衍生息，哪怕周边污染日益加剧，城镇郊区像病毒一样疯狂扩张，自然灾害频频来袭。但繁衍能力最强的无疑是人类，即便在密西西比州这样的野生动物王国，也没有一种生物能与人类抗衡。他们就像栖息在港口、河边，不停鸣叫的知了一样，毫无顾忌地求偶、繁殖。 密西西比州的未成年人怀孕率高居美国榜首，紧随其后的是墨西哥湾沿岸的各个州。即便在最偏远的林区山道，都能看到钉在树上的广告牌子，上面写着“亲子鉴定——惊爆价！”。我所在的志愿队来来去去也就三十多个人，在短短的两个多月里，竟然有十一个队员——你没看错，十一个！——不是把别人的肚子搞大了，就是自己挺了个大肚子。 而我，生平第一次成了焦点人物。来营地不久，就有一个单身妈妈向我大献殷勤，每当我绕着棒球场跑步的时候，一群密西西比少女就会一边围观一边七嘴八舌地称赞我的臀部。欧文甚至告诉我，他女朋友的闺蜜想“要”我。我不禁受宠若惊，但还是礼貌地谢绝了所有人的“好意”。因为我很快发现，在密西西比州，只要是个男人就能得到明星般的火热瞩目。 在密西西比州，没有一个人不忙着找人上床。 这几年，我一直没交过女朋友，成天过着禁欲的单身生活，就像扎根南方的的大槲树，任凭飓风咆哮我自屹立不倒。我知道一个人该如何生活，独木亦能成林，只要紧紧扎根大地，就能抵挡最销魂的“暴风”。 现在最要紧的是还清学生贷款，我必须集中精力，不能被物质享受、酒精和美色分了心，就算它们再诱人，我也不能败下阵来。于是，我搬出了男生宿舍，带着帐篷来到营房左边的一块空地露宿，刻意和那群纵欲的家伙保持距离。 虽然薪水很低，但我却真心喜欢在户外清理道路，连续好几个小时挥动着鹤嘴锄、斧镐或是大斧头，在倒下的木头堆中劈开一条道，肌肉紧绷的感觉总会让我心情舒畅。汗水不停地涌出来，打湿了躯干和手臂，豆大的汗珠像一队队蚂蚁在我的背上前进。伴着稳定的节奏愉快地凿开路障，所有的杂念都消失了，也丝毫感觉不到疲劳，我兀自专注于斧头划过的弧线、四散纷飞的木屑，沉浸在薄荷般沁人心脾的松针香气里。劳动让我心境平和，让我忘了巨额欠款，也忘了种种磨人的欲望。那一刻，工作不再是谋生的手段，反而成了放松身心的消遣，是无上的乐趣，是人之所以为人的证明。 我和同伴们跳进齐胸高的沼泽泥潭，拖出报废的轮胎；将沟渠里的空酒瓶清理干净；穿过一片片松树林，把卡特里娜卷走的残垣断壁和大大小小的家什拉走。我通常都会全神贯注地干活儿，不过进入树林后，我也会偶尔不由自主地瞟向萨米。她是个假小子，今年19岁，来自明尼苏达州。 萨米像我一样，常常独来独往，话不多，工作专心又卖力。这时，她举起手里的电锯，劈开了挡道的树枝。我着迷地望着那樱桃般红润的长发，它打着旋儿地倾泻在她的肩上。虽然忙着干活，顾不上保养，那头波浪卷发有些毛躁、发油，却跳跃着生动的光泽——这正是我喜欢的样子。萨米的身上汇聚着我对女性的所有憧憬：雪白的肌肤在阳光下泛着健康的粉润，脸颊上点缀着乡村女孩常有的棕色雀斑。她没有精心修饰的美甲，没有别致的发型，也没有花哨时尚的打扮，两膝上还沾着泥土，但肌肉匀称流畅，这样本色地站在树丛间，就像一位森林女神。她的魅力不依赖神奇的化妆术，也不靠夸张的丰胸内衣。她的活力令人无法抗拒，成熟的气质和俊俏的面容让我神魂颠倒，情难自已。我真想丢下斧子，环住她柔韧的腰肢，轻轻地、坚定地将她拉向我的胸膛。也许我会把鼻子抵在她的发梢上，膜拜她曼妙的卷发和清新的气息。也许我会忍不住亲吻她被太阳晒得暖融融的肩膀，她便转过身，和我一道在明媚的林地上温存流连。 在营地里，萨米每天都穿着同一个风格的宽大蓝色T恤，配上不合身的牛仔裤。别的女孩都在穿着打扮上费了不少心思，她却毫不在意地掩盖着自己的好身材，举手投足间无不彰显着她对主流和时髦的不屑一顾，这种不谋而合的默契比曼妙的曲线更令我着迷。不知不觉间，她独立自主的思想和自信自强的性格让我陷入了不可自拔的痛苦暗恋。 我读大学的时候曾经交过一个女朋友，她也来自水牛城，是浸礼会教友。那时我刚刚上大二，她还在读高中，书包里每天都放着一本足足八磅重的《圣经》，走起路来都不太利索。她非常热情，用情专一，可惜用情的对象不是我，而是她敬仰的上帝。对她而言，我是个俗人，不过是一时的消遣，好比她永恒之魂漫长旅途中的一个小站点——她在这个站点稍稍驻足，和一个不信教的家伙谈了场恋爱。我该怎么和伟大的信仰竞争呢？上帝给人类带来了来世、宽恕和救赎，让她找到了心灵的寄托。而我能做的，只是参加返校舞会，带她在体育馆改装的舞厅里逆时针转圈圈。 一天晚上，我带她到麦当劳喝奶昔。气氛不错，我们终于在停车场接吻了。火热的夏季鼓噪着压抑许久的渴望，加上高糖饮料的刺激，我脑袋一热，继续向“二垒”进攻。可惜奇迹只降临了几秒钟，她便被狂热的信仰惊醒了，将我的亲昵举动视为冒犯，大发脾气。紧接着，她栩栩如生地描绘耶稣被钉十字架的细节，突然又抱头痛哭，埋怨我俗不可耐的欲望正在阻止她“靠近上帝”。我赶紧解释自己绝对没有这个意思（虽然我确实有意无意地把神从她身边挤开，巴不得她的神掉进深谷），但她还是绝望地喃喃道：“你根本不明白基督在你心中的感觉……”她很快和我分手了。失恋后，我决定在大学校园里和女孩子、男女关系划清界限，就当是保持清醒的头脑，专注学业吧。 可是，自从见了萨米之后，我就没法再保持淡定了。她是如此独特，与我认识的每一个女孩都迥然不同。她不仅仅是拥有樱桃色秀发的美女，更有一种难以言说的奇妙气质，像谜团一样吸引着我。在我见过的人当中，她是极少数正值妙龄却有人生沉淀的女子。 萨米让我想到了简·爱，在小小年纪就立志守贞、节制，穿着破旧的家庭教师装依然自尊自爱，不在乎别人势利的目光。萨米还有爽朗的笑容和一双清澈的大眼睛，棕色的眼瞳看起来温暖。我在她的眼里看到了纯真，也看到了疲惫。我看得出她还背负着沉重的过去，不知该怎么甩掉那些可怕的包袱。 我就这样悄悄地爱上了萨米。 我在密西西比州度过了近三个月的愉快时光，本打算在志愿期满后去别处找工作，没想到志愿者服务团希望我留下来，担任小队长。前任小队长TJ是本地人，前阵子（因为和女队员在浴室里偷情被逮个正着）被炒鱿鱼了，他的职位急需有人接替。我决定再干三个月。志愿者的工资虽不高，也够还债了。这里和冻脚镇一样提供免费食宿，能让我攒点小钱。而且，当上队长后，会有医疗保险和一周50美元的额外津贴（让我每周的收入达到了300美元），志愿服务期满又能得到一笔1，000美元的教育补助金。在密西西比州工作的近三个月时间，我已经还了2，000美元，还剩14,000美元。 但吸引我的不光是钱。我爱上了密西西比，还平生第一次获得了领导职务，真是机不可失。所有的小队长都要遵守一条戒律：不能和队员发生性关系。我相信自己完全能够以身作则，毕竟，艰辛的航行和之前的志愿经历已经让我养成了严格自律的习惯。 我开始逐一了解自己的队员，尽我所能地帮助他们。和鲍勃同行的日子教会我一个道理：发号施令绝对无法赢得队员的尊重，要诚恳地请求对方，一视同仁地对待大家。 我很快发现，这些志愿者并不像我从前想象的那样无可救药。恰恰相反，他们浪子回头，正在痛改前非，努力摆脱街边混混的角色。他们的进步看得见，摸得着。 “好，莱尔，”我对这个来自沼泽区的18岁小伙子说，“重要的事情先来。”我首先教他基本的生活技能，比如怎么叠衣服，怎么使用洗衣机。看莱尔仔细地叠着衬衣，我认真地对他说：“兄弟，你长得挺帅的，要是稍稍瘦一些，更不得了了。”我给瘦巴巴的开朗少年罗伯特辅导数学功课，每个星期三开车送他参加补习班，为拿到高中文凭做准备。来自缅因州的格兰特正在和抑郁症作战，他请我载他到医院多开些药，我和他分享了自己与乔希的通信笔谈，说乔希就像我的心理医生，有时候排遣心中的苦闷不一定要靠一粒粒白色药丸。我帮助摆脱毒瘾的欧文注册了一个电子邮箱，鼓励他认真地考虑成为厨师的理想。 几乎每一天，我都得开车载队员去医院，检查有没有患上性病，有没有怀孕，或者载他们去杂货店，去学校，去应聘，倾听他们的各种困扰（我发现，和他们身上的重担相比，我那点儿烦恼简直微不足道，根本是自怨自艾）。我非常享受眼前的每一分每一秒，觉得帮助别人让自己的生活变得充实，有意义。在倾听不幸的遭遇时，我越来越冷静镇定了，因为一旦感情用事，就很难理智地去倾听，去分担别人的痛苦。 我甚至没时间为自己的孤独伤神，为债务和前程烦恼。我就像是一个机器人，每天一成不变地工作、跑步、读书、睡觉。支配我的不是朝九晚五的日程表，而是我强加给自己的一种苦修。 每到双休日，队员们就会游说我和他们一块儿去一家名叫“野狗”的卡拉OK厅唱歌。我每一次都谢绝了。除了偶尔上网到二手书店淘书，我几乎什么都不买，一分钱都不花，全部存起来。后来，队员们又邀我去新奥尔良参加大名鼎鼎的“马尔迪·格拉斯（Mardi Gras）狂欢节”（又被称为“肥美星期二”），我本来是想拒绝的，可是发现萨米也要同行，我的防线就一溃千里了。见我破天荒地参加娱乐，队员们都惊呆了。最后，我们一行七人硬是挤进了狭窄的小轿车里，因为座位不够，萨米只能坐在我的腿上。这简直让我手足无措，既兴奋又惶恐，生怕藏不住兴奋的生理反应，一不留神就把暗恋曝光了。 去狂欢节的路上，萨米告诉我她正在寻找新的工作，我自告奋勇帮她引介冻脚镇营地，问她愿不愿意在汽车旅馆里打扫客房，还不忘加上一句，我今年夏天也会回阿拉斯加，去“北极之门”国家公园应聘巡山员，而巡山员的管理站正好设在冻脚镇附近。我知道自己不费吹灰之力就能帮萨米拿下服务员的工作，可是，我当上巡山员的机会却微乎其微。说实话，我的野外活动技能和经验还远远达不到巡山员的要求。但我又想，要是没办法以能力取胜，就用自己的勤奋和真诚去敲开“北极之门”吧。每隔两个星期，我就会给国家公园打电话或者发邮件，一再表达自己当巡山员的决心和热忱。只要能得到这份工作，我的债务问题就能烟消云散了。我沉浸在美丽的幻想中，仿佛已经看到自己和萨米双宿双飞地来到冻脚镇，在壮丽的山巅幕天席地，在隐秘的泻湖里沐浴爱河。 不得不承认，我和萨米的关系并没有《简·爱》式的开头，反而更像全球音乐电视台（MTV）放的青春电影《激情春假》（Spring Break）（在狂欢节上开始一段感情，只比在色情店里结识严肃一点点吧）。 一切的一切始于“远山”弦乐团的演奏会。那天，萨米约我一起去听演奏会，我花了20美元买门票。我们伴着音乐一块儿跳舞，她慢慢地依偎在我胸前，从那一刻起，我就是她的，她也成了我的。 狂欢节过后，我们回到港湾市继续志愿工作。等大家都睡着了，萨米会偷偷溜出女生宿舍，跑到我搭在棒球场旁边的单人帐篷里，紧挨着我过夜。第二天大早，她又赶在大家起床前跑回宿舍，免得被人发现。之所以这样偷偷摸摸地幽会，主要是怕恋情曝光后我会被解雇。 萨米热情似火，总是情意绵绵地靠着我，温暖的肌肤与我紧紧相偎，时不时同我交换甜蜜的湿吻。她不算聪明过人，逻辑思维并不缜密，会时不时地随性而为，但是她有一股乐天的神采，毫不矫揉造作，让我为之倾倒。我爱她的天真率直、无忧无虑，也爱她的急躁冲动。她的行为只有一个准则，那就是兴之所至，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没有那么多条条框框。这一点让我非常羡慕，我自问无法做到。 和队员约会是件非常冒险的事，我心里很清楚这是违规的，却已经身不由己了，原本固若金汤的防线上升起了白旗，守贞带落到了脚踝，心中的热情一旦涌上来便再也退不下去了。我疯狂地渴望着萨米，什么从容不迫，什么深思熟虑，一股脑儿抛开了。我走路的时候满脑子是她的倩影，干活的时候也时时刻刻想着她，埋怨时间怎么过得那么慢，真想赶快回到帐篷里和她相会、亲吻、灵肉交融，让她夜幕下呈深褐色的秀发在我赤裸的胸前荡漾。我一下子变成了愣头愣脑的高中生，痴痴地热恋着。 幽会的时候，萨米总爱让我说说自己的故事，她会入神地听我描绘冻脚镇，回忆搭便车的冒险旅程。不知为什么，她从来不吐露自己来志愿队之前的经历。也许，过去实在太沉重了。 我和萨米越来越亲密，也开始走进彼此的内心世界，就像两条颜色不同的河流，渐渐融为一体。这两条河的源头隔着十万八千里，一条冲出了学生贷款的坚固堤坝，一条是被抑郁冻结而成的冰川，正在缓缓融化。我看得出来，她一路如履薄冰才活到了今天。 两年前，萨米还躺在医院的病床上，喉咙里插满了管子。整个高中时代，她曾经五次自杀未遂。 萨米的童年无忧无虑，非常快乐。她的爸爸妈妈是明尼苏达州的中产阶级，家境优渥，十分疼爱女儿。但不知为何，萨米忽然跌进了忧郁的深渊，怎么也爬不出来。她吃不下饭，即使勉强塞几口，也会立刻呕吐。她试过割腕、吞安眠药，还咕咚咕咚地喝下含有过氧化物的液体自杀过。她的父母和医生试了许多办法，仍然找不出抑郁的根源，只能给她开大剂量的处方药，缓解症状。可是，吃药以后的萨米更加麻木，觉得每天都像行尸走肉，于是她参加了一个又一个派对，疯狂玩乐，好让自己感到活着的滋味。在一个派对上，萨米遭到了强暴。家人送她辗转多个疗养院、医院，还送她去读大学，可她的境况仍然没有丝毫起色，甚至决定退学。 谁知一切自有天意。一天，萨米去商场买纸箱，好整理行装，搬出大学宿舍，正巧遇到一群人兴致勃勃地围在一起，她也随着人潮过去一探究竟。原来，一位魔术师正在巡回表演，为他开在南方的动物避难所筹募善款。萨米被憨态可掬的小狮子、小老虎吸引了，一时兴起，便问魔术师自己能不能加入巡回演出。这是她第一次听凭内心的呼唤，跟着感觉走。 一个星期后，萨米跟着魔术师，来到了他在俄克拉荷马州的动物避难所，照顾流离失所的小动物们，接着又随魔术师辗转各州筹集经费。一年后，萨米来到了密西西比州，成了清理道路的志愿者。 郊区、工作、校园——对执着于冒险的灵魂而言，就像一个个空间有限的箱子。箱子太小，灵魂如何自由飞翔？过去，萨米没机会品尝冒险的滋味，没发现自己灵魂深处也渴望刺激和自由，所以才会感觉活着没意思。看来，过度的舒适和安逸会腐蚀一个人的心灵，倾注再多的爱也无法根除这种病毒，自由才是唯一的解药。 我遇见萨米的时候，她正活得“起劲儿”呢。看到萨米，我不由得想起两三年前开车到阿拉斯加、登上蓝云峰时的那股兴奋劲儿。如今的她也敢于尝试，不惧怕风险，愿意付出任何代价，只要能尝到从未体验过的新鲜滋味。 “我也要搭便车去阿拉斯加。”一天晚上，萨米对我说。 “什么？” “就像你当时一样啊，搭便车旅行。” “萨米，我觉得这样不妥。” “为什么？” “呃……你和我可不一样。” “你是指，我是个女孩？” “嗯，你可能会遇到危险。” “可你明明对我说过，这个世界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么糟啊？” 萨米惦记着冻脚镇的那份工作，所以这么想去阿拉斯加。而我这边还没收到“北极之门”国家公园的答复呢，和萨米双宿双飞的美梦貌似越来越渺茫了。我完全不知道眼前的恋爱会走向何方。我根本不想和萨米分开，再次变成没有交集的两条河流，可说实话，也许分手才是最好的选择。她找到工作了，我还得四处求职，不知道最后会去哪儿。没想到她忽然提出要搭便车旅行，这个主意似乎改变了一切。 “萨米，求你千万别自个儿搭便车去阿拉斯加。”我恳求道，“我会担心死的。” “亲爱的肯尼，我长这么大，人人都在告诉我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我要一辈子这样下去吗？” 可我根本不想让萨米独自冒险。她虽然饱受抑郁之苦，屡次与死神擦肩而过，又在密西西比州看尽了贫穷、困苦，却依然深信在这个偌大的世界，幸福远远大于不幸。她还搞不清楚什么时候该害怕，什么事儿不能说笑。上一次自杀未遂后，萨米宛若新生，开始用一种好奇的目光打量身边的所有事物，重新探索这个世界。我爱她，因为她总能用乐观纯真的目光看到世上美好的一面，可我也清楚，这种乐观、纯真会给她带来大麻烦的。 我一再请求萨米不要冒险，心里却响起另一个声音：让她去吧，这种冒险对她大有好处，就像当时给我带来的积极改变一样。我也清楚，不能为了保障安全，就把萨米关进密封的箱子里。于是我告诉萨米，我想和她一块儿搭便车旅行，只不过，目的地不是阿拉斯加，而是我爸妈住的纽约州，但是她要答应我，不能一个人搭便车流浪。 我在密西西比州度过了六个月的时光，这时候，乔希对新工作的憧憬也破灭了。用乔希的话说，他在韦斯特伍德网络学院的职位名义上是“招生代表”，冠冕堂皇，实际上只是个“热线推销员”，成天憋在狭小的办公隔间里，卖力地打电话给十几岁的青少年，游说他们入学。乔希告诉我，这些青少年大多家境贫寒，非常容易被人说动。起初，乔希觉得这份工作对社会挺有益的，推销教育总比推销商品高尚些吧？等他认清了韦斯特伍德网络学院的真面目，不由得良心不安，倍感矛盾。 申请韦斯特伍德网络学院的学生必须读满三年，三年学费在64,000美元到79,000美元之间。可是，韦斯特伍德网络学院和其他营利性私立学院一样，选课得到的学分不受传统四年制大学的承认。只要轻轻一点谷歌搜索，乔希就找到了好几百个毕业生的结局，他们好不容易拿到了学院颁发的“文凭”，却根本找不到工作，更不用说还清天文数字一般的学生贷款了。而且，韦斯特伍德网络学院给学生的贷款利息竟然高达12%，真是离谱！ 最具讽刺意味的是，乔希自己就尝尽了高额学生贷款的苦头，如今却要游说别人借“高利贷”读书，靠游说的成果赚钱还债。事到如今，空谈理想无法解决任何问题。乔希急需赚钱还债，道德上无懈可击的工作却少之又少。他只能像千千万万的“负翁”一样，每天一大早爬起床，哀号几嗓子，就得急急忙忙套上衬衣，钻进狭小的办公室干活。 三月的时候，我和萨米的志愿服务结束了。我们作别队员，踏上新的旅程。这时候，我还没找到新工作，萨米在冻脚镇的活儿要五月才开始，所以我们至少有一个月的时间可以用来游览美国东海岸。 我从来没想到搭便车可以如此轻松。和萨米在一起，等车的时间几乎没超过半个小时。想当初，我从阿拉斯加辗转回家，常常困在路边，一等就是几个小时，甚至整整一天都没有车子愿意停下。现在，萨米成了改变命运的关键。她举着搭车的牌子站在显眼的位置，我站在她身后，尽量表现得人畜无害（或者干脆躲在她后边不让司机发现）。萨米耀眼、无辜的笑容是最完美的诱惑——独自开车出远门的大多是寂寞的中年男人。 头几个搭我们的司机中有一个名叫特里，他专门开班车接送火车乘务员。特里口齿不清，换档也不利索，无意间还提到他在回家的路上在酒吧喝了几杯冰酒。此前我并没意识到他可能喝醉了，直到他在加油站停下车，目光火热地在摆满啤酒的冰箱前站了好一会儿，好像在纠结什么道德问题，我才觉得不太对劲。最后，他还是买了一罐加量装“银子弹”啤酒，在开往杰克逊维尔市的半道上就打开了易拉环。杰克逊维尔是佛罗里达州东北部的一个港口，我和萨米打算去那儿看海。特里与搭载我们的大多数司机一样，人生经历可谓“丰富多彩”，嫖妓、吸毒、酗酒都是家常便饭，还和老婆吵得不可开交，至今分居。放我们下车前，他和我们分享了自己的六字真言——“真相让人解脱”。后来，萨米把这句话绣在了自己的钱包上。 在杰克逊维尔的高速公路入口，我和萨米遇到了卡车司机拉斯提，一路来到了南加州的一个卡车站。拉斯提说他邮购了一个乌克兰新娘，还口气淡然地一一列举自己从前的不幸遭遇，一副事不关己的模样，甚至有点像机械师检查完汽车，沾沾自喜地叨念着一长串需要修理的机械故障。拉斯提的不幸始于童年的一场龙卷风。那场灾难摧毁了他的家，没多久，小偷又把他藏在鞋盒里的钱偷走了。继父在他小的时候性侵他，几十年后，他又和自己的老婆纠缠不清。拉斯提说，他老婆做了场噩梦，醒来后叨念什么预兆，居然还想下老鼠药毒死他，这件事让她大受刺激，导致第一个孩子流产了。拉斯提说自己患有四种癌症，都是晚期，老婆梦中的预言竟然成真了。病中，他预见了自己濒死的样子，于是皈依基督教，战胜了病魔，重获新生。 下一个载我们的司机名叫哈利，他爱用浓重的鼻音喊“嘿，兄弟……”，言谈举止有点像嬉皮士，略显烦人。他留着一把杂乱的长胡子，白发扎成一条马尾巴，虽然才44岁，看起来却像64岁的老头子。两三年前他酒后作业，不小心被夹在两架铲车中间，受了重伤，现在一边腿跛得很厉害。他的车里又脏又乱，仪表盘上丢着儿子的玩具赛车，老鼠甚至还用废纸和塑料瓶在车的角落里做了个窝。 在哈利的眼里，什么都是上帝降下的旨意，就连我和萨米站在路边搭车也是上帝的安排。他原本开着车在路上闲逛，耳边忽然响起一个声音：“载他们啊，送他们到想去的任何地方。”就这样，哈利招呼我和萨米上车，一直往北开了四个小时，哪怕我们要去的地方和他根本不同路。 哈利告诉我们，儿子还在襁褓中的时候，他无意间看到一个讲多起婴儿猝死的新闻短片，害得他一连三个晚上都睡不着，生怕儿子夭折。睡眠不足让他神经虚弱，再这样下去非得疯了不可。 哈利神色凝重地对我们说：“我看到卧室的一角升起一股浓烟，烟雾越来越大，还在不停扩张。” “浓烟慢慢成型了，好像一只巨大的大理石脚掌，有整片天那么大。”哈利一挥手，指着挡风玻璃外的阴天。 “接着，我听到咯咯咯的笑声——有婴儿在笑。我顿时明白了，那只大理石脚掌是上帝的脚。然后，我看到那个婴儿……”话音猛地一顿，我盯着哈利，看到豆大的泪珠从他的脸颊滑落。哈利哽咽一阵，继续道：“我看到婴儿就在大脚的旁边，又哭又笑，又蹦又跳。那时我才开了窍，原来所有的婴儿都要上天堂的。打那以后，我又能睡着了。” 道别前，哈利告诉我们他要杀了前妻和她的情人：“我要把卡车往后倒，撞他们的拖车，再用霰弹枪把这对奸夫淫妇干掉。警察一定会赶到现场，接下来的剧情我不说你们也想得到。” 在北卡罗来纳州威廉斯顿市，我们搭布兰特一家人的房车来到了大西洋沿岸的曼斯港。布兰特和妻子宝拉开着破旧的SUV，后面拉着一辆拖车，拖车上载着两匹马。他们平日就住在靠近外滩群岛的一个半岛上，所谓的房子其实是一辆拖车改装的。这对夫妻四十多岁，皮肤粗糙，脸上刻着深深的皱纹，似乎饱经风霜。他们经常在这条路上开车拉货。到曼斯港后，布兰特和宝拉邀请我和萨米到他们家做客，吃鲜虾，喝伏特加酒。搭便车旅行最棒的一点就是可以和陌生人聊生活中的喜怒哀乐，互相安慰。第二天，我和萨米主动帮忙干活，感谢这对夫妻的盛情款待。萨米帮两匹马梳理马鬃，我挥动干草叉，把马厩里的马粪清理干净。 借宿的第二晚，宝拉向我们吐露了心声，说她的儿子年纪和我差不多大，她已经好几年没跟他说上话了。隔天，宝拉开车带我和萨米到外滩群岛的赛马岭国家公园游玩。一路上，宝拉都在强忍泪水。我和萨米告别了宝拉，沿着外滩群岛的海岸漫步，穿过了莱特兄弟国家纪念馆。当年，莱特兄弟正是在附近山上试飞成功的。我和萨米站在赛马岭上，先丢下背包，再像滑滑梯一样，从沙丘上滑下去，背包总跟我们保持一段安全距离。我们继续沿着一眼望不到尽头的海滩散步，经过了许多面朝大海的人家，直到黄昏才选了一座沙丘，在旁边搭帐篷。 萨米很快进入梦乡，我听着海浪起起伏伏，不住地拍打沙滩，回想自己在密西西比州度过的六个月时光，回想过去一个星期的搭车经历。向我们伸出援助之手的人，都是在生活中吃尽了苦头，弄得焦头烂额、疲惫不堪的人。我从前没有机会结识他们，现在才知道他们是如此善良、慷慨。奇怪，为什么搭我们的都是穷困潦倒的人呢？为什么没有一个像我和萨米这样，出身中产阶级，有幸福和睦的家庭的呢？一路上，那些闪闪发亮、价格不菲的SUV，个头堪比公交的豪华休闲车屡屡同我们擦肩而过，视而不见，反倒是开着小破车的司机常常为我们停下。也许这一点儿都不奇怪。他们往往要埋头苦干地讨生活，一分汗水换一顿饱饭，对背井离乡、饥寒交迫的滋味也不陌生，所以才会毫不犹豫地帮助我们。他们生活困苦，没读过多少书，在关键时刻却比受过良好教养的人更加文明。和那些不食人间疾苦的上层相比，被压迫一族的同情心远胜一筹。 我非常向往安贫乐道的生活，眼下也近乎流浪，可我看得出来，真正的穷日子一点也不浪漫，处处都是脏乱、困乏和痛苦。我在港湾市，在志愿者身上，在搭我一程的司机身上，都曾看到贫穷带来的阴影。 我真想远离特里、拉斯提、哈利和许许多多像他们一样的人，真想远离那些充满毒品、酒精、药丸和婚姻破裂的悲伤故事。似乎每个载我们的司机都有一段黑色的历史。我不禁纳闷：这就是真实的美国吗？这二十多年来我是不是被美好的家庭和校园保护得太好了？教育水平低下、服药过量、饱受凌虐、嗜毒成瘾、负债累累——这就是新一代人的真面目吗？ 可是，我穿过了卡特里娜飓风留下的垃圾堆，经过了许多人居住的破屋烂房，亲眼见到鲜花依旧灿烂，生命还在延续，大地已然复苏，人们开始了新的生活。我开始相信，在美国，只要有适合的土壤，适当的耕耘，最重要的是有适当的空间，那么，生长、复苏、变化甚至革命都有可能发生——没有什么不可能。 阳光如期而至，四月悄然降临，这也是我和萨米搭便车旅行的第八天。我们打算去温斯顿-萨勒姆市的维克森林大学走一走，这是一所成立于1834年的私立大学。我读过相关报道，对其中一个文科专业很感兴趣，想尝试申请。 这天，萨米一反常态地沉默寡言。我在等车的时候亲吻她、拥抱她，讲笑话逗她乐，一心想赶走她的忧郁。她闷闷不乐的样子让我惴惴不安。我每次问“怎么啦”，她就心事重重地扭开头，应一句：“哦，没什么……” 我们站在六十四号公路旁，举着一张路牌，牌子上写着“罗利市”。有人停车搭我们一程，之后又辗转了好几辆车，但离维克森林大学还远着呢。我们只好借太阳下山前的最后几缕光亮偷偷钻进一座农场，最后在农场旁的森林安营扎寨。帐篷旁长着一棵浑身是刺的树，但枝头开满了粉红色的鲜花，非常漂亮。 我们照常用野营炉煮了晚餐——芝士通心粉和拉面。通常，找到安全的露营地，吃下热腾腾的食物，我们的心情总能变得明朗起来。但今晚萨米还是没精打采的。挤进单人帐篷，我温柔地将她揽入怀中，与她耳鬓厮磨。 萨米深吸了口气，语气哀婉地开口道：“你想知道我为什么心烦意乱吗？” 她的语气透着一股诡秘的气息，让人捉摸不透。我头一次生出失控的感觉，事情仿佛超出了预料。她究竟要说什么呢？我的牙根有些发抖。 萨米贴着我的耳根，缓缓地轻语道：“我没看过医生……但我心里有数。我——有了。” 第十一章儿子 2008年春季 纽约州，尼亚加拉瀑布城 负债：11,000美元 我从没想过当爸爸这件事，也远没有做好当家长的心理准备。这简直难以想象，就像上了年纪之后皮肤松弛、小便失禁、渐渐走向死亡，这些根本就不是我这个年纪该愁的问题。 在搭便车流浪的第八个夜晚，萨米突然说她怀孕了，一下子把我吓呆了。这可不是“门把上居然有静电”那种程度的小意外，而是“暗黑天使从天而降昭告世人末日来临”的震惊。我还有好多好多梦想没有实现，我想回到大学深造，我想环游世界，找一座山峰隐居。我还没搞清楚自己究竟想做什么，想成为什么样的人。但我百分之百地确定自己不想当爸爸，至少不是现在。 还债计划到现在为止进行得异常顺利。虽然赚得不多，但我凭着省吃俭用硬是提前还了一大笔钱，也在工作和冒险之间找到了平衡。我对自己和这个国家的认识一天天加深，明白了什么是节俭，什么是贫穷，什么是富裕。假如能找到合适的工作，这个夏天我就能还清所有的学生贷款，彻底自由了。 如今一切计划都成了泡影。在萨米开口的那一刻，我看到梦想的高塔随着渐渐隆起的小腹轰然倒塌。我要当爸爸了。 过不了几年，我就得穿着褪色的大裤衩在郊区的两层小屋里忙这忙那，得拼命工作才能给孩子买“Xbox”公司出的电脑游戏和蜘蛛侠的万圣节装扮，免得孩子在学校被同学瞧不起。辛辛苦苦干了一个星期的活儿，我只能抓住星期六下午的时间昏睡一阵，然后无精打采地窝在沙发上看电视，肚皮上还顶着一罐啤酒，懒得理会一旁穿着纸尿裤的小肯尼和小小肯尼，任他们又蹦又跳，没心没肺地哭闹。 也许我对平凡的家庭生活有些偏见，也许我的内心深处和其他美国人一样，渴望拥有温柔的妻子、可爱的孩子、幸福的家庭，渴望有车有房，在自家车道上装个篮球架，没事的时候玩两手。但绝不是现在，不是在眼看就要还清贷款的节骨眼上！ 所以，萨米告诉我她怀孕的时候，我真是吓坏了。我从没像现在这样惊慌失措，好像她带给我的是至亲遇难的噩耗，好像我突然得知自己患上绝症时日无多了。我的呼吸又重又吃力，快喘不上气了，头越来越晕，帐篷顶仿佛糊成了一片。我要晕过去了吗？ 萨米一脸担忧地抚着我的胸口，连声低呼：“肯尼……肯尼……冷静点，冷静点。这只是个玩笑啊，今天是四月一号愚人节，你忘了吗？” 愚人节？！那只是萨米的玩笑话吗？ 我愣住了，老半天都憋不出一句话。萨米抱着我僵硬的身体一遍遍地道歉，最后放声大哭。看着泪流满面的萨米，我第一次问自己：你知道自己对这个女孩做了什么吗？！ 在内心深处，我意识到这段感情难长久了。萨米善良体贴、含情脉脉，聪明伶俐、向往自由、特立独行，又有点疯狂、健忘、心不在焉。她无意之中说的一些话，做的一些事，时而让我妒火中烧、怒发冲冠，时而让我灰心丧气、惊魂不定。 萨米年纪轻轻，年少时光大半都在吃药、住院中度过，错过了在家、在校园里接触社会的必修课，结果喜忧参半：喜的是没有被高中这样的社会机构同质化，忧的是缺乏历练，不谙社交习俗、社会规范，更看不清背后的人情世故。她就像刚刚睁开眼睛的睡美人，入目便是阳光明媚、鸟语花香的大世界，处处充满未知的美妙与新奇；又像一个意外落入地球的外星人，对现代社会的规范和传统习俗一无所知。 她还没完全走出厌食症、自杀未遂和抑郁症带来的阴影，每每胃痛，都需要旁人轻声细语地安慰她，以免陷入恐慌，十万火急地叫救护车。她认为自己注定背着这些包袱过一辈子，根本没想过完全可以用自己的意志克服困难，获得新生。突然，我发现自己不再一门心思地为自个儿的前程发愁，而是开始设身处地替别人的未来着想了。我自告奋勇地把萨米安全地带到纽约州，也想带她见识见识这个社会，多些自我治愈的本领。 萨米让我想起自己也有七情六欲，也有喜怒哀乐，让我意识到自己不是个眼中只有目标、一心只想还债的工作狂，是她让我想起自己是个有血有肉的大活人——虽然这种认识不知道是喜是忧。因为这些，我深深地爱着她，像飞蛾扑火一般为她倾倒。萨米在我眼中仿佛受伤的鸟儿，我勉强扛起照顾她的责任，却在这种责任中找到了生活的价值。我们是如此不同，也许命中注定天各一方，但在她展翅高飞之前，我都要陪在她身边。 第二天，我假装忘了那个惊悚的愚人节玩笑，继续和萨米奔向纽约州。我们搭便车穿过了弗吉尼亚州、首都华盛顿市和马里兰州的港口城市巴尔的摩，在纽约市搭火车到康涅狄格州的纽黑文市，在佛蒙特州品尝美味的苹果甜甜圈，乘渡轮游览新英格兰地区的尚普兰湖。我们还溜进了纽约州的普莱西德湖冰球场。1980年的冬奥会，由二十名大学生选手组成的美国冰球队正是在普莱西德湖冰球场击败了实力超群的苏联冰球队，创造了奇迹。在纽约州的中部，我们还目睹了一位阿曼门诺派教徒[31]赶着一支马队犁田。在美国东海岸旅行了整整二十五天后，我终于带萨米回家了。 距离尼亚加拉瀑布城只有短短几个小时的车程了，我赶紧打电话向家里招供，坦白自己又搭便车旅行了，还带了个女朋友。可怜的妈妈听到这一连串劲爆的消息反应十分强烈，几乎跟我愚人节那天一模一样。 “你什么时候才能长大，什么时候才能有点成年人的样子啊？！”妈妈在电话那头高声尖叫，我条件反射地挪开耳朵，熟练得好比躲开一记平直球的棒球投手。 可怜的妈妈早就受够了我的任性，无论是去阿拉斯加打工、到贫民窟当志愿者，还是搭便车旅行、打扮成古代船夫划独木舟，都让她忍无可忍。她只希望儿子能过上普普通通的生活，这样对我、对她都好。 这几年，我每次和家里通话，妈妈都会反复提醒我，美国—加拿大边境巡逻队还在招人，只要我愿意就能轻松在家附近找到工作。我爸也是，每次都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你打算什么时候找份正经工作呢？”一听到他提到“正经”和“工作”这两个词，我立刻想到《摩登时代》的查理·卓别林无助地在机器的传送带和齿轮间挣扎，从工厂的一头转到另一头。过去我还会认认真真地考虑工作的问题，自从我跟萨米在国内四处流浪之后，我再也不为求职犯愁了，也不去想买房子、成家的事。 现在我回家了，再次见证了爸妈辛苦劳动一辈子的结果，更不会改变自己对“正经工作”和“正经生活”的看法。我爸是工厂职工，一辈子和机器打交道，最后患上了腕管综合征，左手几乎彻底丧失知觉。有一回他在上班的路上被一个酒后驾车的司机撞倒，脊椎受了伤，左手的病况也雪上加霜。现在他每次开车都得戴上冬用厚手套，因为汽车的震动会让他手疼得要命。我妈妈当了三十五年的护士，常年久站导致脚踝受损，现在走路都一瘸一拐的，上楼梯的时候不得不两手用力抓住扶手，支撑着身体一步一步往上爬。每次看到她这样我就心如刀割。 妈妈有时会抱怨脚踝关节疼得厉害，我问她为什么不辞职或者少值些班，她告诉我家里有一叠账单要付，而且没了医疗保险，一旦生病就没了保障。 从前，我所在的曲棍球队一有比赛，爸爸就场场不落地在台下给我加油；妈妈虽然有些神经兮兮的，经常担心这个担心那个，归根结底都是因为关心我。能拥有这样的父母，我是多么幸运啊！ 但我真的不想像爸妈那样过一辈子。我厌倦了“正经的生活”，那一点都不适合我。我不想按爸妈的意愿找一份“正经的工作”，过他们期望我过的日子。我并不是排斥工作，在密西西比州的志愿工作就让我非常享受，即便工资不高我也乐此不疲，哪怕长时间的体力劳动让我腰酸背痛，还要承担队长的责任，照看队员。我平生第一次感到自己的劳动是有意义的：我可以帮助年轻人洗心革面，让污秽的环境焕然一新。我发现，一份工作若是有意义，能为别人提供有价值的服务或者产品，那么工作就不仅仅是“营生”，还能让人生丰富精彩。我根本不介意一天工作十六个小时，让我无法接受的是大大小小的事都捏在别人手上：拿多少薪水、什么时候休假、有没有医疗保险、什么时候退休……身不由己。我想工作，但也不愿就此失去自由。 回家的第二天，我坐在客厅里看电视，妈妈走过来在我身旁坐下。从我迈进家门的那一刻起她的心情就不好了，瞧她不自然的动作，兴许早就想和我谈谈了，只是在等待一个恰当的时机，用温和可亲的态度打开严肃的话题。 眼下正是个好时机。大概是不满的情绪憋了太久，妈妈还是单刀直入，脱口问道：“肯，你是不是有什么难处？” “什么？”我吃惊地问。 “你想自杀吗？你是不是有这个念头？” “什……当然没有！我怎么会想自杀呢？”我纳闷极了，“妈，你怎么会这么想啊，太荒唐了！” “那你还胆大包天地跑去冒险？总有一天你会害死自己的，你知不知道？” “我没听你的话，又去搭便车了，对不起，妈。抱歉又惹你生气了，可我一点危险都没遇到过。” “肯，你得保证再也不搭便车了。” 听口气这是个命令，绝不是请求。我向后靠在沙发上，眼睛盯着电视，就是不看妈妈。我也想举手投降，应一句：“好啦，妈，我答应你再也不搭便车了。”可我做不到。我似乎一辈子都活在愧疚里，就因为我想跟着自己的直觉走，就因为我按直觉行事。 她怎么会以为我想自杀呢？！我从没像现在这么开心，有生以来我第一次可以拍着胸脯说：我热爱生活。 “妈……”我说道，“我最近没打算搭便车，但也不能向你保证以后都不搭。我打算照这样生活一阵子，要是你真的不能认同我的生活方式，我也只能说声对不起了。” “肯，我觉得你只是一时消沉——” “不，妈妈，”我打断她的下文，“我没有消沉，不开心的是你。我爱你，也爱爸爸，可我完全不认同你们的生活方式。” 她问我这话是什么意思，可我一时激动之后有些发慌，只好支支吾吾：“都是因为工作。” “没错。”妈妈同意了，“但是儿子，”她顿了顿，抬手抹了抹眼角才继续道，“从今天起我就得离你远些了，免得到时出了事……” 她边说边起身离开。我继续坐在沙发上发呆，没有上前拥抱妈妈，说几句软话宽慰她，也没有道歉，尽管我明白自己的行为已经伤害了爱我的人，可我实在不想平庸乏味地过日子，按老一辈的规矩和习惯麻木地讨生活，抛弃冒险的精神，忘记灵魂中曾有一种激情燃烧的力量，这股力量激励人们坚定不移地踏上冒险的征途。 萨米乘飞机去阿拉斯加了，她得赶在旅游旺季之前把冻脚镇旅馆的客房收拾好。我依然没找到工作，积蓄一天天缩水，债务的利息一天天累加，偏偏又无事可做，只能干着急。 与其无所事事，不如回老家逛逛吧。 纽约州的麦田镇居民18,000千人（其中95%是白人），坐落在一块平原上，位于尼亚加拉瀑布城和水牛城两个工业城市之间。20世纪中叶臭名昭著的“爱之运河”化学垃圾污染事件[32]距离麦田镇仅仅几英里远。 麦田镇是个默默无闻的小地方，人们很少能在报纸上读到关于它的新闻，除非有“大事件”意外降临，比如20世纪90年代的“断根男”约翰·韦恩·博比特（他跟我读的还是同一所高中呢），喝酒之后和妻子发生争执。当晚他睡得正香时，妻子竟然拿刀把他的“命根子”切了，丢出窗外。再有就是2007年发生的一个小插曲：一个本地人把防冻剂掺进金枪鱼罐头，打算毒死一只臭鼬，谁知邻居家的两条狗意外中毒，让“善待动物组织”（PETA）大为光火。后来又发生了一件事，让当地人议论了好一阵子：一家娱乐公司计划斥资7.88亿美元，在麦田镇建一座“绿野仙踪”主题公园，乐园里设有许多娱乐设施，比如矮人国自来水厂、亨利叔叔的农家宠物乐园和诺姆国王的迷宫——要不是附近的居民们强烈反对，这座主题公园离我家才隔了几条街。（感谢父老乡亲！） 我家是在1989年搬到麦田镇的。我还记得那时四周都是田野乡村，大片大片的草地碧波荡漾，一排排玉米亭亭玉立。在明媚的春天里，树木抽枝发芽，葱绿葱绿的，长长的村道直得好像一把把尺子。我家旁边有一块没开发的荒地，那儿有一个小池塘。冬天，我和弟弟爱到冻得结结实实的池塘上滑冰，炎炎夏日里，我俩就在池塘边捉青蛙，在家附近的树林里建了一座“城堡”，还常常在路边打曲棍球。 一晃眼二十年过去了，整座麦田镇和我住过的社区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那些一眼望不到尽头的田野统统被漆黑的柏油马路吞没了。为了扩张城区、盖新房子，一棵棵树木被连根拔起，人间蒸发。从1990年到2000年，这里总共增加了1,318个住宅单元。自2000年起，镇里的人口增长了21%（约3，000人）。这儿成了纽约州人口快速增长的城镇之一。 麦田镇的扩张绝非特例。从1982年到2001年，美国境内有3，400万英亩[33] （相当于伊利诺伊州的面积）的森林、农田、荒野和牧场被开发商“整得”面目全非。毫不夸张地说，麦田镇是资本主义横冲直撞的前沿阵地，是自由主义者的乌托邦，多年来，唯有自由市场和私有财产才是支配此地的至高神明。我的家乡原本是一座被金色玉米田环绕的温馨小镇，现在却变成了一个“癌细胞”，随着现代化的大流疯狂扩张。这里的气氛变得阴沉、诡异，叫人毛骨悚然，就像打烊之后的迪斯尼乐园——双休日去那儿玩一玩还挺有趣的，一旦过了营业时间困在公园里，四周黑漆漆的，怎么也找不到出路，那简直是噩梦一场。 现在我看到的这些房子绝大部分是最近二十年盖的。它们外表干净整洁，结实牢靠，方方正正地杵在修剪得一丝不苟的草皮上。我经过的每一个社区，名字里几乎都带着乡土气息，让人回想起从前的纯美风景，比如“林溪春渡”“乡野甸”“翠林庄园”“石岭”“乡间小苑”。 从我家向外望去，四周的景物一览无余。我小的时候附近还有几片树林能引发我的遐想，现如今，眼前尽是一排接一排刀切般整齐的住宅楼、刻板无趣的社区绿地和大型退休员工住宅区，这些千篇一律的建筑群又被纵横交错、喧闹繁忙的公路隔成好几块。这种郊区景观从没像今天这样激起我的愤慨。我曾经漫游布鲁克斯山脉，在加拿大的河道间穿梭，在密西西比州的丛林间劳作，现在的我轻易便能想象，几年前人们是怎样残忍地砍伐树木，填平沼泽池塘，铲除成片的田野，换来了眼前的这片水泥森林——就为了这个，我们竟然亲手制造了“物种大屠杀”？ 有时候，我们会不知不觉地被周围的环境同化：在农场长大的人往往吃苦耐劳，沙漠地区的居民朴素节俭，山民们坚忍不拔，沿海居民大多天性浪漫，不安于现状。而郊区呢，它的“特产”只是沉闷无聊、因循守旧、随波逐流。我一回到麦田镇就染上旧习，变回了“高中版”的肯，整天无所事事，无聊透顶。我几乎足不出户，自怨自怜，一天要吃五餐，一季连一季地看情景喜剧《宋飞正传》（Seinfeld），一会儿打盹一会儿“打飞机”，睡到第二天下午两点才爬起床。我的腹肌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松松垮垮的赘肉，几乎像条形气球那样，可以捏成不同形状的小动物。 我没日没夜地玩电脑游戏，一口气玩上好几个小时。好几年没玩了，我惊讶地发现新游戏的画面精细了许多。在托尔金创造的奇幻世界里，我能看到游戏人物紧绷的肌肉纹理，夜空中闪闪发光的星座各就各位，一花一草的姿态无不细致入微。远处的山峦再也不是几年前那种一动不动的背景板了，已经更新成了具有地理特色的山景，玩家还能操作游戏人物深入山间探索一番。 有趣的是，许多游戏都将背景设定在中古时期（比如《上古卷轴》《魔兽世界》和《塞尔达传说》），这些电脑游戏成了我们的“新边疆”，吸引我们去探险。它们是仅存于网络空间的荒野，只有在像素构成的虚拟世界中才能得到保护。我们早已将现实世界里的荒野破坏殆尽。没人能想象出纽约州西部的蛮荒景象，因为我们所见所闻的一切都和荒野沾不上边，我们根本没意识到那儿原本也是一片荒原。现代人对荒野一无所知，好像它们是遥远的外星生物。 逼真的电脑游戏一如既往地给了我些许乐趣。可我心里明白，赖在沙发上盯着电脑屏幕，在虚幻的世界里“探险”有多么滑稽。我得走出屋子，到户外去，甩开一身的霉味。我想，再去看看好几层楼高的尼亚加拉大瀑布也不错，虽然我从小到大不知道看过多少次了，但从没好好欣赏过它的壮美。 位于美加边境的尼亚加拉瀑布城被称为“世界蜜月之都”，小城里还带着一股怀旧的氛围，让人联想到诗情画意的浪漫之乡。可是，如今这座城市就像一潭死水，处处萧条萎靡，除了位于市中心的一座银色高楼——印第安赌城。赌城好似一柄印第安战斧，一口气劈死了所有的小本买卖。 我目不转睛地望着大瀑布，心里却一点感觉都没有。水流从峭壁倾泻而下，不停地冲刷底下的岩石，溅起一层层清凉的水雾，细细的水珠洒在游客的发梢上——这景象的确壮观，但我看着它，就像对着一座壮观的大楼或者壮观的城市。虽然说不出个所以然来，但我明显感觉到人类动了手脚，让尼亚加拉大瀑布成了精心包装过的“商品”。原来，二十多年前，工程师为了改变水流的侵蚀速度，建了一座堤坝把水拦住，还在岩壁间打进螺栓，固定岩石层。瀑布周围也建起了护岸，水流因此缩减了400英尺。入夜之后，五颜六色的探照灯把瀑布照得亮堂堂的，生怕每分钟600立方英尺的水流量还不够雄壮，非要人为地助兴才能讨个满堂彩。瀑布周围挤满了一家家巧克力店和蜡像馆，当然，也少不了那座高高耸立的赌场大楼和一条条扭曲的现代文明产物：防护栏、电话线路、高压电缆线——科技产品的入侵，让人很难感受到瀑布的肃穆、神圣与脱俗。 我盯着千万颗水珠汇成的水幕，心想，这些水珠本该狂野、奔放，自由自在地喷涌，如今却受制于人，被人用来发电，或是圈起来变成花哨俗气的旅游景点。这个地方已经丑化了，变得商业化、世俗化、文明化。我猛地醒悟：这儿就像从前的我。从前的我就像尼亚加拉大瀑布一样，被外力扭曲了、丑化了。学校把我驯化成循规蹈矩的顺民，数不清的生活点滴把我变成了负债累累的可怜虫。我像一条修得规整平坦的道路，从哪儿出发，到哪儿去，早就被人计划好了；像被污染、被文明化的“爱之运河”。 之前我一直不明白，几年前自己为什么执意要去阿拉斯加，现在我明白了。因为我必须到一个真实的地方看一看，一个还没被道路、人群、科技和垃圾淹没的天涯海角。文明当然也是真实的，从疫苗到杀虫剂，从图书馆到剧院都是真实的，也有各自的价值，这一点我认同。但我恰恰想跳出文明的圈子，看看真实的荒野。也许，我的内心深处正希望自己迷失在阿拉斯加的荒野之中，迷失在这样一个至今仍然维持着本色的地方，仿佛这样一来，我就会看清自己的本真。 我在阿拉斯加生活了一段时间，如今回到家乡，眼前的尼亚加拉大瀑布，乃至我在纽约州郊区的家，已经唤不起我心目中家的亲切感了。 一天，我接到了“北极之门”国家公园打来的电话，通知我得到了巡山员的工作。那一刻，我知道自己要回真正的家了。 第十二章北极巡山员 2008年夏季 阿拉斯加州，“北极之门” 负债：11,000美元 荒野，是狂野梦想的不竭之源。家附近要是有一片从未涉足的森林，你一定会在脑中恣意想象它的面貌，于是，那片森林便笼上了一层迷人的神秘色彩，延伸成无尽的旷野。其实，那片森林可能已经被虫害闹得没精打采了，林子里丢满了废弃的安全套和七扭八歪的易拉罐，大煞风景。但在你的心里，它可能是一座日耳曼黑森林，参天大树绿意盎然，林中仙女在空地聚会，神话故事里的怪兽出没其间；在月圆之夜，一头头野狼仰天长啸……也许，我们应该保留一方未知的土地，不要贸然打扰。我们开垦田野耕种粮食，让地下的蓄水层为我们涵养水源、净化水质，但我们也需要保留一块神秘的净土，放飞自己的梦想。倘若踏进那片稀疏的森林，用短短一个小时就把它的周遭逛个遍，真实的情况固然一目了然，狂野的梦想也一去不复返了。 布鲁克斯山脉却不是一朝一夕能看透的，即便轮回千百次，小小的个人也未必能将它逛遍。漫步其间，你会发现它是如此广阔，如此原始，不由自主地为它的神秘莫测深深折服，乃至屏住了呼吸也未察觉。它像一个没有边界的国度，好似另一个宇宙，远远超乎人类的想象。走过河谷低洼，登上高耸的山道，你会感觉地球仿佛超脱了球形的束缚，变成了一块无边无尽的平坦基岩，整个宇宙仿佛都围着这片旷野旋转。要是不想颠覆自己关于“有限空间”的认知，你可千万别来布鲁克斯山脉，因为置身其中，你一定会被“无限”震撼得目瞪口呆。到现在为止，人类还无法彻底探索阿拉斯加州的北极地带，无法完完整整地揭开它的奥秘。这儿，总有一条小溪等着我们追溯源头，总有一处海角等着我们眺望，总有一个挂着水帘的山洞等着我们一探究竟。 一望无际的布鲁克斯山脉、野牛逐草漫步的西部大平原、有一千多年历史的东南部松林和枫树林，都保持着天然的姿态，可惜，这样的地方越来越少了。要是多几片未被开垦的荒野，人们至少能从那些活跃的食物链和古老的树种身上展开不少遐想。 请为勇敢的少数人留下几片荒野吧，让他们有机会惊叹于大自然的非凡；也为绝少远足的大多数人留下几片荒野吧，即使不能驾着笨重的车子深入其间，即便不能亲眼目睹种种神奇的景象，人们也能张开想象的翅膀，飞跃森林、山脉、热带丛林和广袤的平原，用彩色的画笔在地图的空白处画出更深的溶洞、更高的山峰和更加神秘的湖泊。在我们的脑子里，那些地方可能住着大灰熊、狮子、海怪，甚至北美野人——也许在真实的世界里，那儿什么也没有，但只要保留几片荒野，它们就会在我们的梦中活蹦乱跳，让我们想象的世界多彩、灵动。 谷歌地图的技术越强大，地球上能让我们惊叹、着迷、喜爱的地方就越少。有一些地方应该永远保持神秘感。倘若有一天，布鲁克斯山脉像许多国家公园那样铺满柏油马路，引得成千上万的游客蜂拥围观，那绝对是一场悲剧。徒步登上层层山峰，才能领略到难得一见的纯美风景，即便不是人人都能亲眼见识，也能想象到那种意境。 在威斯康星州处处可见的山杨树上，在加利福尼亚州道路两旁的橡树上常常停歇着一群鸣禽，很多人不知道它们原本来自北方，在北极圈生机勃勃的夏季破壳而出。人们忘了北极同样是鸟儿的乐园，也忘了我们的许多梦想最初来自北方。 在布鲁克斯山脉深处的灌木林中，在远处的池塘、湖泊里，在人类看不见、闻不到、攀不上的山巅上，还藏着某个人的梦想。因为无法企及，所以更加向往。虽然布鲁克斯山脉无法给我们提供能源，也没法腾出空地给人们盖房子，但只要它保持着野性的原貌，便永远是人类的“梦工厂”。 我凝视着窗外的景色。此时此刻，我坐在一架三人座的塞纳斯185小型飞机上，飞越“北极之门”国家公园。飞行员科特操纵着飞机，在两头闲庭信步的灰狼上空打转，要是没有这座国家公园的保护，它们此刻还在疯狂地躲避猎人的追杀呢。 科特带我们来到科尤库克河的北部支流，原打算在一片碎石沙洲上降落。电光火石间，眼看飞机就要错过沙洲，扎进冰冷清澈的河里了，科特猛地拉起操纵杆提速，飞机便歪歪斜斜地掠过水面冲上天空。显然我们得找个更好的地方降落了。飞机颠簸旋转，我胃里的东西也像甩干机里的衣服不停地搅拌。见势不妙，我赶紧蜷起身子，抽出裤子后袋里的塑料袋做好呕吐准备，一边紧张兮兮地反复叨念：“开心，开心，开心……”一边默默祈祷安全着陆，祈祷降落点附近有洗手间让我把自己收拾得精神些。每个星期，我就是这样赶到工作地点的。 “北极之门”国家公园占地850万平方英里，面积在全美国各个国家公园里排名第二，位置最北，大概也是最荒凉的一座。这座“大门”和马里兰州差不多大小，纬度和冻脚镇相同，都在北极圈往北一点点。（要是加上临近的科伯克谷国家公园和诺塔克国家保护区，这一大片土地的面积比西弗吉尼亚还要大一些。）公园里没有公路、轨道，也没有修建任何设施，所以五个荒野巡山员都得搭乘丛林和水上飞机到达工作地点。 夏天到来之前，巡山员必须接受两个星期的培训，掌握遇熊时的正确处理方式，熟练使用防熊喷雾剂、霰弹枪，参加独木舟训练和水中逃生训练。水中逃生训练是在游泳池里进行的，我们必须从“坠毁”的模拟驾驶舱中脱身。 巡山员的工作简单明确，两人一组，连续值八天班，徒步或者划独木舟在荒野巡逻。我们必须按上级设定好的路线走，只要遇到游客，就要向他们说明野营公德——不要在野外留下任何人类活动的痕迹，教导他们怎样防熊，比如，一定要将食物放在“防熊桶”里（尽管每次值班最多碰到一伙游客），要把垃圾捡干净，抹去其他“人为影响”。我们要充当执法巡逻员的耳目，一旦目击非法狩猎或者非法捕鱼的行为，立刻用卫星电话向他们报告。 在有些人眼里，到荒郊野外当巡山员简直是梦寐以求的完美工作（大多数时候的确如此），但我们的工作环境其实相当恶劣，以普通美国人的标准看，堪称不人道，甚至是虐待员工。我们得随身扛着60磅的背包，忍受蚊虫肆无忌惮的叮咬，深一脚浅一脚地跨过密密麻麻的草簇，还得时刻保持警惕，提防那些长着大角的驼鹿，特别是那些毫不费力便能将我们撕成碎片的大灰熊。恐怕连修建金字塔的古埃及奴隶都会对我们的境况报以同情。可是话说回来，我们绝大多数时间都为拥有这样一份工作而深深感激。 “北极之门”的五个巡山员都是男的，差不多二十几岁（只有一位中年大哥），来这儿大多是为了偿还学生贷款。应对债务，我们各有各的招：我决心尽快脱身；二十八岁的亚当则选了一种月偿还额度最低的还债方式，打算拖上几十年，用他的话说，这样能“提前退休”；二十三岁的迪克刚刚从位于费尔班克斯的阿拉斯加大学毕业，欠了70,000美元的贷款，他打算再借笔钱买一架小飞机，也好在“北极之门”找一份高薪工作；另一位志愿者托马斯的债务还在不停地增长呢。 夏天终于来了，我们几个都兴奋极了，常常聚在一起热烈地讨论要去哪些地方巡山。也许是引人注目的杜纳拉克山？它海拔7，457英尺，直入云霄，傲视群山，仿佛老师提问时，教室里唯一一只高高举起的手臂。或者是阿里格奇峰？这一圈花岗岩峭壁薄得好似铁栅栏，形状像锯齿，像荆棘，又像尖尖的剑刃，连在一起仿佛吸血鬼伸出了骨瘦如柴的五指，用长长尖尖的指甲挣扎着抓向天空。也可能派我们去悬崖谷、乌拉走廊，或是河流湖泊，比如伊特奇里克、塔卡胡拉、伊特克马拉克、缇娜伊古克、阿拉特纳、诺阿塔克、阿吉阿特、乌娜克斯拉克、库鲁帕、尼古……这些水域的名字带有浓郁的地方风情，一连串念下来，发怀古之幽思，不禁让人肃然起敬。 第一次出任务的时候，飞机把我放在了科尤库克河的北部支流旁边。不是来真的吧！这是钻进我脑瓜的第一个念头。他们究竟为什么雇我？这是我的第二个想法。我真的不想一开始就质疑新上司的权威，可是说真的，三年前我来“北极之门”国家公园时，就是在这儿迷路的啊！ 我注视着峡谷中屈曲蜿蜒的科尤库克河，它浩浩荡荡奔流而过，一举断开了冷壁和北峰两大山脉，劈开了一道天然的山门。20世纪30年代，一位名叫鲍勃·马歇尔的探险家发现了冷壁和北峰之间的奇景，为它取名为“北极之门”。 第一次巡山，我的搭档是泰德。我俩划着独木舟，打算顺着科尤库克河随心所欲地到处逛逛。上岸后，我们把充气式独木舟倒放在河岸上，系好绳索，另一头绑在几根笨重的原木上，然后在河岸边安营扎寨。我们往水壶里灌满河水，接着开始爬山，暗暗盼望能遇见一两个偷猎者，或者碰上一群登山客，只要能让我们不虚此行，任何状况都行！然而，包围我们的是一片望不到边际的群山，侏罗纪般的地貌把我们唬得心里直打鼓，又莫名着迷。远离了现代文明的安全网，我们迫切想回到安稳舒适的家里，眼前壮丽恢宏的风景却诱惑着我们投入荒野的怀抱，沉浸在未知所激起的兴奋感中。 我们爬山的时候，一阵诡异的大风席卷峡谷，让山脊上的我们踉跄了几步。几个小时后，我和泰德下山，被空空如也的露营地惊呆了。之前的那阵风竟然把牢牢扎在地面的帐篷连根拔起，不知吹到哪儿去了，好像海浪轻易地卷走了落在沙滩上的充气球。我和泰德焦急地四处搜索丢失的帐篷。我没工夫细想失去唯一的庇护所，完完全全暴露在荒野的夜幕中有多么恐怖，那时我脑子里翻来覆去只有一个念头——这下好了，人们一说起我就会揶揄地笑道：“哦，是那个第一次出任务就把帐篷搞丢的家伙啊！”更有甚者，圣诞聚会时，我的物品遗失报告一定会出现在搞笑幻灯片里，惹来哄堂大笑。 我欲哭无泪地沿着河岸苦苦寻找帐篷，默默地祈祷：上帝啊，拜托了，拜托了，拜托了，让我找到帐篷吧！皇天不负有心人，竟然真让我找到了！它卡在下游的一个漩涡里，还有一半浮在河面上。感谢上帝，还好没吹远！原来，帐篷里有我的背包，背包里放了一本安·兰德[34]的大部头巨著《源泉》，泡湿的书一个劲地往下沉，把帐篷牢牢压在河床上，仿佛一个宝箱静静地躺在沉船之中（这也许是它唯一的作用了）。 那天晚上，我走出湿漉漉的帐篷，蹲在两棵树皮粗糙而树干却不算大的云杉树中间方便。四周的一切——树林、山峦，甚至空气——似乎都笼罩在令人敬畏的金色里。这种颜色预示着过不了几分钟狂风暴雨就会袭来。且不说它的预兆，此时此刻，一切都是那么静美，仿佛太阳在你眼前绽开了亿万个金光闪闪的微粒。一只公驯鹿突然从树林里跳出来，小跑地经过我身边，但它没有注意到我的存在。每次出任务我都会碰到类似的时刻，每一次，我都会被眼前的景象深深震撼，摇头感叹：多么奇妙的世界啊！ 随后几次当班，我沿着西北——北极自治市最东边的沃克湖巡逻。沃克湖非常狭窄，形状仿佛一把步枪。湖中央有座小岛，岛上住着一只被爸爸妈妈遗弃的小驯鹿，还有一群飞进飞出、忙个不停的燕子，它们衔着各色材料，在一座废弃的小木屋的屋檐下筑起了泥巢。接着，我划着独木舟沿清澈甘甜的科伯克河顺流而下，伴我同行的是两岸狭窄的红色峡谷，还有不时掠过水面的河鳟、潜行觅食的北鲑。从阿纳克图乌克走廊上的因纽特村落出发，我沿林木线的北边徒步走了七天，穿过一条条山路，最后到达道尔顿公路。这一路见到的高山形状都似金字塔一般，山上光秃秃的，寸草不生。 自打巡山以来，我每天都能遇到过去没能亲眼见识的动物：探头探脑的海狸家族似乎对人类很好奇；豪猪走起路来摇头摆尾，“大哥范”十足；野狼是坚忍的荒野猎手；一群野生大白羊在青绿色的山顶悠闲地吃草，远远望去，仿佛星星点点的积雪；我和泰德的气味被一头胖乎乎的母猪，还有两头灰熊宝宝闻到了，吓得它们扭头就跑；小小的野鸭胆子反倒很“肥”，那憨态可掬的样子活像舞台上的小丑；黑嘴天鹅的个头大得吓人；浑身雪白的猫头鹰总是神出鬼没…… 出了五次任务之后，我总算摸出在北极圈巡山的门道了。工作以来我已经犯了一箩筐的错误，也得到了深刻的教训——必须时刻留神，绝不能自信过头、逞匹夫之勇。我心里明白，要活蹦乱跳地走出北极圈，一定要眼观六路、耳听八方，谦虚谨慎，更要灵活变通，吃一堑长一智，细心倾听这片土地叮嘱我的生存之道。现在，我学会了“观山色”，看得出哪块地面最结实，哪条路的草簇最少；知道在渡河的时候要迎着水流；记得不仅要将食物封进防熊桶，还要把桶放在下风处，这样熊才不会循着香气，把大大的脑袋探进帐篷。我也渐渐熟悉了大型哺乳动物的脚印，能辨认出它们的踪迹，说的出鸟儿和植物的种类。 巡山员这份工作给了我亲近布鲁克斯山的宝贵机会，而且还有薪水可拿，实在是两全其美！何况这笔薪水还相当丰厚，每小时16美元，外加25%的生活津贴（因为我们住得非常偏远，生活成本比普通居民高出一大截），一个小时总共20美元，我还是第一次领到这么高的工资呢，真是不可思议——简直有些荒谬了。我觉得两手发烫，甚至想是不是要退一半回去呢？毕竟之前我的时薪最多才9美元啊。 不过，我的债务又多了一笔。我向妈妈借了5,000美元，从家里坐飞机到阿拉斯加，又在费尔班克斯买了整整一个夏天的口粮，再运到冻脚镇。我还买了一辆二手的1999款道奇“层云”，以便在新家（冻脚镇北边5英里）和位于城镇的国家公园管理局之间来回往返。算下来，我买机票花了600美元，买吃的花了600美元，那辆二手车花了3，000美元。在“北极之门”工作的开销可不低啊，但夏天一过，肯定能收回成本的。 我的学生贷款偿还额度仍然是每月114美元，但我想先把钱还给妈妈，这样我的心理负担就会轻一些。（还一笔债总比同时应付两笔轻松吧，总之，越简单越好。）于是，我每隔一星期就把支票寄回家，然后紧紧盯着电脑屏幕上的银行账户，确保钱用在了刀刃上。 6月底的时候，我欠妈妈的钱全都还清，买汽车、机票，采购口粮的钱也还上了。这下可以集中精力对付仅存的政府贷款了。我每两个星期准时寄支票，喜滋滋地盯着越来越少的欠款，一边倒数，兴奋得好像在等候火箭发射升天： 11，000—9，500—8，000—6，500—5，000—3，500 …… 这时，乔希还在韦斯特伍德网络学院担任“招生代表”，背着50，000美元的巨额贷款。每个工作日，他都要打150多个电话，游说适龄的学生入学。这些高中生在填网络问卷的时候留下了电话号码，原本指望借此获得一些升学资讯，却不知自己犯了个天大的错误。他们的电话转手便被卖给了一家又一家营利性学院，出现在所谓的“招生代表”——比如乔希——的电脑里。接下来的几个星期，这些“招生代表”会不依不饶地给高中生们打电话，连哄带骗地拉他们入学。 乔希在上班的路上时常撞到早高峰，被堵得不能动弹，那时候，他常常望着西边的落基山脉，怀念一年前在布鲁克斯山脉攀登高峰、自由生活的日子。可是，一钻进办公楼，他立刻把自己塞进小隔间，打开电脑，戴上耳机。电脑屏幕正对着走道，这样上司就能轻易地监督员工了。 招生代表游说学生的时候，往往把学校的专业设置、职业中心的作用、课程价值夸得天花乱坠，对一些至关重要的细节却闭口不谈。因为他们自己都不知道学院的毕业率是多少，毕业生的就业率究竟如何。但他们个个都接受了系统的营销培训，把什么“七步营销法”“循循善诱法”“三明治策略”“外卖法”背得滚瓜烂熟。用乔希的话说，那些营销套路本质上就是“攻心术”，老板明确要求他们和学生谈话的时候要展开心理攻势，使劲儿拉生源，人越多越好。 业绩最好的招生代表能领到丰厚的奖励，还能带薪休假，甚至免费出国到墨西哥的度假天堂坎昆游玩一番。在一次正式的宴会上，部门副主管居然给一个臭名昭著的招生代表颁了个“最佳骗子”奖，那个招生代表平时为了拉学生进校无所不用其极，简直厚颜无耻。周围的同事见他获奖，个个笑盈盈地鼓掌欢呼，仿佛“骗子”奖是个多么光荣的称号！那是乔希入职后第一次察觉事有蹊跷。 刚开始，乔希还守住了道德底线，尽量不欺骗学生。这样一来，他招到的学生便寥寥无几了。上司立刻把乔希踢出招生队伍，“留校察看”，还警告他再这样下去就卷铺盖走人吧。想到欠下的一屁股债，乔希不得不忍气吞声，为自己的生计打算。现如今，他推销时也想方设法地避开关键信息，在恰当的时机戳中学生的软肋，狠狠推一把。上司对乔希的表现刮目相看，夸奖他终于开窍了。 乔希本可以抖出黑幕，赏韦斯特伍德学校一记重拳，但他根本没有底气。乔希实在太需要这份工作了，没法承受再度失业的后果，毕竟他的还债大业刚刚步入正轨。乔希也曾考虑过效仿《甜心先生》中汤姆·克鲁斯的角色，炒老板的鱿鱼，再写一篇慷慨激昂的“使命宣言”发给全校员工，痛斥韦斯特伍德网络学院，赎回自己的灵魂。但经过一番思想斗争，还债的重任最终占了上风。 看得出乔希已经融入了这份工作。工作把他改造成了一件工具，一台机器，一套设备。他游说不谙世事的青少年进入营利性学院，接着他们也像乔希一样，一天天变成工具、机器和设备，最后负债累累。工作终于征服了乔希，正如郊区征服了荒野。 “北极之门”国家公园的巡山工作是季节性的，五月份开始，十月份结束。其中的大半时间我待在荒郊野岭，另一半时间待在冻脚镇的管理站。管理站的工作就是坐在服务台后边迎接前来咨询的游客，为那些打算徒步旅行的游人演示野外生存技巧，偶尔会用投影仪介绍“关于北极的文献资料”。 每趟任务一结束，我便迫不及待地脱去制服，把蓄了一个星期的胡子剃干净，再痛痛快快地搓个热水澡，把自己收拾得干干净净，等待萨米的到来。我向公园服务中心租了间屋子，萨米正在冻脚镇当客房保洁员，下了班就赶回到我们的爱巢，和我热烈地拥抱、接吻，倾诉相思之苦。 我有一份薪水不错、充满冒险和刺激的工作，有一个深爱的女朋友，欠的债很快要还清了。要是在几年前，眼前的一切就是我梦寐以求的幸福生活，有了这些，也许我就能心满意足地成家立业了。然而，真正拥有了这一切，我反而焦虑起来。我开始放松，太放松，以致懈怠了。当我不去野外巡逻的时候，家庭的温暖、狂热的浪漫、稳定的工作、充裕的薪水——它们带来了安逸和感官的欢愉，同时也化作高墙把我从四面包围。上司暗示我有潜力升任执法巡逻员，说我应该去警察学校学习，拿到资格证后就能轻松地在国家公园谋一份固定工作。我听后非常动心，拥有一份高尚的工作，还能领到稳定的薪水，简直完美。我也渴望泡在“极可意”牌顶级按摩浴缸里，放松身心，昏昏欲睡，也想过就这样沉溺在乏味而惬意的物质享受中，不再四处奔波。但我很清楚自己不甘心一份安稳的工作，就这样定下来——至少不是现在，现在的我还不能尽情享受家庭的乐趣。虽然看起来我已经成长为一个严格自律的船夫、一个勇敢的搭车客、一个坚韧的巡山员，可是，从前那个不知上进的郊区居民还顽固地住在我的心底，一旦把他放出来，我很快就会摇身一变，变成以电视和垃圾食品为生的懒汉、可悲又酗酒的失败者。要是长期待在安逸的环境里，那个自甘堕落的我便会破茧而出，穿着破旧的宽松运动裤，披头散发地宣告新的生活准则：得过且过！ 踏上旅途走到现在，我意识到自己追求的不是还清债务，不是寻找完美的工作、完美的女朋友，过上完美的生活，而是成为最好的自己。经验告诉我，只有心甘情愿地过简朴的生活，才能阻止我变回纽约州的那个我。 现在，是时候展开新一轮的艰苦训练了。布鲁克斯山脉给了我许多鼓励和灵感，在“北极之门”当巡山员也是一份光荣的职业，但是继续留在这儿，我充其量是个领工资的徒步旅行者。意大利阿西西城的圣方济各（San Francesco di Assisi）曾经说过：“用手工作的人，是工人。用手和脑一起工作的人，是手艺人。用手、脑和心一起工作的人，是艺术家。”在“家得宝”超市，我就是个工人；在“北极之门”我成了手艺人；现在，我该学习怎么成为一名艺术家了——一个不仅仅会用手、用头脑工作的人。 巡逻的时候，我和搭档常常静静摇着桨，我有几乎一整天的时间任思绪随潺潺的水流四散蔓延。不过，思绪的河流总是不经意地围着两个漩涡打转转：第一，我永远、永远不能再负债了；第二我要读研究生。我想成为大学的一员。 夏季就要过去了，我必须和冻脚镇说再见了。出发的那天清晨，我向萨米道别，她现在是冻脚镇餐厅的服务员。为了多留我一会儿，她不停地上菜，看着我一口口吃完。 “萨米，我得走了。”我说。我们都清楚，这一去也许就是永远的分别。 她的眼里蓄满了泪水。 “我不想让你走！”萨米大声喊道，一面紧紧地抱住我。 我也不想走啊。我巴不得就这样留下来，把头埋在她柔软的胸口，尽情地去爱，天天和她黏在一起，再也不愁什么目标、什么旅程、什么自我提升了。但我必须去丹佛，而她要去加利福尼亚州读完社区大学。这个夏天是我们的私密享受。至少我是这样安慰自己的。 我们的关系何去何从？也许就像爆破后的高楼轰然倒地，扬起漫天尘土；像一棵棉白杨，被雷劈成焦炭四散飞扬；像一条汹涌的河流，注定被水坝拦截。但我认为这段恋情并没有毁了任何事、任何人。我们的关系就像搭便车冒险，从一处到另一处，也许打一开始就注定不能相伴到老，却能帮我们告别过去的自己，迎接新的一面。和搭便车一样，我们从某个地点启程，领略沿途的风景，告别这段旅途，成为更好的人，日后回想起来，这段感情一定非常甜蜜。 萨米泪眼朦胧地抱着我。我心乱如麻，完全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只好亲吻萨米的额头，走出餐厅。 第十三章快递小哥 2008年秋季 科罗拉多州，丹佛市 负债：3,500 美元 我听到乔希进屋的脚步声。他一大早起床整理仪表、开车上班，忙活一个白天，开车回家，几乎耗了十二个小时。我在他家的地下室里忙着比较各个大学人文学科的研究生学费。楼上，格雷伊猎犬洛伊斯的爪子咔嚓咔嚓地踩过木地板，一路小跑地迎接主人乔希回家。乔希拖着步子慢吞吞地下楼来到地下室，晃着身子倒在沙发上，发出“砰”的声响，仿佛一粒棒球落入了接球手的掌中。他的衬衫有一半耷拉在裤腰外，领带好似套索一般挂在脖子上，鼻梁上驾着一副黑框眼镜，头发直挺挺地立着，还保持着早上发胶固定的形状。哀怨地叹息了一声，乔希打开电视和笔记本电脑，在网页上输入了他最爱的一家尤克牌网站。 “嘿，老兄。”我向他打招呼。 “嗨。” “工作还好吧？”我问道。 乔希的烦心事儿实在太多了。从前我们互通邮件，聊了许多很棒的话题，现在一开口，三句不离工作，不然几乎无话可说。乔希仿佛被人押着走下富丽堂皇的公司大厅，关进隔音间，绑在床上，由美国企业扮演的疯人院护士长操刀“驱魔”。饱受折磨的乔希变成了现在这副德性——迟钝、疲惫、睡眼惺忪，完全不是我认识的那个乔希。有时我真想用枕头把他闷死，一了百了。 我认识的乔希热情洋溢，满怀理想，还有一股血性（2004年总统大选，约翰·克里输给小布什的时候，我至今还记得乔希硬是用拳头打穿了卧室的墙壁）。现在的乔希好像一具行尸走肉，只有看到水牛城比尔队在全国美式橄榄球大联盟赛输球的时候，才有些情绪波动，要么就是每个双休日红着脸和女朋友争论该谁洗衣服。忙了一个星期，他只想瘫坐着休息，什么活儿都不干，可整修屋子本就是男人该承担的责任。乔希只能心不甘情不愿地给篱笆上漆、砌墙、修剪草坪、改装浴室。女朋友参加闺蜜的婚礼和准妈妈派对，乔希也得舍身作陪，怎么拒绝得了呢？乔希需要眼前的工作，需要女朋友，需要女朋友的房子，他不可能像我一样不顾一切地远走他乡。 几个星期前，我在阿拉斯加把那辆二手的道奇“层云”卖了，搭另一个巡山员的车子来到科罗拉多州的丹佛市，紧接着在联合包裹速递服务公司找了一份快递员的临时工作，时薪13美元。眼下正是邮件往来的旺季，和我搭档的黑人司机名叫德韦恩，非常歧视同性恋，我们的片区偏偏是丹佛市内的时尚圈，住着一大群衣着光鲜的同性恋。 我的首要目标是考上研究生，在申请成功前我得把读本科欠的债先还了，还得尽可能地多攒点钱，为找住处做准备。所以，我一边打工攒钱，一边向梦想靠近。 乔希曾经告诉我，他考虑把韦斯特伍德网络学院的肮脏内幕公之于众。我在乔希面前重提这个伟大的想法，试着给他鼓劲儿。没想到乔希却说：“我再也不想那么干了。”说话时他的眼睛一刻也没离开电脑屏幕，“我可不想自毁前程”。 我很同情乔希，万一丢了这份工作，他的债务就没救了，利息会越滚越高。可我真的很想弄清楚——眼前这个家伙到底是谁？他根本不是我认识的铁哥们乔希啊！不是那个在育空河营地被焚烧垃圾的黑烟呛得直吐，却还面带微笑的乔希；不是在布鲁克斯山脉和我一块儿光着膀子远足、爬山的乔希；也不是那个渴望加入“和平工作队”拯救世界的大一室友！ 究竟发生了什么？是工作改变了乔希吗？还是债务？ 我和乔希怎么会如此草率地陷入债务的泥沼呢？想想真是脊背发凉。然而，草率行事的绝不仅仅是我和乔希，整个美国都在债务的泥潭里打滚呢。负债过日子对美国人来说再平常不过了，就像一星期工作四十个小时，在黑色星期五冲进沃尔玛超市疯狂购物，在圣诞树下把廉价的塑料包装盒堆得像小山一样，这些都是美国人干的事。我们争先恐后以分期付款的方式采购了一件又一件心仪的商品，满足这样那样的欲望。可惜早在收到账单以前，最初的满足感就如潮水般退去了。我不禁想到早年的西班牙探险者为了寻找理想中的“黄金国度”前仆后继，总以为穿过这条河，转过下一道湾就能如愿以偿，结果却空留遗憾。 我们为什么老是执迷不悟？为什么屡屡借债？为什么动不动就要借几千、几万块钱呢？ 望着赖在沙发上的乔希，我突发奇想，或许他和我一样，内心深处都甘愿背上债务，渴望压抑、渴望被束缚；或许我们甘愿被大学困四年，然后背着债务过几十年；或许我们甘愿接受种种束缚，这样生活就简单多了。一个星期工作四十多个小时，“把任务搞定”就行了，不必费心思索关于人之存在的深奥问题。假如我们把某个人身上的地心引力变没了，那种轻飘飘的感觉很可能让他陷入恐慌，迫切地想两脚着地。如果自由会让人恐惧，那么债务就是我们的地心引力。 现如今，美国人上学要借债，买车要借债，买房也要借债，其实我们往往不是纯粹地“想要”这些东西，只是利用随之而来的义务作挡箭牌，好证明“我们有事可做”。想买东西，想还钱，就得找工作，要上班就得买车，有了这样那样的东西我们才觉得拥有生活，即便是平凡单调的生活，也比没有好啊。欠了债，才有必须实现的目标——每天清晨才会从床上爬起来工作。欠债压缩了我们的选择范围，让我们不得不坚持工作，工作的间隙躺在沙发上，也会抓紧时间享受难得的舒适惬意。我们有意欠下债务，这样才刺激，才有仗可打，生活才有滋有味。要是有人不按常理出牌——对温暖的壁炉和安逸的家庭不屑一顾——人们便会不以为然地调整一下坐姿，说：“那人肯定是疯了。”流浪汉、搭车客、嬉皮士、吉普赛人、无业游民和乞丐之所以让人们恼火，不是因为他们造成了什么人身伤亡，而是因为他们的存在让人们感到不自在。他们唤醒了人们压抑许久的渴望，唤醒了被家务琐事淹没的英雄情结，唤醒了我们为了安于现状而亲手驱散的冒险灵魂。 当代年轻人对债务满不在乎的态度尤其能说明问题。当然，没人喜欢当“负翁”，人人都希望债务消失。但奇怪的是，不少“负翁”压根儿没有紧迫感，哪怕欠了几万几十万，也是一幅事不关己的模样，有些人要求延期，有些人任凭银行每月扣走好几百美元的利息，一点也不心疼。绝大多数人要拖上二十年才还清一笔贷款，一点危机感也没有。在他们眼里，债务和汽车保险账单差不多，虽然烦人却避无可避，根本不是禁锢人身自由的铁牢笼。 每个工作日的下午，我都会穿上棕色的制服，慢跑到街道拐弯处和德韦恩汇合。他开着联合包裹速递服务公司的货车，载着我穿过丹佛市的商业区，那儿高楼林立，多半是同性恋俱乐部、家具店、广告公司和汽车修理店。德韦恩会把车停在大楼旁边，开始往我的手提式签收器里输入货主信息。我小跑着打开车厢翻找包裹，抱着一堆快递摇摇晃晃地走进大楼送货，德韦恩接着把车开到另一座大楼前，用手推车送一大堆包裹。 下班回家后，我继续打扫屋子，带猎犬洛伊斯出门兜风，接着又给篱笆上油漆，帮乔希做完其他活儿，然后到地下室翻看学校信息。我把全国的人文学科硕士招生信息整理成一个表格逐一研究。教学质量固然重要，但我只能申请自己读得起的学校，预算是一门课程1，000美元。我从符合要求的大学里选了两所申请：一所是康涅狄格州的卫斯理安大学，另一所是北卡罗来纳州的维克森林大学。我已经打算放弃报考常春藤名校的梦想了，从我申请失败的经验来看，这些精英高校也看不上我。可我转念又想，管它呢，再试一把呗！于是我又申请了拥有顶尖人文研究院的名校——杜克大学。 这时候，几张姗姗来迟的支票也从“北极之门”寄到了我的手中，我立刻想起了还债： 2,000美元、500美元…… 终于有一天，数字变成了0。 欠债还清了。 在此之前，我怎么也想象不出还清贷款是什么感觉。过去的两年半来，我一直盼着这一刻，仿佛已经期待了十年之久，如今我终于摘掉了“负翁”的帽子，一分钱都不欠了…… 呃，我，自由了…… 为什么我的心情一点起伏也没有呢？也许是因为没有一点庆祝的表示吧，我没法龙飞凤舞地在支票上签下大名，带着胜利的笑容挥动手臂；没有债主上门让我扬眉吐气，面对面发泄一通；大学生贷款公司沙利美“女王”也没打电话施压催款，好让我狠狠地挂“她”的电话；这里没有烟火，没有喷溅的香槟泡泡——只有电脑屏幕上弹出的对话框，显示债务已经还清了。 我完全没有“刑满释放”的感觉。或许我早就解脱了？又或者，在债务的束缚下我更有活着的感觉？这听起来真是古怪极了。几年前，我在水牛城的大学停车场里听到了那个声音，听到了那三个字，它如一记惊雷让我意识到自己深陷泥沼，被债务夺走了生活的主宰，那时我的人生就彻底地改变了。有时候，只有看清自己的手铐脚镣，你才会生出梦想；只有被拘禁的灵魂才能重获自由。债务的确让我吃了不少苦头，但我还欠它一声感谢，感谢它让我成长起来。 话虽这么说，我如今无债一身轻，终于可以畅想一番真正想做的事了。希望之光照亮前程，期待之情在心中萌生，生活的点点滴滴让我如此欢欣，我想，这就是自由。不是非得东奔西走、四处冒险才能呼吸到自由的空气。自由，就是能够改变现状。 国家公园和速递公司又给我寄了几张支票，我的银行账户里积攒了3,500美元，全都是我的存款，是真正属于我的。从13岁当报童打工到现在，我的名下还是第一次有了积蓄。 彻彻底底还清了贷款，眼下我最最想做的就是重回大学读研。只不过我刚刚恢复自由之身，一点儿也不想再借钱读书。最明智的做法似乎是先打工，等攒够了钱再去读书，但我不想苦等下去。过去两年半的经历教会我一个道理：梦想若是一味拖延，就永远只是梦想。要是我现在不读研，也许永远都迈不出这一步。 要是不贷款，我付得起读研的学费吗？当年借32,000美元读本科，是不得已而为之吗？假如时光倒流，凭我眼下的阅历还会重蹈覆辙吗？ 乔希现在的生活方式得花不少钱：维修水管、水电费、抵押贷款、健身俱乐部的会费、买狗粮、订阅美式橄榄球大联盟比赛的录像……七七八八的开销实在不小，只好牺牲自己的时间和自由交换。 有没有更好的办法呢？ 在《瓦尔登湖》中，梭罗提到，铁路旁有一种6英尺长、3英尺宽的大木箱，每晚下班后，铁路工人便把他们的工具锁在木箱里。梭罗称，这种箱子宽敞得够一个人过夜，而且住得还挺舒服，根本没必要借一大笔钱、牺牲自由去负担“更大、更豪华的箱子”。“这绝非戏言。”梭罗在书中郑重澄清。 倘若想在不借钱、不牺牲自由的前提下自费读完研究生，我就得跳出那些条条框框搭成的“箱子”另辟蹊径——或者像梭罗说的那样，干脆住进箱子里吧。 我不禁思索，能不能自己搭一个箱子住呢？也许我可以在校园附近找一片小树林，搭一个简易的小棚屋安家？可是我对木工一窍不通，连锤子都用不利索，笨拙的动作经常惹得朋友哈哈大笑。 好吧，把盖棚屋的主意打个叉。 那么，搭帐篷怎么样？我可以把单人帐篷搭在树林里，或者买一顶容得下五个人的大帐篷，那空间可大多了。我幻想着自己白天和普通学生一样上课，晚上就变成森林里的“野人”，光着脚板，披头散发，挥舞着鱼叉捕捉松鼠，在月圆之夜，孤独地对着月亮长吼，身上总是披着兔毛拼成的斗篷。但我转念又想：要是有人趁我上课的时候把我的帐篷洗劫一空怎么办？ 好吧，帐篷也出局了。 要不，我干脆潜伏在图书馆、楼梯间或者学生活动中心？把家当统统塞进天花板吊顶，假装成面色惨白、依附在墙壁上的幽灵，对复杂的通风管道了如指掌，时不时透过通风口发出恐怖的笑声吓唬其他学生？ 用脚趾头都判断得出这些主意一个都行不通。我要找一个安全稳妥的栖身之所，既不容易失窃又能节省开支，还不会被学校保安盯上，要找一个…… 有了！ 冻脚镇的詹姆士不就住在1980款的雪佛兰“巨无霸”越野车里吗？！不，等等，比越野车更棒的是什么——厢式面包车！我可以买一辆厢式面包车，价格实惠的二手车就行，自己把它改装成舒适的迷你宿舍，最后置办一张校园停车证。我可以去体育馆洗澡，在图书馆充电、用电脑，在野营炉上解决一日三餐。这是我的秘密宿舍，一定要小心保守，不能对任何人透露风声，免得被保安捉住，把我赶出校园。它会成为一个不能说的秘密。 现在，我只需要物色一辆合适的车子。 我打开乔希家的信箱，发现了两封给我的信，一封是卫斯理安大学寄来的，另一封来自维克森林大学。有时人们会喜极而泣，或者悲伤到了极致反而大笑不止。我逐一打开信封，立刻被信里的内容惊得不知该哭还是大笑，竟然没有“非常遗憾”这个词，也没有来一句安抚人心的套话——“我们很遗憾地告知你……”我的天呐，真的有学校要我——两所大学都要我！ 与此同时，我还在准备杜克大学的电话考察，到时候专业负责人和院系创始人两位考官会轮番询问一些个人信息和我的学术兴趣。我花了两天时间，把能想到的所有问题和我的回答方案都记了下来，一边大声朗读，一边录音，再反过来倒回去一遍遍地检查录音。到了真正应答的时候，哪些词该着重强调，我心里就有数了。 考试那天，我喝了一杯咖啡，翻了翻应答讲稿，电话就打来了。谈话中我表现得自然得体，完全不像个装模作样的二愣子。“请等待我们的通知。”考官这么说。 一个星期后，杜克大学来信了。我揣着信跑到地下室，一屁股坐在沙发上，预想了可能面对的噩耗，做足了心理准备，这才打开信封——长长地舒口气。 来信说：杜克大学人文研究专业学术委员会与研究生院已审查了你攻读我校人文研究硕士的申请。很高兴通知你，你已被我校研究生院录取，入学时间为2009年春季学期。我一蹦三尺高，奔过去搂住洛伊斯直打滚。我要去杜克大学读研了！我终于回到大学了！ 空气里弥漫着变革的气息。小布什下台了，奥巴马入主白宫，凉爽的秋季渐渐转入寒冷的冬季，我也要搬到北卡罗来纳州了。 12月底，乔希开车送我去机场。我们已经有好几个月不曾互通电子邮件了，虽然低头不见抬头见，却不曾深谈。分别以后能不能恢复笔谈，我也不敢肯定。我们走的路各不相同，我从没感觉这么好过，乔希却不得不向现实低头。离别时，我拥抱乔希，祝他好运，早日还清贷款。他递给我一个包裹，说：“这个你迟早用得上。” 包裹里装了一个功率变换器，只要插进汽车的点烟器就能当车载电源用。 每次我谈起自己的车居计划，闻者不是翻白眼，就是一口咬定我会被保安抓走。我甚至不敢向父母开口，害怕他们担心这个，担心那个。但乔希不同，无论我做什么，他总会挺我一把。 现在的乔希天天穿着衬衫，打着领带，脚踩皮鞋，头发上抹着发胶，开着无趣的汽车，住着无趣的屋子，过着无趣的生活。可是，在这副无趣的职业面孔之下，我仍然看到了乔希眼中闪过的野性和纯真。他心中的那头野兽还活着，总有一天会掰弯禁锢自由的铁窗，冲向更大、更远的地方。我真希望能带他一起离开这座监牢。 在飞机上，我感到无比的自由。虽然银行里的全部存款只有3，500美元，十足的穷人一个，但我的背包里还装着全套野营设备，脑子里塞满了一堆理论等着我去实践、验证。 我已经给自己定下了此行的目标：尽一切可能，在毫无负债的情况下从杜克大学毕业。 第三篇 研究生 目标：零负债拿下杜克大学的硕士学位 方法：搬进一辆红得发紫的诡异面包车 第十四章买车安家——车居试验第一天 2009年1月 北卡罗来纳州，达勒姆市，杜克大学 存款：3,517美元 我从丹佛飞回麦田市，和爸妈一块儿度了几天假。自家儿子居然考进常春藤名校了，妈妈兴奋得忘乎所以，打电话给朋友和邻居，自豪地宣布这个好消息。她花350美元给我买了一台笔记本电脑，执意不收我的钱，还热心地搜集了达勒姆附近的所有学生租房信息。我很感激妈妈，但还是直视着她的眼睛据实相告——“我准备买一辆厢式面包车当住处”。这类消息通常会引发激烈的反对，让她大呼“哦，耶稣基督啊，不……”那震惊的程度，好像我突然宣布“出柜”了：“妈，我和新交的男朋友罗恩……”不过，这几年妈妈明显被我一连串离经叛道的行径打击得够呛，居然建成了防御机制，虽然不太管用，但临场应变绰绰有余。于是，听完我的“车居”计划，她连眼睛都懒得眨一下便继续谈论她搜集到的租房咨询，用平淡的态度表达否决。当然，最终她还是渐渐接受了现实。 我自个儿登录最靠谱的分类广告网站“克雷格列表”，搜索罗利-达勒姆地区的二手车广告。想卖车的人可真多！紧接着我又大吃一惊——二手车的价格真便宜啊！ 我琢磨着个中原因，大概是几个月前——2008年9月起——几家大型银行接连倒闭，引发了史上罕见的金融危机，许多人急着把多余的车子卖掉，开源节流。因为金融危机让大大小小的企业接连倒闭，不少人丢了饭碗，房屋也被没收拍卖。 一时间，整个美国一片恐慌，我担心爸妈会遭遇裁员，对自己却是一百二十个放心。我在“大萧条”之前就摆脱债务，恢复了自由身，既没什么值钱的资产，也没有破产的风险——其实我现在和破产也没什么两样。我没有房产、资产，也没有医疗保险，一无所有。同胞们纷纷被次贷危机吓得手臂乱舞、尖叫裸奔，我半是同情半是好笑地瞧着。你若是一无所有，又有什么损失可担心呢？ 我的房车究竟是什么模样？我手头有这么几个选择：一个是1989款的雪佛兰G20运动型厢式面包车，这个款式是为全国运动汽车竞赛专门设计的，要1,400美元；一个是1994款的雪佛兰“星旅”商用面包车，750美元；还有1997款的道奇“公羊”系列，1，700美元，广告诱人地许诺：“这是一辆无与伦比的旅行神器”，可惜“需要稍稍修理”。 我的要求不多，只要是空间大的厢式面包车就行，价格在2，000美元以下，车况良好，没有人在车厢里抽过烟（我身上可能有其他气味，但决不包括烟味）。接着，我又发现了一辆1994款的福特E-150“伊克诺莱恩”厢式面包车，车顶没改装过，比现在流行的新款低一些。广告上是这么说的：1994款福特厢式面包车，车况、性能一级棒！车身酒红渐变黑色，后座椅可调至仰卧，方便观看车载电视和录像机。内置收音机、CD播放器。历程约11.9万英里。配置全部可用。5.0升V8发动机，在厢式车中算非常省油了。详情可来电咨询。不二价！“不二价”，我喜欢。这人听上去干脆利落，懒得讨价还价、纠缠不休。于是我给对方发了一封电子邮件，问有没有人在车里抽过烟，他回复“没有”。我几乎肯定这就是我心目中的新“家”了。 但要把厢式车变成真正的房车，还需要一番改装。在此之前，我得在达勒姆找一个临时“大本营”。所以我在“克雷格列表”上发了一则广告，期望好心人能收留我暂住几晚，只要能睡沙发就行。 第一个回复我的是一个名叫肯尼斯的本地人，他是这么写的：“你好，我家离你学校十分钟你可以在我沙发上睡我只有一张沙发要不然你就和我还有我老婆一起睡水床吧。哈哈哈哈！” 标点符号能省则省，语法错误一箩筐，这简直是亵渎文字，居然还邀请我玩“三人行”……我都不知道哪一条更粗鲁无礼了。收到玛丽埃塔的回复后，我立刻拒绝了肯尼斯。玛丽埃塔是来自牙买加的家庭健康护理员，她开车到机场接我，途中，我把肯尼斯的邮件告诉她，她噗嗤乐了，发出一阵阵洪亮的笑声。她说我找到“合适的房子”之前可以一直借住她家。我没敢告诉她我的真正计划，只好骗她我正在找大学附近的公寓。之所以把“车居”计划一股脑儿咽下，一半是出于窘迫，另一半是担心她觉得我脑子有毛病。我也怕她变成我妈的翻版，一本正经地回应道（和我妈妈的唯一区别是她带着牙买加口音）：“不，先生，你得租一间正经公寓。” 来达勒姆的第二天，我乘公交从玛丽埃塔家到罗利市南边的“约翰车行”，那儿是出售福特E系列的地方，专门经营二手车业务。一走进“约翰车行”，我就四处打量我的福特E系列厢式面包车，入目的尽是一排连一排的小轿车、卡车和SUV。 啊，找到了。果然是个大家伙，酒红色的车身闪闪发光，阳光给它黑漆漆的窗户镀上了一层耀眼的白辉。放眼望去，紫红紫红的福特E系列真是与周围格格不入啊，它周围停着一辆辆新潮锃亮、一尘不染的SUV，骄傲地亮出它们轻巧、流畅的保险杠，好像年轻小伙对笨重、过时老家伙的一脸不屑。它比预想的还要大，在同类之间仿佛“男孩”中的“男人”，玩具车中的真家伙，又似马戏团里的“台柱子”——大象，厚重的肚皮都快垂到地面上了。车子的底盘这么低，我不由得担心爬坡或是地面凹凸不平的时候，底盘会不会刮伤？ 我小心翼翼地靠近车子，好奇地伸手探去，掌心按在车前盖上，仿佛要感受车的脉搏。这时，一股似有若无的电流透过掌心的皮肤涌上我的心头，好像和心上人擦肩而过的一见钟情。我绕着车子走了一圈，怜爱地抚摸它身上的凹槽和掉漆的伤痕，又后退一步，欣赏它从甘醇的酒红渐变为浓郁的黑色——这种颜色早就过时了，即便在它流行的几十年前，也有不少人觉得它俗艳、没格调。 可我一见到它就觉得这是我梦中的完美车型。既宽敞又靓丽，最贴心的是这样一辆车只需1，500美元。我不是在做梦吧！ 约翰是意大利人，大块头，穿着黑色的长裤和黑色的丝质衬衣，胖乎乎的手腕和手指头都套着闪闪的黄金首饰，真是二手车商的典型模样，华丽的外表掩不住狡诈。见我如约而至，他露出貌似亲切的大笑，一边握手一边使劲儿拍我的肩膀。我心里咯噔一下，知道自己跑不了了。 其实，真正的车主名叫丹尼斯，网上的广告是他发的，但不知出于什么考虑，丹尼斯约我到约翰的车行取车子，更奇怪的是他们一定要我付现金。 试车的时候，约翰不停地游说我：“老兄，你真是捡了个大便宜啊。看，我把车子收拾得多棒，连雨刷都给你换了副崭新的。” 不错，雨刷确实是新的，但我后来才发现它只有两个速度，开慢档的时候好几分钟才动一下，转到快档又甩得太勤快了，愣是打出了一层水雾，透过朦朦胧胧的挡风玻璃，窗外的一切都是湿漉漉的，模糊不清。 虽然广告上标榜“车况、性能一级棒”（基本属实），但车子的小毛病也不少，要价1，500美元还是有点贵。比如，两扇推拉门坏了一边，打不开；车窗上的黑色贴膜掉了好几块；车身伤痕累累，布满了凹槽刮痕，好像在巨型卡车的轮子下勉强逃生；最糟的是轮子磨得太滑了。后来我开车去“西尔斯”百货买配件，专门咨询几位技工这车不换轮胎能不能通过车检，愣是把他们逗得直不起腰。 无论如何，试车之后我对约翰说：“我买了。”一边使劲压下嘴角咧起的傻笑，可惜没成功。就算缺陷不少，我还是对它一见钟情了。而且我选择的余地也不大。再过几天就要开学了，我可不想再给玛丽埃特添麻烦。谁知道，我掏腰包准备付钱的时候，约翰突然开口要200美元的“登记费”，真是荒唐！ “丹尼斯在电话里可没说要加200块钱……”我心疼极了，那可是我宝贵的伙食费啊！我原本算好了，买车剩下的钱足够撑好几个星期——那时我肯定找到兼职了。 “这是规矩，伙计。你要么给钱，要么走人。” 我别无选择，只好多掏了200美元给约翰，怒气冲冲地在文书上签名，笔尖快得都把纸划破了。虽然被约翰气得够呛，我还是压不住满腔的兴奋——终于要搬进新家了。 我钻进车子，发动引擎。车子嘟噜一声，又咳了一会儿，终于发出了顺畅的轰鸣。我开出停车场，一路往北，奔向杜克大学。 第十五章打造秘密小窝 ——车居试验第二天 存款：1,617美元 人们通常把住在车里的人看作“异类”“失败者”，认为他们和主流社会格格不入，一定是因为惹上了什么麻烦才会绝望之下住在车上，就像喜剧电影《大人物拿破仑》（Napoleon Dynamite）中落魄的瑞克叔叔，还有综艺节目《周六夜现场[35]》里喜剧演员克里斯·法利扮演的励志演讲者马特·福利，他的招牌动作是高呼一声——“我住在河边的面包车里唉！”，紧接着一头撞向咖啡桌。或者，人们会想起从前无处不在的“车居族”，他们住在五颜六色的迷你巴士里，常常站在车门口讨好地向路人递上一支可卡因，招呼人到车后座加入肉体纠缠的疯狂派对。但是，在21世纪的头一个十年里，“住在车里”俨然成了失败者和恋童癖的同义词，早已不是苦行者、隐士和冒险家的象征了。 其实，车居生活并没有什么特别的，美国人已经在车轮上住过几个世纪了。严格来说，美国最早的流动房屋是马拉的“科内斯托加”式篷车。十八、十九世纪的时候，拓荒者就是赶着这种重型宽轮大篷车移民西部拓荒的。之后，汽车出现了，人们几乎立刻意识到汽车也可以当屋子住。1935年，住家式挂车开始批量生产，“车居”理念日益风行。赫伯特·胡佛就任总统期间，正赶上1929年的经济大萧条，国内经济持续低迷，成千上万的失业游民和穷人饱受饥寒之苦，只能用破木板、旧铁皮、油布甚至牛皮纸搭起临时的破屋栖身，昔日繁华的大街上出现了许多贫民窟和棚户区，被戏称为“胡佛村”——和“胡佛村”相比，住在车上显然好得多。1936年12月，《纽约时报》撰文称：“我们很快就要变成住在车轮上的国家了……未来，会有更多家庭选择生活在路上，许多国民将变成流浪的吉普赛人。”这篇文章发表的第二年，准确地说是1937年2月，《时代》周刊预计，约两百万美国人会过上“吉普赛人的生活”。《时尚芭莎》杂志也作出预测，认为这种流动的生活方式“将彻底改变我们的建筑形态、道德观念、法律制度、工业体系乃至税收制度”。《财富》杂志将流动房屋称为“自山洞、树洞、帐篷之后最具前景的低成本、‘即住式’家居方式”。《新闻周刊》在1952年称：“美国第六大城市位于车轮之上[36]。” 但报道所说的流动车屋几乎都是指“住家式挂车”。厢式面包车直到1950年才进入人们的视野，这一年在车居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因为德国大众汽车公司制造出了“第二型”小巴士，以此为雏形的“嬉皮士厢式面包车”在随后的几十年中深受美国消费者的喜爱。改装后的厢式面包车座椅全都能展开成床铺，操作面板以桦木为材料，车上配有橱柜、水槽、冰箱、储水箱、窗帘和供电线路，车顶很大，打开之后可以当天窗透气。美国人——尤其是军人——常常到德国购买这种迷你小巴士，开着它穿越欧洲大陆，再用船运回美国。 眼见大众出品的迷你小巴士风靡美国，福特公司也不甘落后，终于在1961年推出了“伊克诺莱恩”系列产品（道奇和通用汽车公司也紧随其后，开发了相应车型）。 从20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车居族的主要成员从去野外露营度假的家庭转变为嬉皮士，他们觉得只要花一点钱买辆车就能换来自由，实在划算得很。 很快，“厢式车集会[37]”的风潮引爆全美，加利福尼亚州成为这场风潮的核心，仅仅洛杉矶市就有250多家汽车改装厂如雨后春笋般冒出头来。《时代》杂志评论道：“一种新兴的游牧生活方式已然席卷全美国。”一群群厢式面包车的车主开始策划类似“伍德斯托克音乐节”（以传奇著称的摇滚音乐节）那种规模的大型集会，差不多有6,300辆厢式面包车和3万多人参加。毒品、酒精和性很自然地成了集会主题，“脱衣竞赛”更是比比皆是。《生活在路上》(Vans and the Truckin’ Life)的作者泰瑞·库克(Terry Cook)曾经这样描述车居生活：你自然而然会结识其他“车居族”，从本地人口中打听到厢式车俱乐部的地址，受邀参加他们的聚会。就像《绿野仙踪》里的桃乐丝打开屋门，发现屋子被龙卷风带到了一个名叫奥兹的矮人国里。眨眼功夫，你就在这个新奇的国度认识了许多兴趣相投的新朋友，他们和你一样痴迷厢式车，也热爱你喜欢的其他活动，比如摇滚乐、派对，比如四处兜风猎艳。厢式面包车日渐得宠，它们在流行文化中也频频露面，例如，20世纪80年代风靡一时的电视剧《天龙特攻队》里，四位英雄风风火火地投身冒险大业，他们的座驾正是宽大的豪华商务旅行车GMC“商务之星”。在卡通片《史酷比》中，“灵异事件终结者”德国獒犬史酷比、他的主人傻大奇、主人的朋友弗雷德、达芙妮和维尔玛开的正是一辆名叫“神奇机器”的厢式车，车身画满了五颜六色的花朵图案。在警匪剧《警界双雄》里，反派开的通常也是厢式车。1977年上映的电影《厢式车》（The Van）中，一个名叫波比的小伙子想方设法地把年轻的女孩骗进他的厢式车，还称之为“做爱卡车”“流动爱巢”。 泰瑞·库克在书的结尾作出了乐观的预测：“‘车居’已经掀起了一股风潮，这股风潮必将愈演愈烈。因为厢式车集中体现了美国人对车子的爱——对流动生活的热爱。车轮滚滚永不停歇，车居的风潮也将经久不衰。” 事实却恰恰相反。 厢式车虽然没有退出消费市场，但与之相关的“厢式车集会”和“车居”文化已经悄然消失。它不再是猎艳的必需装备，相反，演变成了接送孩子参加橄榄球练习的交通工具。现在，仅仅2%的“流动房屋”是真正流动的（大多数车屋只在出厂检验和开出停车场的一刻动了动轮子）。相比当年动辄数千辆厢式车聚集的传奇盛况，如今的厢式车俱乐部不禁黯然失色。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住在厢式车里的人迅速减少，大概是因为随着经济渐趋稳定，反主流文化的嬉皮士运动消退的缘故。把厢式车当做“流动爱巢”的日子早已离我们远去。 不过，进入互联网时代，车居潮似乎有回暖的倾向。2002年，雅虎网络团体“车居族”建立，到2012年8月已经拥有八千多名注册会员，其中一些会员在亚利桑那州水晶镇外的沙漠等地点举办了亲密的聚会。几大银行倒闭后，许多人失去了抵押贷款的房屋，车居族的数量迅猛增加。2011年11月，《纽约时报》报道，有超过一百万处抵押的房产将挂牌出售，但厢型面包车的销量还是上升了24%，“‘车居’——住在厢式车里——悄然流行”。 即便如此，车居依然是亚文化中的亚文化，美国的主流社会还是给这种行为贴上了“诡异”的标签，最温和的用语也是“古怪”一类的。 但住在车里完全是合情合理的选择啊。主张可持续发展的网站“拥抱大树”的创始人格拉汉姆·希尔指出，美国人均住宅面积约2，169平方英尺（约201.5平方米），是20世纪50年代的两倍。我在车里的居住面积仅有60平方英尺（约5.6平方米）。大部分人应该同意，占据的空间越少，耗费的能源越少，浪费的金钱也越少，这样对大家都好。那么，为什么不住在车里呢？ 我思来想去，觉得住在车里，靠过斯巴达式的禁欲生活可以顺利读完研究生，不必贷款。但之所以决心这么做，金钱并非唯一的动机。我也想趁这段青黄不接的时间试验一种新的生活方式，一辈子也许只有这么短短几个月。我想抛开所有累赘，身边只留生活必需品，在大学里累积智慧，在车居的清贫中磨砺这具身躯，拥抱精简、朴素的简单生活——以苦为乐。如果事实证明，我曾经依赖的欢愉和舒适对生存本身毫无助益，那么就读杜克大学的经历至少能让我发现一个真理。 但我也希望这个隐秘的“修道院”能让我从一个全新的角度观察身边的世界，观察我的祖国。这段时间，我就是一个僧人、一个修道士、一个隐士，大隐隐于市。我要埋首书本和论文之中，与古代思想家为友，完全不在意周遭来来往往的都市人。我不需要他们，他们也不需要我。 至少我一开始是这么打算的。 杜克大学的研究生课程与许多学校不同，我们要学习历史、哲学、文学、人类学、社会科学和其他人文学科，实在是包罗万象。这正是我梦寐以求的教育形式，唯一的遗憾是这笔花费对我而言并不少。要修满学位指定的课程，至少要交11,000美元的学费，但和其他学科的硕士学位相比，这笔钱已经很“亲民”了。眼下我没有工作，买车之后银行账户只剩下1，600美元的存款，以后四个月的生活费就靠这1，600美元了，要从中挤出学费简直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对大部分想深造的美国学生来说亦是如此）。倘若遵照传统的生活方式花钱租一间公寓，支付水电燃气费、伙食费、交通费和学费，那我撑不了一个学期就得再次贷款了。 和我处境相似的学生不在少数，摆脱窘境的道路无非这几条：要么借钱，要么打工赚钱，要么申请奖学金免去学费，否则只好放弃深造的计划。这几种方案合情合理，不失为明智之举，但我不想推迟入学的时间。至于奖学金，几年前我申请过十所大学的博士班和文学创作专业，就是奔着奖学金去的，它们不仅免学费，还可提供适中的生活补助金，可惜当年我连连遭拒。这回收到杜克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后，我又申请了三笔奖学金，照旧无功而返。我想尽办法解决读研的学费，无奈四处碰壁，老路子看来是行不通了。 没什么大不了的，我不停地说服自己，住在车上挺新鲜的，一定很有趣，而且只是暂住，等暑假一到，我就能回“北极之门”当巡山员，拿到不菲的收入了，一切困难都会迎刃而解的，不过是在车上住一个学期而已。我算了一笔账，只要在国家公园打一个暑假的工，攒下的钱足够我读完研究生了。第一学期就在车上凑合着过，只要领到工资，秋季学期我就可以把车卖了，租一间公寓住，不需要贷款，一身自由。 如果说亨利·梭罗是我的精神导师，那么鲍勃·韦尔斯就是我的实习顾问了。早在几个月前我就开始阅读他的个人网站“休闲车上的省钱生活”（Cheap RV Living.com），网页展示了他车居生活的点点滴滴，教会我许许多多实用的窍门。韦尔斯在网站上细致入微地分享了他的车居经验，我几乎能从中找到针对每一个“菜鸟”问题的答案，比如怎么选车；怎么保持低调，“隐秘”行动；怎么安装太阳能电池板；乃至怎么上洗手间。 鲍勃也是从“菜鸟”开始一路跌跌撞撞，不断地犯错，不断地累积经验，才成为今天的车居“达人”。他的车居之路始于1995年，那时他刚和生活了十三年的妻子离婚，被撵出家门，身上只剩一点点零钱，靠给超市打工挣的微薄薪水解决三餐。但他还是花1，500美元买了一辆雪佛兰厢式车，既当交通工具，又当家。第一个晚上，他把车停在打工的那家超市停车场里，哭着哭着迷迷糊糊地睡着了。 此后几个月，韦尔斯对车子做了几项改装：先是买了一个保温箱、一个丙烷气灶、一台电视、一张躺椅；接着给车厢覆上绝缘材料，安上架子，用来装食物和其他日用品；还买了一台丙烷气暖炉。韦尔斯在他亲手加工的双层床上睡觉，到公共洗手间方便，向邮局租了个信箱收信，到体育馆里洗澡。起夜的时候就用“尿壶”应急，第二天开车出门，再利用等红灯的时间下车倒“尿壶”。 渐渐地，韦尔斯的日子过得越来越顺溜了。他不再哭着入睡，而是满心欢喜地拥抱过去无缘体验的简单生活。账单越来越少，私人时间越来越多，他削减了工作量，不再采购没用的东西，因为车里放不下。 接着，韦尔斯干脆辞掉工作，四处旅行，偶尔在露营场所打临工挣钱。为了分享自己对车居生活的热爱，帮助有心成为车居族的人迅速适应新生活，韦尔斯创立了个人网站。现在，这个网站被许许多多的车居族推选为改装厢式车、重启生活的权威指南。 要是有人能为我答疑解惑，那一定是韦尔斯了。于是我给他发了一封电子邮件，询问怎样才能避开保安的耳目，偷偷地住在大学校园里。 收件人：肯·伊格纳斯 发件人：鲍勃·韦尔斯 时间：2008年12月12日 标题：车居门徒的困惑 嗨，肯！要住在校园里，最大的阻力可能来自保安。一旦发现你住在厢式车里，他们往往很不爽。但我没在校园里生活过，不知道怎么解决你的实际困难。建议你加入雅虎网的车居团体，把具体问题贴到群里征求答案。我知道那儿有成员曾经这么干过。 加油！ 鲍勃嗯，这可不是我期待的妙招。 我又在网络上搜索了一番，在雅虎找到了一个名叫“车居族：住在厢式车”的留言板，这里有几千名会员和数目可观的实用小窍门。但在线会员中还没有人试过把车停在学校里，也没人告诉我该怎样避开保安的耳目。即便真有人用类似的办法节省开支、顺利地熬到毕业，我也无从询问。我不禁心里发虚，却也涌起一阵激动，仿佛踏进一片从未有人涉足的奇境，既没有地图也没有向导。 哦，自由！拥有一辆属于自己的汽车，坐在驾驶室里手握方向盘，这种大地“任我行”的感觉真是世间少有。的确，养车子很烧钱；的确，随之而来的账单会加重经济负担；的确，开车或多或少地污染了环境；的确，这是一辆破旧的老爷车，经济大萧条时期的农民工看到它可能会心生绝望，宁愿留在沙尘暴肆虐的重灾区，也不愿驾着它到加利福尼亚州寻找新生活。但抛开这一切，汽车给车主带来的自由感——哪怕很快消散——也值回票价了。我再也不必搭便车旅行了，不必依靠别人出行，不必等公交车，不必看飞机、火车的时刻表安排行程了。 从“约翰车行”出来，我开着厢式面包车直奔北边的杜克大学，好像打了兴奋剂一样，有种腾云驾雾的亢奋感，小腹一阵阵紧绷，激动得都快尿了。我憋了一肚子的问题不知该如何解答：手里捏着一叠账单，却没有工作；我有了一个家，却不知该怎么住进去；我得上洗手间，却不知道去哪儿找洗手间，也不想照鲍勃的方法做。 再过两天，我在杜克大学的第一门课就开堂了，我得尽快把厢式车改造成流动宿舍。 第一步，把车厢中间的两个单人座拆了。我需要腾出空间做饭、穿衣服。于是，我在“克雷格列表”网站贴了一则广告，愿意出30美元找人保管这两张座椅，一个小时内我就收到了好几条回复。 我把座椅送到一个本地人的家中寄存（幸好他没问我为什么要把椅子拆掉），然后开车到最近的一家沃尔玛超市采购装饰新“家”的材料。我跳进车后厢，想象自己心仪的“家”是什么模样：我要在车顶装上太阳能电池板，再装一副潜望镜，方便观察四周的动静；要在两边装满架子，买一盆绿色植物——哦，别忘了采购锤子！可惜我的时间有限，荷包也十分有限，只能祈祷新家能住得舒服了。 仔细检查一番，我才发现自己在“约翰车行”试车时忽略了一堆东西。驾驶座旁的地板上有一台装好的电视机和录像机，乘客座底下有一台能装12碟CD的音乐播放器，机子里还装着乡村歌星阿兰·杰克逊的超级精选大碟；车窗玻璃都是有色的，挂着淡棕色的百叶窗（当然，除了挡风玻璃）；车门和窗户可自动开关；后座有一个备用轮胎和一整套工具；车顶装着六七盏灯，开关一摁就亮。 这下该没什么好探索的了吧。念头一出，我又发现驾驶座侧边有一个神秘按钮，正好在车子中部，我试着一摁，后排座椅便“呜呜”地震动起来，在我期待的目光下缓缓降下，拼成了一张床——真把我乐坏了！ 后座一放下来，加上拆卸座椅腾出的地盘，我的生活空间一下宽敞起来，也许还够我做拉伸运动和俯卧撑呢。我把行李一一取出，整齐地放在床上。 过去的两年半里，我积累了这些有用的东西：花40美元从朋友那儿买的睡袋，在北极过冬的时候妈妈买给我的一套保暖内衣，鲍勃出航前花85美元买的MSR超轻型野营炉，以及一把12英寸长的猎刀，那是我在加拿大安大略省航行时从一个猎人手里买来的。我还有一把厚重结实的菜刀，一套可以当开瓶器、螺丝刀和指甲刀的多用工具。这些就是我维持生存的“必需品”了。 接着，我到沃尔玛超市买了满满一车的东西。先用螺丝刀在驾驶座后边的天花板上装了五个螺旋挂钩，在一大块黑布上剪几个小孔，把布挂在挂钩上。有了黑布帘的遮挡，加上百叶窗和有色玻璃，我感觉已经达到车居族口中的“隐秘”标准了。虽然我觉得在一辆诡异的大号厢式车上装布帘，遮住驾驶座后边的车厢，有欲盖弥彰的嫌疑，可事到如今，我只能祈祷人们不往那方面想了——毕竟，哪有人会把家安在车上，还住在杜克大学的停车场里呢？ 我在车厢中部各装了一个大衣钩，一个用来挂外套，另一个挂衬衫和西裤。 我把其他衣物整整齐齐地叠好，装进行李箱，再把箱子塞到床底。我还买了一个三层的塑料整理柜，打算装一堆食物和各类杂务。整理柜大概有2.5英尺高，把野营炉放在上面做饭刚刚好。 我小心翼翼地开出沃尔玛的停车场，可是抽屉里的东西还是噼里啪啦地蹦了一地。我只好回到超市，买了一卷弹力绳把抽屉固定好。我还到“救世军”名下的慈善机构买了一床天蓝色的床单、一条白色的毯子、一个小纸篓、一口汤锅和一个平底锅，总共花了10美元。 买了车子、交完学费，伙食费就是我最大的一笔开销了，所以我打算自己买菜做饭。我开车到平价超市克罗格买了一堆便宜的食材：一桶4磅的奶粉，几袋豆子、大米和意大利面，几罐燕麦片，80盎司的大罐颗粒型花生酱，还有一打口味各异的早餐谷物脆片。我还花19美元买了几罐80盎司的小号异丁烷气燃料。 除了刚刚采购的这堆东西，我很快就要付第一笔汽车保险费和手机费了。我觉得汽车保险和手机根本不是“必需品”，一想到要为它们掏腰包，我就恨得牙痒痒。可是，要联络工作偏偏离不开手机，我咬牙选了消费额度最低的套餐（37美元一个月），每月免费通话200分钟（不含短信），双休日通话免费。汽车保险也无关紧要，平白浪费存款，可惜不买保险就办不了牌照，我只好选了一份最便宜的方案，每月交47美元。 还需要一个邮箱和收信地址，于是我向学校租了个信箱，一学期交21美元。接着去校体育馆办了一张会员卡，一学期34美元，这样就有地方洗澡了。这学期我总共选了两门课，教材全部买了二手的，一共花费95美元。最后一笔大开销是学校的停车许可证，必须办整个学年的，需要182美元（我思来想去，实在找不到固定的停车点了，只好把车停在学校里）。 读本科的时候，我花钱根本不上心，从来不查银行存款，也不计较自己究竟借了多少钱。这回我决不再任性了，一定要把每一笔开销都记下来，一丝不苟地核算账目，哪怕一美分都不能忽略，每一张收据都要留着。每天晚上，我会计算结余，安排生活费，确保一切正常。 以下是我来杜克大学后，头一星期的开销： 该做的都做了，该付的也都付了，我查了查账户余额，大吃一惊——这才一个星期，我竟然花了2,536.59美元，七成多的存款“嘭”地消失了，仅剩下981美元，我还没交学费呢——这学期的学费就有2,178美元。照这个花钱如流水的速度，我撑不到下个星期就得贷款了，接下来的两年半可怎么熬？ 好在这些开销大多是一次性的，我不停地提醒自己放松，往后只要担心学费、伙食费、汽车保险和话费就行了，今天花钱屯积东西，就是为了明天节省开支。 这话不假。首先，我再也不用租房了，一个子儿都不必破费。达勒姆地区最便宜的房子也得450美元一个月（水电燃气不算），杜克大学的本科生头三年必须按规定住校，住宿费就更高了。 住在车里真是完美的选择，一分租金都不用掏。虽然买车花了1，700美元，但以后转手卖掉差不多能收回成本。 “车居”只是节约的途径之一，我发现自己还省去了许多开销，例如交医疗保险、娱乐放松、服装、交通费等等，这些开销让数百万美国人甘愿背上债务。就拿交通费来说吧，我可以走路或者乘公交车；服装方面，如果衣服裤子破损了，我可以缝缝补补，或者去“救世军”买些二手的衣服，在那儿，挺不错的衣服和裤子几乎不超过3美元。休闲时间我就泡在图书馆看看书，看看电影，这些都是免费资源。至于医疗保险（过去三年我绝大多数时间都没交医疗保险），我实在负担不起，心里也担心万一生病该怎么办。可是为了远离债务，我只能坚持锻炼，努力保持健康了。 学费无疑是我“拒绝负债”的最大威胁。要是把“杜克”和“负担得起”这两个词搁一块儿造句，往往会引来难以置信的大笑声。不过，文科生如果能提供经济困难的证明（这个我有），还是有希望负担得起的。就说我自己吧，选修一门课原本得花3,131美元，证明经济困难之后只需交1,089美元，这样修满学分拿到硕士学位只需要花11,000美元。考虑到我离开学校有一段日子了，得重新适应紧张的学习生活，业余时间还必须打工赚钱，第一学期我只选修了两门课，而不是惯常的三门。这学期我得分四次交清2,178美元的学费——每月544美元，第一笔必须在开学后的四个星期内缴清。 买完东西，我干脆就在沃尔玛超市的停车场里过夜。我拉下百叶窗，挂上大黑布，换上长袖衫和运动裤，摁下按钮，后座便“呜呜”地降下，拼成了一张床。我把睡袋往床上一丢，钻进去蜷着身子开始翻阅第一门课的指定阅读材料——丹尼尔·笛福的《摩尔·弗兰德斯》（Moll Flanders）。 明天就要上课了，我被满满的期待鼓噪得异常亢奋。沃尔玛的巡逻保安每隔十分钟就从我的车前路过，弄得我神经愈加紧绷，怎么也睡不着。 我买了辆厢式车，做好了车居的准备，但前方还有那么多问题悬而未决。我急需工作，急需学会在车上做饭，急着找地方洗澡，急着好好学习。当然，最最重要的是绝对不能欠债。 伴着远处车来车往的嘈杂声，我渐渐沉入梦乡，一直到清晨才猛地醒来。 第十六章入乡随俗——车居试验第七天 存款：981美元 早在“车居试验”开始之前，我就知道自己身上具备成为车居族的潜质。在漫漫还债路上，我能以苦为乐，身居斗室依然可以逍遥自在，对一切便宜、省钱的东西异常敏感，对脏乱差的环境更是处之泰然——咳，虽然这绝非值得炫耀的优点。不仅如此，我的体能也远超常人：在耐寒方面天赋异禀，能容忍大多数异味，膀胱的容积（不是我吹嘘）堪比小型橄榄球场。 但我并没有成为典型的车居族。大名鼎鼎的车居前辈鲍勃·韦尔斯和他的追随者们开着车子随处旅行，四海为家，我却必须停留在大学里，一直到毕业那天。若要在不贷款的前提下顺利毕业，我必须对车居的一切守口如瓶。 这两三年我一直住在人迹罕至的偏远地区，远离大学文化，不过，我对大学生的生活氛围知根知底。只要有一个人察觉了我的秘密，流言一定会立刻传遍校园的每个角落，成为大家茶余饭后的“八卦”：“嘿，你们知道吗，有位老兄住在车上，车就停在学校里呢！”也许某个学生会在不妥的时间、不妥的地点瞄见我在车里生活的景象，然后把偷拍的照片发到“脸书”上。曝光照很快被人疯狂转载，“车居”的消息像病毒似的通过电子邮件、“推特”恶性传播。过不了多久，学校管理部门就会收到风声，某位身穿正装的女主管不得不抓起一叠文件挡在脸上，躲避媒体的“长枪短炮”，就怕被外界爆料：“贫困学生读书难，为省钱车上安家？！”那可是每一个公关人员的梦魇。 为了一身自由地毕业，我不得不撒谎，没有第二条路可选。但我完全不会说谎，这实在有违我的本心，令人厌恶。假如我在警匪片里扮演劫匪，一定可以本色出演“炮灰”：在影片开头的团伙抢劫中临阵崩溃，拖累伙伴，把计划搞得一团糟，然后被紧追不舍的警察残忍射杀，成为唯一一个“领便当”的劫匪。这时观众们总算能松一口气，因为“打酱油”的下场了，劫匪们一定会雇佣更牛的家伙漂漂亮亮地干一票。 我到杜克大学的第一天就去交通服务处办了张停车证。当时我紧张得要命，眼神鬼鬼祟祟地四处乱瞟，手心黏糊糊的全是汗，好像学校保安会突然扑上来，拉走我这个心怀鬼胎的家伙。我只不过开口向管理员要一张申请表，豆大的汗珠便涌上脑门，不一会就顺着脸颊“吧嗒吧嗒”地砸下来。那当口，我真想双腿跪倒，一股脑儿招认藏在心底的车居计划，祈求学校的宽恕。 我一直在想，肯，你摊上事了，你根本不知道自己会惹上什么麻烦事儿。的确，我从没来过杜克大学，对周遭一无所知，根本不知道他们会把我分到哪个停车场。来之前为了保险起见，我反复研究了杜克的停车规定，兴奋地发现并没禁止学生住在车上的条文。也许，学校并不是仁慈地默许学生用这种方法节省房租，而是压根儿没想到有人会使这招，当然也不会费神禁止吧。 最让我担忧的是停车场的分配。我看了校园网上的停车管理咨询，得知每个研一学生的车位都是随机分配的，个人根本没有选择权。学校可能会把我发配到正对着行政楼的繁忙地段，穿着正装的男男女女只要稍稍抬头，就能透过玻璃窗看到车满为患的停车场，也许他们会发现我进出厢式车的身影，辛辣地议论我是否神志清醒，是不是交不到女朋友，怎么能忍受那种居住环境。（诸如“谢丽尔，快看快看！那个家伙居然往阴沟里撒尿！”） 虽然焦虑堆积如山，我却抱着盲目的自信和坚定的决心告诉自己，无论学校让我去哪个停车场我都会从容不迫地应对，把每一个困难视为可贵的挑战，而非可恶的厄运。 停车证的申请手续很简单，不过，表格里有一个必填项目——本地住址（住在车上的我怎么会有门牌号呢？）。于是我取出随身携带的笔记本电脑，打开谷歌地图搜索玛丽埃特家的地址填上。暗暗祈祷学校不会费心核查这种鸡毛蒜皮的事。 梭罗小时候第一眼见到瓦尔登湖就迷上了它。对他而言，瓦尔登湖“在松林间若隐若现，白日的阳光和黄昏后的夜影是湖畔仅有的住户”，这片湖水渐渐“烙印在我的记忆中，成为一幅亘古不变的风景”。 第一眼见到杜克大学分配给我的停车场——米尔停车场，我的脑子一片空白，根本没有梭罗初见未来家园时的诗情画意。 我甚至打起了退堂鼓：这还有什么好“试验”的，放弃算了。米尔停车场简直是我的噩梦。之前我一直期盼能分到一个人少的安静地段，尽可能保有一点点隐私。可这儿……这儿根本就是理想的对立面啊！ 首先，米尔停车场甚至不在杜克大学校内，离学校还有老长一段路（虽然它距离学校东门只有四分之一英里，可是东门几乎是个边陲“孤岛”，相比之下，西门附近显然更大、更热闹，也更便利）。距离远一点本来也没什么，多走几步就是了，最大的麻烦在于米尔停车场位于第九大街，这里人头攒动，商铺林立，简直就是个迷你都市，酒吧、咖啡厅、宾馆和新潮小店随处可见，无业游民、飞车党、学生和嬉皮士都喜欢在这儿逛荡。 被热闹的商铺和拥挤的人潮包围，我该怎么守住车居的秘密呢？ 米尔停车场前方不到20码[38] 的位置，有一栋三层的老式红砖建筑，最初是烟草作坊，现在已经改装成了颇具“时尚范”的出租公寓，里面的住户一大半是杜克大学高年级的学生。我身后就是一家学生酒吧，名叫“乔治的车库”，手边是第九大道，对面是偌大的一片草地，租在公寓里的学生们时常在那儿遛狗。 有了停车证，下午5点之后我就可以把车停在任意一个校园停车场里。我琢磨着是不是要每晚换一个地方过夜？不过，为了节约汽油费，减少车子的损耗，我还是决心尽可能先适应米尔停车场的环境。何况，保安发现我的酒红色厢式车每晚都停在不同的停车场，很可能会起疑心，固定在一个地方，保安倒是会认为车主是租在附近公寓的学生。 最后，我在米尔停车场里挑了个空荡荡的角落停车，拉下百叶窗，挂上黑布，下车走四分之一英里进入杜克大学。这是我第一次仔细观察自己的新学校。 杜克大学原名“三一学院”，1838年由循道宗信徒和贵格会信徒创办。“烟草大亨”杜克家族曾捐赠大片土地，并以巨资扩建学校，捐款的条件是：男女生入学比例相当。此后，名不见经传的小小学院迅速成长为一所闻名世界的大学，如今占地8，610英亩，在校学生达13,500人。 我从东门逛到西门，绕过一座又一座杜克家族成员的铜像，在石质拱门下缓缓漫步，在迷宫般的医学中心穿过了一条又一条走廊。 用最淡定的话说，我被震撼了。 杜克大学就像宣传手册里的模范院校：校园四处青翠欲滴，抬眼就能看到古雅的红砖建筑和哥特式的石砌修道院，风华正茂的年轻学子穿梭其间。好几百岁的大橡树枝叶参天，平坦齐整的草坪散发着沁人的清香。天气暖和的时候，女孩们三三两两地躺在草坪上享受日光浴，男生们兴致勃勃地玩飞盘。校园中央有一片橄榄球场，可以容纳34,000名观众，以及占地7，000英亩的杜克森林。校园的正中心是杜克教堂。这是一座新哥特风格的普世教会教堂，高达200英尺，里边有一口11,200磅重的大钟，三台管风琴加起来有12,633根音管，教堂的地下室陈列着三位老校长的骨灰。你一定没想到在这样典雅华丽的环境中，一片充斥着臭汗味与欢笑声的“帐篷村”横空出世，那就是俗称“老K村”的“沙舍夫斯基村”（迈克·沙舍夫斯基是杜克大学篮球队“蓝魔”队的主教练，绰号“老K”）。“老K村”就搭在离篮球馆不远的草坪上。原来，为了围观杜克大学“蓝魔”篮球队与死对头北卡罗来纳大学的“焦油踵”队的宿命对决，几百名学生在篮球馆外露营了好几个月，就为了抢到一张入场券。 我入学的时候，杜克大学在《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U.S.News & World Report）公布的大学排行榜上名列全国第十，在《泰晤士报》公布的“英国国际高等教育研究机构世界大学排行榜”中排名全球第十四。它拥有57亿美元的捐款赞助，富有程度在美国大学中排名第十五。杜克大学的招生非常苛刻，2011年申请的学生中只有16%收到了录取通知书。 这儿的学生大多来自不同种族，不过，富裕阶层的比例还是比较大。在学生活动中心“冯·德·海顿馆”晶亮的巨幅玻璃墙后，在优雅的咖啡厅里，你常常能听到兄弟会的成员谈论“这个寒假去父亲在比利牛斯山脉（欧洲西南部）的庄园度假”云云。这里和水牛城的大学有天壤之别。我的家乡水牛城是一座气氛压抑的老工业城镇，校园里大多是蓝领子弟，球队虽然人气挺旺，却连年战败。如果说水牛城大学是被悲情命运所左右的颓废宅男，那么杜克大学就是头顶成功光环的翩翩公子。 看看我平庸无奇的学业表现，再看看杜克大学的卓尔不凡，难道是招生部门犯了疏忽？说不定有人得为此“引咎辞职”呢，不然怎么会把一个“平头百姓”放进“精英”圈子？我的本科成绩虽然不赖，但要申请像杜克这样的顶尖大学还是悬乎，之前我自己也没料到这个结果。不过，既然进来了，说明我很适合他们的人文研究专业（碰巧人文研究专业也是各专业中淘汰率最低的一个）。学校官网上说，招生委员不会只盯着本科课程得分，他们更注重申请人“近期的经历和成就”，考察申请人是否具有“广博的学术兴趣”以及“学习、写作和讨论问题的能力与精力”。哪怕我的学业成绩和奖项并不占优势，其他要求却是实打实地吻合。 人文研究专业之所以这么吸引我，原因在于我没有特别钟情的单科，文学、历史、科学甚至数学我都喜欢。既然如此，我也没必要钻牛角尖，非得选一门学科。我不想读自己不感兴趣、不热衷的专业，也特别抵触成为一个“专家”，把自己局限在一个狭窄的领域里，对其他知识不甚了了（我比较喜欢当一个对所有知识都“不甚了了”的学生）。专业研究通常能在学术上有所突破，可我不想用“实证”“范式”“本体论”之类“高大上”却也抽象、无聊的术语，写一些专业性很强的学术论文，把一大半专家闷得打瞌睡。我想放眼关注一些更广阔的东西，比方说，在经典著作、导师和同学的帮助下学习怎么把生活过得充实、美好。我想成为“生活家”：既懂得生活，也理解死亡，清楚如何心存善意，过得开心、有价值、有意义。我读研究生，追求的不是一个学位、一份职业，不是为了掌握一门有“钱景”的技能——如果有必要，我可以以后再练。这段宝贵的时间应该用来思考一些重要的生活问题，而不是为累积物质财富、累积责任义务，或是找一份稳定的工作做铺垫。 人文研究专业提供的课程全都是跨学科的，也就是说，一门课程可能包含了好几个领域的知识，比如生物、历史、哲学，等等。此外，我也可以任意选修其他研究生院或本科学院的课程。如果我对本科生的英文课感兴趣，可以报名；对尼古拉斯环境学院的课程“自然资源法”感兴趣，也可以选修。这才是真正的学术自由。虽然我不像许多研究生那样，兼职去做研究助理或教学助理，靠相应的薪水交学费，但我绝对能自由地选修我喜欢的任何课程——我觉得光这一点，就值了！ 我在校内游来逛去，空气中仿佛有电波在跳动。经过一个寒假的休整，学生们个个像充满了电，意气风发。熬夜的眼袋消肿了，胡子拉碴的下颌光滑了。我异常兴奋，迫不及待地想找回大学里的青葱记忆：思想碰撞的课堂、火花四溅的研讨，还有一场场发人深省的讲座。我应该能找到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加入几个社团，找一份兼职，甚至写几篇文章投给校报，就像当初在水牛城那样。和当年不同的是，我走在青青校园里，感觉自己的年纪有些大了，和周遭的环境格格不入。我好像沉睡了好几个年代，刚刚从冷冻室里苏醒，迈进一个完全不同的未来世界，心里惴惴不安。来来往往的女孩几乎个个穿着丝袜般的黑色紧身裤，毫无顾忌地“秀”着大长腿，几年前这种“尺度”还属于禁忌吧？更古怪的是她们全都酷爱一种其丑无比的毛靴（或许是仿毛的？）——听说这叫“Ugg”雪地靴——和黑色紧身裤搭配着看，活像《查理与巧克力工厂》里千人一面的奥柏-伦柏人。男生的打扮也很“猎奇”，鼻子上架着大大的塑料黑框眼镜，身上套着浅粉色的网球衫，衣摆全塞进裤腰里。来往的学生中，至少有一半边走边玩手机，屏幕离脸蛋仅仅几英寸，手指还不停地滑来滑去，指指点点，看得我眼花缭乱。 我选了两门课，第一门叫“世界名著中的‘自我’”，另一门是“北卡罗来纳州的生物多样性”。在第一门课上，我们研读17世纪至今的文学作品——包括笛福的《摩尔·弗兰德斯》、美国黑人女作家佐拉·赫斯顿的《凝望上帝》（Their Eyes Were Watching God），以及英国女作家弗吉尼亚·伍尔夫的《达洛维夫人》(Mrs. Dalloway)，探讨个人身份认同、主体性、真实性和自主性的时代变迁。在“北卡罗来纳州的生物多样性”的课堂上，我们利用显微镜和放大镜学习辨认各种不同的植物，也会从更加宏观的视角看待环境问题：研究土地的利用历史、自然保护运动、自然生态系统中的生态学，等等。最棒的是我们有一个星期的校外教学之旅，可以参观阿巴拉契亚山脉的一个生物实验室。 各人口味不同，有人可能会觉得这两门课无聊、偏门，根本就是浪费时间。但我迫不及待地投身书海，如饥似渴地阅读老师指定的专著，熬夜写论文，思考过去从没意识到的问题。我津津有味地浏览课程简介中罗列的参考书目，仿佛它们是一道道鲜美可口的法式大餐。 “生物多样性”的第一堂课安排在晚上。我是第一个进教室的，第二个进门的是个年纪相仿的女生，我们立刻热络地互相介绍。起初我们聊得很开心，但一个关于住处的问题冷不丁让我的心态急转直下——原本是再普通不过的问题，却因为我选择了“车居”这条路而异常棘手。 放在桌子下的双手已经开始发抖了，我紧紧握起手，目光低垂地盯着桌面，喃喃道：“校外。”这话不假，但也在故意误导对方。 “哦，是嘛！我也住校外呢。”她说，“刚刚搬进西校区外的一座公寓。你住哪儿呢？” “我在，第九大道。”我面不改色地应道，冷静程度超乎自己的想象，好像早就料到了这一番对话。 几位同学正好在这时鱼贯而入，挽救了我尴尬的处境。我赶紧闭上嘴巴保持沉默。要是不想露馅，我得改改昔日在水牛城大学的行事习惯了。 第十七章车居杜克——车居试验第三十五天 存款：830美元 二月的天已经很冷了。眼下是凌晨两点，我躺在车里的床上。几分钟前，第九大道的夜总会终于打烊了，震耳欲聋的电子音乐总算消失，夜晚重归宁静。几百名泡吧的大学生脚步轻快地走出店门，经过我的车子走回公寓。哪怕一个动作不慎，压得床铺一声“吱呀”，就有可能被路过的学生听到，暴露目标。所以我直挺挺地躺在睡袋里，埋着头，连呼吸声都捂住了。 一个醉醺醺的男生走到半路突然大呼小叫，恶声恶气地喊道：“这不是《天龙特工队》里的那辆厢式车吗？！”同行的学生报以吵闹的大笑。两个女生坐在我车旁的石墩上说话，其中一个一把鼻涕一把泪地哭个不停，因为男朋友把她甩了，害她灌了一个晚上的闷酒。另一个女孩一直陪着，耐心地安慰她：“亲爱的，过段时间你就会明白这其实是件好事，你比斯蒂夫强多了，他根本配不上你！” 晚归的学生们潮水般涌过我的车旁。有人“哐当”一声撞在我的车屁股上，还有人一手扶着车身，一边“哇啦哇啦”地吐起来。 一个念头在我的脑子里转来转去：这些人今晚肯定都有艳遇。 我已经在车上住了四个星期，车居试验到今天为止意外地成功。我无债一身轻，车居的秘密尚未曝光，脑筋也转得欢，这么多年来头一回“刷”了存在感。在“生物多样性”的课堂上，我阅读了许多关注荒野的哲学著作：既有“美国新环境理论的创始者”奥尔多·利奥波德的经典，也有罗德里克·纳什、威廉·克罗农和杰克·特纳的作品。我也通过“黑板”教学平台，在“世界名著中的‘自我’”的课程讨论区上热火朝天地论战，卯足了劲儿搜集资料，做好课前准备。我还给自己找了个创作型的宣泄方式——写博客。我开了个名叫“斯巴达学生”的博客，目前鲜有人问津，只有老家那边的几个人读过（也许只是善意地撑场面）。尽管如此，我还是隐去了自己的名字和校名，以免陌生人意外地点进来。现在，我的每个脑细胞都火力十足，创意满满！ 我的车居试验远远没有瓦尔登湖畔的平静安宁。我几乎每天每时每刻都在为自己的荷包担忧：存款仅剩800多美元，而第一笔学费还没有付清。 我必须勒紧裤腰带，一直坚持到工作有着落为止。唯一一项有弹性的开销是伙食费。于是我决定尽可能少吃——早餐谷物脆片或燕麦粥，午餐一根香蕉配花生酱三明治，晚餐一小份意大利面。 新食谱实践的一个星期，我总觉得饥肠辘辘，即使刚吃完饭，那点儿可怜兮兮的分量也不能安抚空虚的肠胃，它不停地抓心挠肺，叫嚣着：“再不让我吃饱，我就让你尝遍世上所有的苦头！”在体育馆里洗完澡，我站在电子秤上，发现自己一下子轻了5磅。刮胡子的时候，我又注意到自己突出的排骨，这么多年来还是头一次这么瘦啊，拥有刀削般平坦的小腹感觉挺不错的。谁知，有天我偶然在校园里看到一只蹦蹦跳跳的兔子，第一反应竟然是捡块石头把它砸倒，抱起来大嚼大啃。天哪，我真需要钱！这是我脑子里的唯一想法。 我终于找到一份校内兼职，给商学院的一位教授当研究助理，每小时11美元，每星期工作6个小时。工作很简单，就是复印些材料，去图书馆取书，做些办公室杂务。哦，还有从五千多家企业的资料中提取关键信息，用“Excel”表格记录。盯着电脑工作太久，我的眼睛布满了血丝，看东西总是模模糊糊，但赚来的钱还是不够用。有一天深夜，我走回车子时看到附近的草坪上丢着一个装比萨饼的盒子——到底丢了多久，我也不清楚。我只是着魔似的捡起盒子，打开来，可惜里面只有扯得七零八落的碎饼。难道我已经到了饥不择食的地步？ 我的妈妈还不敢相信我真的会住在车上，但她已经起了疑心。因为互通邮件的时候说起新公寓的地址，我老是支支吾吾。总不能骗她一整个学期吧？于是我决定在闲聊时不经意地提一下车子的事，希望能让她觉得车居没什么大不了，大家都见惯不怪了。“妈妈，你好！”我写道，“我每天都打篮球，挺好玩的。吃得也很好，住在厢式车里——空间还挺大的。我一切都好。肯。” 妈妈很快来信，关切地问这问那，从字里行间看得出她在拼命克制自己。 收件人：肯·伊格纳斯 发件人：西斯廷·伊格纳斯 时间：2009年1月28日 标题：回复：近况 你要怎么洗漱呢？车停在哪儿？ 收件人：西斯廷·伊格纳斯 发件人：肯·伊格纳斯 时间：2009年1月29日 标题：回复：近况 嗨，妈！ 车子当然是停在学校停车场啊。我一直在校体育馆里洗澡。课上得很顺——教授们常常带奶酪、红酒和我们分享。每个人都对我很好。拜拜！ 收件人：肯·伊格纳斯 发件人：西斯廷·伊格纳斯 时间：2009年1月29日 标题：回复：近况 你班上有几个人？要是有人问：嘿，肯，你住在哪儿？你要怎么回答？我有些好奇，大概有多少学生住在车上呢？ 收件人：西斯廷·伊格纳斯 发件人：肯·伊格纳斯 时间：2009年1月30日 标题：回复：近况 我班上有16个同学。要是有人问我住哪儿，我就说还在找。大概没有其他人像我这样住车里吧。再聊。 收件人：肯·伊格纳斯 发件人：西斯廷·伊格纳斯 时间：2009年1月31日 标题：回复：近况 嗨，肯。 我非常担心你，你也明白我对你的担心。算我求你了，收下我的钱吧。你要是真不乐意拿，以后再还就是了。求你租个公寓住吧，找个室友什么的也行。挤在车里日子一定特别难熬。住在那种地方怎么结交朋友呢？我真的很心疼你。你上了这么好的学校，却还像流浪汉一样生活。别人问起，你要怎么解释呢？你的自尊心怎么撑得住？为什么不能接受家人的帮助呢？我会永远支持你的。 爱你的妈妈。亲亲亲抱抱抱！ 今天收到了你的话费账单，我帮你付，好不好？我很乐意。我可怜的妈呀。我的许多决定都让她摸不着头脑，当然，我完全理解她的心情。她打小住在蓝领阶层聚集的北托纳旺达市（水牛城附近），和她爸爸妈妈还有两个姐妹挤在一个小小的公寓里。我外婆从前在后院搁了个笼子养鸡，妈妈见了，总觉得难为情。我爸在苏格兰的工业小镇马瑟韦尔市长大，和七个兄弟姐妹挤在一座小屋里，每年圣诞节他收到的礼物都是水果。我的爸爸妈妈生长在勤劳的中产阶级家庭，笃信只要努力工作就能过上好日子。他们一直埋头干活，想尽办法为两个儿子提供更好的生活条件。我们家从小公寓搬进了单门独户的屋子，从市内搬到了郊外，生活环境比普通的中产阶级更好。爸妈努力工作，努力地向社会上层攀登，花了那么多时间和金钱，举家迁移到更好的环境里，也是为了打好基础，让儿子更轻松地迈进上层社会。他们万万没想到如今我竟然会住在…… 现在的我俨然加入了“无业一代”“搞砸的一代”，我们的生活方式和前几代人完全不同。父辈中有不少人高中毕业进入社会谋生，二十出头就成家立业。而我们，即使大学毕业也有许多人找不到工作，拿不到可观的薪水，买不起房子，更别提组建家庭了。经济条件不如父辈，福利保障也不如父辈，这百年难遇的景象让我们这代人独占了。古怪的是，我对此欣然接受，比我爸妈还淡定，觉得买不起带游泳池的屋子、养不起孩子似乎也没那么悲惨。 这个社会习惯用安稳、舒适和财富作为评判成功的及格线。所以在一些人看来，成功就是不断地向上、向上，攀登社会经济的金字塔，哪有其他途径可言？可是，难道没有别的法子进步吗？难道衡量成功的标准只有屋子的大小和薪水的高低？如果我们变得更健康了呢？虽然住在紧巴巴的小屋里，家庭成员很少，可我们过得充实，能够自食其力，这样不好吗？不算成功吗？ 我思索起妈妈帮我付房租的建议。温暖的公寓和丰盛的三餐实在很诱人，但我真的不能接受她的帮助。我已经决心“零负债”读完研究生了，也就是说，不能以任何形式接受任何人的恩惠，即便是亲爱的家人主动赠予我也不能反悔，连政府发放的失业救济粮我也不领。也许我看待“接受馈赠”的方式太极端，可是一牵扯到礼物我心里就警铃大作。它们在我眼里不仅仅是打着精致蝴蝶结的善意，更是一笔笔债务。接受礼物只是简简单单的一句表态、一个动作，但我心里的计算器会“嘟嘟嘟”地按个不停，忠实地记录自己收了什么恩惠，借了多少钱，欠了哪些情，什么时候能还清。直到还清的那一刻，我心里的账本才会合上。 我认为人们在接受礼物的时候，不仅接受了人情，也接受了一种身份。赠与者仿佛在我们的背后留下了一道烙印，那是只有彼此才看得到的疤痕，那是依赖的印记。 在“北极之门”国家公园工作的时候，几位巡山的同事透露，每年夏季的工作结束后他们就会申请失业救助金，哪怕巡山期间领的薪水那么高，他们也照申不误。巡山员的待遇的确很好，我想，只要不大手大脚地花钱，拿一个季度的薪水过一整年也没什么问题。谁知一位巡山员告诉我，他每年冬天都去加勒比海畔度假，在金色的沙滩上靠着躺椅，一手举着菠萝可乐冰饮，一手捏着电话申请失业救助金，大声抱怨自己应聘了好多岗位，可是人家都不要他，通话的时候要装得很暴躁，使劲儿哭穷，强调“日子很难过”云云。他还说，只要申请成功，剩下八个月想去哪儿玩就去哪儿玩，想买什么就买什么。只是，这种摆脱工作的方式就是真正的自由吗？金钱——甚至不择手段得到的金钱——真的是通往自由的船票吗？ 我觉得，要是接受了政府的补助或者亲朋好友的接济，就是允许旁人在我身上打烙印。一味拒绝他人的慷慨，宁可自己咬牙度日，这种生活态度也许很矫情，很有可能伤害我和家人的感情，但我不想就此松口给自己找捷径。一回生二回熟，一借再借很快就会变成“伸手党”。我还是彻底“戒断”经济援助吧。我知道妈妈的焦急是出于对我的爱，可我渴望的是彻彻底底的自立，哪怕是饥寒交迫的自立。 杜克大学的学生可以免费搭乘校车，从东校区到西校区。我在车站等班车的时候发现长椅上贴了一张小广告：神经系统科学院征召认知实验被试志愿者，每小时10美元。我按广告上的方式上网查询实验列表，凡是适合的我就报名。接下来的几个星期我成了神经系统科学院的常客，一口气参加了好几项认知实验，头上挂满了电极，被针头扎来扎去，时不时被药片弄得头昏脑涨（厚着脸皮说一句，四种重要的体液里我捐了三种）。 当“小白鼠”换回的酬劳多多少少改善了拮据的生活。我心里清楚，只有坚持打工才能避免捡破烂的结局，避免因拖欠学费被赶出校门——这个更惨。我总是提心吊胆，仿佛一个小小的意外、一个不经意的疏忽就会毁掉我好不容易争取到的生活，一张处方、一笔意外的开销就会把我推进破产的深渊。就在参加认知实验的那段时间，我又发现了一张海报。 杜克大学核磁共振成像实验征召被试志愿者，报酬每小时20美元，代价是钻进狭小的机器里任他们扫描脑瓜。一开始，我非常纠结，感觉是在为赚钱出卖自己的身体，大概只比卖肾还赌债、卖身买车好一点儿吧？但我很快找了个高尚的理由：为科学献身！而且我不是拜金主义者，一切都是为了解决温饱问题。 被试者的知情同意书上特别注明：目前尚未发现实验中的磁力或无线电波会对被试者造成不良影响，但紧接着一句又警告道：然而，不能保证未来不会出现有害反应——什么鬼话？！ 第一次实验，我走进放射学实验室，掏出身上的金属物品，躺在实验床上。一位带着浓重俄罗斯口音的中年女实验员在我的腰上绑了一根保护性呼吸带，在我的左手食指上夹上电极——实验开始后，她会在几个关键的时间点通过电极向我输出低伏特电压。最后，她在我的塑料头盔上装了一个“眼动追踪器”，记录我瞳孔放大的情况，还给我戴上耳塞，外面套一副头戴式耳机。 “你‘相’要再‘改’一床毯子吗？”她操着浓重的口音问我。 “哦，不用了，谢谢。盖一床就够了。”我答道。话音刚落，她干净利索地把我捆了个严严实实。 “感觉舒服吗？” “很舒服。” “别睡着啊。” “我尽量吧。” “最好别睡。不然我就得把你弄醒，你看着办吧。”她说完就把我推进蚕茧似的狭窄圆筒里。我感觉自己的手臂（被胶带牢牢地捆在身旁）擦着机器一路滑到底。世界顿时只剩下小小的、暗沉的古怪缩影，我立马慌了，下一秒大概要挣扎着（根本无济于事，核磁共振成像机的宽度只有55厘米）求人把我从这该死的地方拉出去。万万没想到恐慌来得快，去得也快。机器滴滴答答地开始扫描了。两个小时后，实验员总算放我重见天日，那时我已经睡眼惺忪，脸涨得通红了。我在床上坐了好一会儿，努力适应真实的世界。天哪，感觉实在太糟了。 我心想，绝不再掺和这种事了。可实验员直接递了50美元给我，我脱口便问：还有其他核磁实验可以报名吗？唉。 我还到市中心的一所小学应征“美国读书会”阅读辅导老师的兼职岗位。为了面试，我挑了一件最平整的衬衣和只穿过一次的簇新的休闲裤，上回穿这条裤子还是高中毕业后的返校舞会呢。这所小学开的工资是每小时16美元，我要是一个星期干满二十个小时，学费就赚到手了。面试结束后，考官立刻欢迎我加入读书会，但第一笔薪水要二月底才结算。我虽然找到了新“财源”，但远水解不了近渴。 小学阅读辅导老师的兼职并没有帮我彻底甩开财务危机，不过，拿到第一张支票后我还是决定美餐一顿，以示庆祝。 晚上的课结束后，我大步走进“有机食品”超市买了一颗西兰花、两根胡萝卜、一头大蒜、三个红土豆。 我抱着东西回到停车场，确定四周无人后才溜进车子。我的车子就停在路灯下，丝丝微光透过门缝照亮了一小块汽车地板，我借着这点光整理刚买回的蔬菜，把它们切成小块，丢进平底锅里。 剩下的蔬菜我都装进塑料盒里，塞进整理柜保存（北卡罗来纳州的一月和二月气温很低，大多保持在华氏40度——4.4摄氏度左右，食物不用放冰箱保鲜）。我拎起在学校里灌满的水壶给汤锅加水，打开放在整理柜上的野营炉，水烧开了，意大利面先下锅，接着把一根胡萝卜、半个土豆和几朵西兰花切成的什锦蔬菜丁一块倒进去，再加一包意大利面调料和一团花生酱。花生酱一下锅，汤汁立刻变浓稠了，香香甜甜的。我小心地慢慢搅拌，生怕汤汁溅到车上，溅到我挂着的衬衣上。 满满的一锅意大利面和蔬菜都快溢出来了，真是热腾腾的美味佳肴，让人食指大动。我把叉子放在黏稠的酱汁里，卷起一口夹着蔬菜丁的面条品尝。哦，实在是太美了！我埋头狼吞虎咽，一直到汤锅见底才停下。 一连好几个星期晚餐都吃意大利面，终于弄得我见到面条就腻味了。有几个晚上我只吃点谷物脆片应付了事，偶尔也做点复杂的换换口味，比如墨西哥玉米饼卷红豆饭。上课前我会把红豆泡在水里，晚上回到车里煮红豆饭作馅料，加几片西红柿和洋葱，用玉米饼卷起来吃。 清晨，我把从克罗格超市买来的廉价自营谷物脆片加奶粉冲泡当早餐，或者来一碗热腾腾的燕麦粥（配料依然是花生酱）。早餐的成本大多不超过2美元，我觉得和外面动辄15美元的早餐相比，自己做的伙食健康得多，香得多，分量也更足。我细细算了笔账，一日三餐平均成本是4.34美元。 麻烦的是洗碗。我想不出更简单便捷的办法了，只好拿一块面包或者玉米饼刮下粘在碗底的酱汁和食物。有些食物顽固得很，怎么也刮不掉——大多是几颗燕麦、几滴意大利面调料，我干脆把它们当做下一餐的“底料”，就像父亲把自己的基因传给子女一样。这么做挺恶心的，但我既没吐，也没生病，其他的就不重要了。 在车上住了一个星期，我就掌握了隐藏踪迹的秘诀。 我在体育馆里洗澡，顺便刷牙、用牙线剔牙、刮胡子；在图书馆里给笔记本电脑、手机和相机充电，上二楼到清静的托马斯阅览室（就是中文图书阅览室），躺在沙发上小睡片刻。 每逢双休日，图书馆关得比较早，我便如蚂蚁一般在校园里闲逛，这儿瞧瞧，那儿看看，找个地方待着，找些东西吃。我发现一张学生卡可以把我带进杜克大学的绝大多数建筑。现在，我终于可以待在温暖如春的教室里安静学习了。想休息了，就在笔记本电脑上看看电视剧、听听音乐。 无论走到哪儿，我都会特别留意落在地上的水笔或铅笔。在车上，面包和玉米饼的包装袋我都会留着重复利用，免得去买密封塑料袋。垃圾满了，我去学校的路上会顺手丢进公共垃圾箱。我小心地保持衣服的整洁，这样一个月去一次自助洗衣房就行了。 然而，也有一些事情让我深感不适。每天清晨睁开眼睛，我都会闻到一股陌生的怪味；每晚回来，一拉开车门，也有一股难以形容的气味从车里飘来，好像我打开的不是车门，而是一艘沉船，船上被诅咒的幽灵如蒙大赦，四散奔逃。究竟是什么味道，我也说不准，不总是臭味，但也决不好闻，而且有四分之一的机会“中彩”——臭不可闻。更糟的是，我的鼻子其实很迟钝，如果我都能闻到臭味，隔壁村的住户大概会满脸疑惑地想，究竟是哪个家伙放屁了。车里的味道要是再重点儿，肯定会粘在我身上，难说保安和一堆校工不会如影随形地跟着我，在我所经之处用强力水枪清洗受污染的环境。 为了除臭，我把驾驶座划定为“脏衣区”，专门堆放运动后满是臭汗味的衣服，干净的衣服则统一放在后车厢，用座椅隔离污染。我在体育馆洗完澡后会顺便把毛巾洗干净，湿毛巾就挂在挡风玻璃旁，这儿白天能晒到阳光，干得快些。我还买了一罐空气清新剂和一把扫帚，把扫帚柄拔掉，抓着短短的扫帚头打扫车子。 大冷天睡在没有暖气的车里也挺不好受的。一月和二月是北卡罗来纳州最冷的时候，晚上的气温勉强维持在30华氏度到35华氏度之间，但有天晚上，温度冷不丁降到10华氏度，我又没带厚外套，只好在图书馆里强打精神，一直撑到凌晨3点才回车里。车里几乎和户外一样冷，只不过挡了风。我赶紧把衣服脱了，哆哆嗦嗦地换上睡衣，赤裸的膝盖抖得撞在一起，肌肉都绷紧了，“小弟弟”也紧挨着大腿取暖。我在睡衣里加穿上保暖内衣，戴上帽子、手套，多穿了一双羊毛袜，全副武装。我的牙被冻得咔嚓直响，手指僵得像冰柱，挣扎了好一会儿才拉开睡袋的拉链，钻进去。睡袋仿佛洒满了阳光，一股暖流淌过我的手臂、双腿和躯体。我的脸上还带着寒意，睡袋却暖得我快化了，好像天然镇定剂。没多久，我的眼皮越来越沉，不知不觉地进入了梦乡。 哦，爱死了这种大冷天窝在温暖的睡袋之中的感觉。大清早肯定得喝冷冰冰的水，吃那些被霜打黑的香蕉，呼吸的气息喷在车玻璃上，转眼结成冰雾——这些都没什么大不了的，只要让我抱住这唯一的暖意。有时，我也希望能过个暖冬，可转念又想，做人为什么要那么任性，冬天盼着暖和夏天盼着清凉呢？ 话虽如此，早上起来我还是忍不住想：要是有一台暖炉就好了。车里的温度大概还是10华氏度吧。一想到要离开温暖的睡袋，脱掉保暖内衣，套上白天专用的衣服，我就十万个不乐意，真得有强大的意志力才能办到啊。我一直赖到快迟到了才飞快地脱下睡衣，颤抖着换装，开灶做燕麦粥。虽然每天早上起床都要经过一番天人交战，但有一点毋庸置疑：宁可吃苦，绝不负债。 我忍住了寒冷，解决了车厢的异味，填饱了肚子，找到了兼职，拥有稳定的收入，一切似乎都很理想，但我还是时刻担心发生什么意外让我的存款一夜蒸发，陷入破产的绝境。我总在不停地思考自己的目标。 第十八章第一位访客——车居试验第五十天 存款：1,160美元 万一被人当场逮住怎么办？他们会可怜我吗，一笑而过，高抬贵手？还是摆出官威，指控我住在车里的行为严重违反校规？ 车居，不仅仅是试验，更是一场豪赌。它紧紧关乎我的自由，我的独立和舒适。一旦被抓，我可能面临着两个选择：要么找一个非常便宜的住处，要么休学。我决不会违背几个月前对自己许下的诺言——永不负债。无论遭遇什么情况，我决不食言。 攀登布鲁克斯山脉的经历教会我一个道理：只有豁出去才能登上顶峰。登山者“不达山顶不罢休”的狂热也许不适合应对日常琐事，但若想实现伟大的目标，狂热却是不可或缺的动力。我若想在“零负债”的前提下完成学业，也得豁出去。 所以，每次看到别人的车灯投在我的厢式车上，听到脚步声在我的车边响起（可能是保安！），我都会吓得半死——不光害怕被人逮住，也害怕不得不以非常手段履行诺言。如果真的暴露，那我只能搬到森林里，去垃圾堆里觅食，即便称得上“简朴”度日，我也压根不想尝试这样的生活。我已经习惯了车居的生活，很享受车居带给我的舒适与便利，一点也不想自讨苦吃。所以我总是草木皆兵，却又不得不提高警惕。我需要这辆车子，我必须守住这个秘密。 米尔停车场居然很适合这场车居试验，真是大大出乎我的预料。虽然不远处就是热闹的第九大街，但它离杜克大学还有一段距离，学生一般不会把车停这儿，我也因此收获了宝贵的隐私。但我也不能掉以轻心。每个夜晚，我头顶第九大道明亮的街灯独自走回车子，仿佛电影里的主角。只要有旁人出现在停车场——无论开车还是走路——我都会选择默默地与自己的车子“擦肩而过”，直到对方离开才掉头往回走。有时我会站在阴影里，背靠附近公寓的砖墙，耐心地等学生们走远了才疾步钻进车子；有时我还会坐在公寓大楼的台阶上假装翻书，借着连帽夹克衫的遮挡偷偷观察四周，等学生纷纷走进公寓，走进酒吧，然后若无其事地走近车子，飞快打开前车门，再伸手打开侧门的锁，利索地钻进车子。即使上车了，我也会蹑手蹑脚地移动，决不会让脚板踩的那几个位置发出声响。天亮以后，我照样小心翼翼地先扒开百叶窗观察一番，确定没有人在附近才开门出去。无论早晚，我都得偷偷摸摸地行动。 车居试验之初，我就制定了一整套保密策略。下面是我的车居七戒： 一、绝不挑起任何与车居有关的话； 二、绝不挑起任何与车居有关的话； 三、绝不为了照明、采暖或其他任何目的开引擎； 四、绝不发出任何噪音； 五、煮饭时紧闭车窗，避免任何人听到汤锅的沸腾声和餐具碰撞的声音； 六、永远，永远别让人看到你进车子； 七、永远，永远别让人看到你从车里出来。 车居的头两个月，我没有向任何人露一点儿口风——不是我不想（我真的好想找个人痛快倾吐），而是不能——至少我觉得不能。 或许我有点走火入魔了？或许我太遮遮掩掩了？说不定人家一点也不在意，说不定杜克大学的行政管理者也不会计较这点小事，甚至还支持学生尝试不同的生活方式。但我的每一根神经都在警告自己：没有人会接受这种“试验”的。 “你怎么就想不通呢，一旦他们发现这个秘密，你的麻烦就大了！”我妈妈总是这么警告我，“这根本就不正常嘛！” 一开始，我对这种离群索居的生活还适应良好。厢式车为我提供了独特的私密空间，我在车上写作、思考、阅读、反思、成长，就像梭罗在湖畔小屋里做的那样。我期盼这种孤独能激发我的灵感，给我带来新生。一晃两个月过去了，我置身人群，却无法与任何人深交，我快被这没有尽头的孤独淹没了。我竟然没法跟哪怕一个人真诚交流。每次谈话渐深，别人免不了问起我的住处，我不得不昧心编一套荒唐可笑的谎言，接下来的交往就完全变味了。很快我就发现闭口不言比说话骗人、维持尴尬的谈话轻松多了。 原本我还挺看得开，至少我最渴望、最缺乏的不是物质享受，不是什么奢侈品，而是友情，是陪伴。孤独也没什么大不了的。我既不缺衣少食，也不馋大鱼大肉，情愿放弃电视加啤酒的娱乐，不出门消遣。可是，说句心里话，我多希望能回到纽约州的老家和我高中时代的铁哥儿们喝酒聊天啊！多希望和图书馆里遇到的漂亮女孩打声招呼啊！又是多么希望萨米能在我身旁啊！ 现在的这种孤独完全是自找的：是我一意孤行偏要住在车上，是我为了回大学读书和萨米分手——我就是这么自私自利的人。 为什么迫不及待地投身孤独呢？大半时候，我独自一人坐在图书馆的角落浏览电脑网页。和萨米分手难道就是为了过这样的生活？为什么总是把别人留下，独自离开呢？我总能听到“那条道路”在耳边诱惑地唤我，但我为什么不能选择性忽略呢？我走的路为什么如此孤独，如此悲凉？ 我不能和萨米在一起，也不能和其他女孩长久相处，也许之前负债带来的拘束给我留下了太多阴影，一想到可能会被什么束缚，我就坐立不安。现在的我执着地追求着自由，只要自由受到一丝丝威胁，我立刻就会觉察。就像童话里有位公主透过四十多张床垫还能感觉到床板上的一颗小豆子一样。谈恋爱的时候我嗅到了这种威胁，接受馈赠的时候嗅到了，在别人试图对我产生哪怕一点点影响的时候，我也嗅到了。一旦觉得受拘束，我就忍不住愤怒，心怦怦直跳，胸膛里翻滚着一股热浪，我必须不停地告诉自己冷静、冷静，才能忍住抽身而出的冲动。什么时候才是个头呢？我什么时候才能变成正常人？ 我需要孤独，这仿佛是加诸我身上的诅咒。从前，我以为只要出门旅行、参加冒险就能平息对自由的执着；只要爬爬山、搭搭便车就能排遣流浪的渴望，就能让我重获宁静、戒掉“漫游癖”，心满意足地安定下来。但事实远非如此。我就像个士兵，刚打完一场仗又盼着回前线继续战斗。 在图书馆里，我把萨米送给我的一张光盘塞进笔记本电脑，里面收藏着我俩在密西西比州的一张张照片，有工作的，有徒步旅行的，有在阿拉斯加照的，背景音乐是杰克·约翰逊的歌曲《在一起最好》（Better Together），有句歌词是这么唱的：“哦，我们在一起最好……哦，一起看满天繁星……”我选了个最靠角落的位置，戴着向图书馆借的耳机，一遍遍地看着我和萨米在佛蒙特州手牵手的合影，眼泪夺眶而出，只好低头躲在电脑屏幕后面，生怕别人看到我满脸的泪水。 我渴望有人陪伴——特别渴望恋爱——可我清楚自己必须和女孩子保持距离，绝不能再谈恋爱了。一旦沉浸在浪漫的感情中，我会淡忘重返校园的初衷。现在，我必须为当初的决定付出代价。在车上住了八个星期，我开始自吟自唱、自言自语，到了第十个星期，我已经煞有介事地和自己说话了： 我：有臭味，你得随手收拾干净。 自己：可是，亲爱的…… 我：别和我套近乎、耍赖皮！ 再这样下去我非得精神分裂不可，说不定会买个排球，割破手指，用鲜血在球上画张人脸和自己玩角色扮演。我告诉自己：你必须找人说说话了，必须找个人倾诉满肚子的秘密。 “嘿，你好，你是达勒姆人吗？”他问。他有一头凌乱的金发和一把凌乱的胡子，一身牛仔装，还挺“潮”的。 一般我大老远望见流浪汉便会绕道走开，就像躲避耶和华见证会的传教士一样——他们总是衣冠楚楚的，两人一组挨家挨户地敲门布道。我上学的路上有家“有机食品”超市，今天，那个流浪汉就站在超市旁。我一反常态地主动和他打招呼，仿佛遇到失联许久的高中老友。 “哦，我不是本地人，”我应道，“不过，有事吗？” 他告诉我，他来达勒姆没多久，怎么也找不到工作，兜里实在没钱了，连离开这儿的车票都买不起。他还向我打包票说自己“和那些酒鬼流浪汉不一样”，只想要点钱买吃的。我不知道该不该信他，但我很同情他，而且我想这可能是我仅有的倾吐机会了，他应该不会出卖我吧。 “你也知道，现在的经济不景气啊，”他说，“都找不到工作。嗯，你能不能借我点钱花？” “对，我知道生活不容易，老兄。”我应道，一心想引起共鸣。“其实——”我顿了片刻，特意认真地强调道，“我就住在自己的车上。” 我以为接下来我们会自然而然地互表同情，诉说彼此的艰辛经历。谁知他完全忽略我刚刚吐露的秘密，继续向我要钱，真叫我大吃一惊。 虽然我自己也过得“紧巴巴”的，但至少有“家”可归，不像他这样流落街头。住在车上是出于自愿的试验，其实我并没有体验过真正的赤贫。我不是真正的穷人，真正的贫穷是走投无路。世界上有五分之一的人生活在真正的贫穷之中，而我还有东西吃，有地方过夜。如果真的没钱花了，还能回家住、去朋友家借住，或者回冻脚镇打工。我受过高等教育，有许多好朋友，还有一个好家庭。真正的贫穷并不是身无分文，而是无力改变现状。如果说我选择车居是在体验贫穷，那么他就是真真切切地过着穷日子。 我给了他3美元。他向我道谢，说他准备离开这儿，去别处找工作。 第二天，我又在同一条路上听到了同一个声音。“嘿，老弟，你是达勒姆人吗？”这回他已经口齿不清了，大概是喝多了。 我上当了。这只不过是他惯用的伎俩。这一次我理都不想理他，却还是不由自主地瞥见他和一群流浪汉挤在一个燃烧的破桶旁取暖。 这回我一点儿都不同情他，我心里只有鄙视，可能还有一股诡异的羡慕。之后每次碰面他照旧会向我要钱，我每次都想冲他的下巴来一拳，把他打倒在地，再踩上几脚，让他趴在马路上呲牙求饶。 我觉得自己活像得了麻风病的古代贱民，被人们驱赶、排斥。我在许多方面都赞同梭罗的观点，但在性生活这块儿我实在无法理解他的选择。他对性生活一点儿兴趣都没有，至死都保持着处男之身。而我却和许许多多二十五岁的单身汉一样，渴望爱抚，渴望亲吻，渴望一切能纾缓欲火的安慰。我常常想到女人。身边有那么多美女，我却张不开口，不敢接近她们。这种煎熬是那么残酷，就像困在《神曲》中的地狱里，为从前淫荡的生活赎罪，注定一辈子看得见、摸不着。可望而不可求的爱欲让我更加饥渴，我需要我的“夏娃”，仿佛只有她能证明我的存在，证明我的呼吸，证明我是个活生生的男人。 我不能告诉任何人我住在车上，可是，说了又如何？为什么非得交女朋友？哪个女孩愿意跟一个住在车上的家伙在一起？这样的“家”在阿拉斯加，在嬉皮士充斥的西部大学里或许称得上新奇、酷炫，甚至稀松平常，但在杜克大学就是活脱脱一个怪胎了。把这个秘密告诉别人，就像到处宣扬我得了传染性性病，私处化脓溃烂一样。 只不过，住在车上并非我孤身的唯一理由。哪怕我自诩经历丰富，也摆脱了自卑情结，但杜克大学的学生个个出类拔萃，让我深受震撼。有许多学生在私立贵族中学里接受过高雅的维多利亚式教育，能演奏不同的乐器，精通多种艺术，还参加了许许多多社会实践和慈善活动（我见过的一位大一新生九岁就出版了一本诗集！）。我十几岁的时候在干什么呢？小学四年级好像学了三个星期的长号，除了这昙花一现的“艺术”熏陶，我再也没有“陶冶”过自己的情操。杜克大学的学生在很小的时候就能在暑假环游欧洲，在马术训练营里练习“跳跃的艺术”（我可能有些夸张，但事实也八九不离十）。而我还是个小男孩的时候，暑假里只爱“宅”着看“USA”电视台的午后节目，特别是台里重播的电视剧《时空怪客》和《美国角斗士》。 杜克的学生大多家境优渥，白人学生的家庭年收入平均高达23万美元，其他种族的学生也差不多。我的爸妈是蓝领阶层，薪水中等，尽管我不觉得这有什么丢脸，但身处杜克，看着周围的同学个个开着崭新的SUV，我难免觉得自己格格不入。 我恨不得跟其他人说句话，和他们分享我的秘密，可我在杜克看到的每一个人都与我迥然不同。虽然没有深交，但“闻弦知雅意”，加上特意拉长耳朵听旁人的讨论，我多多少少熟悉了班上的同学。 艾丽西娅是一位很有抱负的文科“学霸”。她主修政治学，还同时担任三个社团的负责人。她在手表上设了好几个闹铃，提醒自己什么时间该交什么课的作业。她的父亲对她抱有很高的期望，她自己也非常争气，今年秋季就要继续深造法学了。现在她已经申请了三十五所法学院——你没看错，的确是三十五所！尽管艾丽西娅的理想是进入法学院，但我听到她对班上另一位同学说，自己真正的梦想是去亚马逊河划独木舟，沿着贯穿美国西部的“太平洋屋脊步道”游历。有次我在咖啡馆遇到她，不禁称赞她的梦想“棒极了”。听到我的支持她似乎很开心，却还是不无遗憾地告诉我她也想读法学，没法两全其美。我倒觉得这个不难。要是进法学院，未来十年注定背负巨额债务，几乎不可能实现梦想中的旅行。不如先去冒险，体验一把从未享受过的自由。 一位名叫金的女孩身材纤细而不失健美，平时酷爱健身。她是神经生物学院的博士研究生，至少要读五年才能拿到学位，暑假和绝大部分假期都得待在实验室工作。她不仅赢得了学费全免的待遇，还能领到一笔丰厚的奖金，不过每个星期都得加班加点地工作、学习，非常辛苦。我问她为什么选神经生物学这个专业，她说：“不知道啊。”接着又补充道：“有时候，我甚至觉得生活根本不属于自己。”她说自己本科的时候神经生物学成绩最好，所以没多想就申请直接读博了。我大吃一惊，她读博的决定居然做得如此草率，这样一个可能改变人生的重大决定，怎么能不经过深思熟虑就拍板呢？怎么能选一个自己兴趣寥寥的专业呢？我走到哪儿都能遇见类似的学生，他们正值二三十岁的黄金年华，却把近一半的时光投在了几乎不感兴趣的领域。他们也许会成为大专家，但从事的工作却完全不符合自己真正的兴趣与个性。 虽然萨米没上大学，但我觉得她在某些方面比杜克大学的许多学生还要明智。至少她懂得遵循心里的声音，珍惜眼前的时光，活在当下，而不是准备、准备、再准备，一直为“明天”做准备，最后才发现所谓的“明天”并不如预想的辉煌。 斯科特是我在咖啡店遇上的本科生，他会抽大麻，还在服用一种名叫“阿德拉”的精神兴奋性药物。听说斯科特爱好攀岩，我便告诉他自己靠搭便车走了很长一段路，他显然非常艳羡，希望也有机会冒险一把，不过他就要去摩根士丹利公司实习了（全球知名的国际性金融服务公司，人称财经界的“大摩”），他对此一点儿都不兴奋。我问他既然没兴趣为什么要去呢，他回答：“我得生活啊，对吧？” 我的生活远称不上完美，但车居试验告诉我：人不需要那么多累赘也能过得好好的。一天之中，我有一大半的时间待在一个没有空调、没有暖气、没有水电、没有杂志，也没有网络的狭小空间里，但我照样好好呼吸，照样好好站着，照样好好地生活。 我常常听人提起花旗银行、高盛公司和华尔街等等，很多学生从杜克大学毕业后会选择这些地方就业，这反而令我深感不安。杜克大学不辞辛苦地标榜自己是传统的人文大学，实际上却和许多大学一样渐渐远离了人文精神。杜克虽然不像其他学校那样在本科阶段就设立商学专业，但经济学和商学也没什么本质区别，年年都是申请的大热门，竞争非常激烈。 有没有别的方式能让我交到志同道合的朋友呢？也许加入户外运动俱乐部是个好主意？于是，我第一次为“非必需品”掏了腰包——交50美元会费，就能在体育馆里使用攀岩墙，也可以参加学校资助的户外活动，去北卡罗来纳州的森林和山区旅行。 户外运动俱乐部里有好多会员是尼古拉斯环境学院的研究生，也许这个学院培养了不少具有人文情怀和理想主义的社会改良者。我想与他们一道在深夜悄悄演习“生态恐怖主义”；一块儿锯倒巨幅广告牌，背着炸药包轰倒水坝；双休日举办狂野派对，彻夜寻欢。可我很快发现环境科学专业的研究生之所以选这个专业，多半是为了在油气行业谋份差事。 高盛？油气行业？该死的，究竟怎么回事？像杜克大学这样的学校，如果只为了向该死的——请原谅我的粗话——油气行业输送员工，那教育的意义究竟在哪儿？ 每次遇到准备去华尔街工作的学生，我都很想开口问：“你真的要为华尔街的公司打工吗？它们不是有点邪恶吗？华尔街啊！你不是耍我吧？” 他们当然不是在耍花腔。每年五月，高盛、美国银行以及类似的公司仿佛在杜克和其他顶尖高校的毕业典礼上安装了一台“巨型吸尘器”，把穿着学士服、戴着学士帽的莘莘学子通通吸到华尔街去了。 人们也许会纳闷，在21世纪研读16世纪的法国诗歌有什么意义，一头扎进康德晦涩的鸿篇巨作里能有何收获，搞清楚《杰伊条约》的条目究竟有什么价值。随着课程的深入，你会通过阅读、研讨和论文的撰写，越来越了解这些乍看“毫无意义”的主题。不知不觉中，奇妙的人文教育会激活一块从未开发过的大脑区域，带你用全新的视角深思、自省：我是谁？什么东西值得我奋斗？谁在对我们说谎？我的目的究竟是什么？这些目的意义何在？也许，很多学生根本不愿花心思在这些问题上纠结不休，但是，逼自己直面这些最根本的问题恰恰能带我们摆脱随波逐流的脚步、自得自满的人生态度，远离那些不良企业。 那些选择商科的学生、以就业为终极目标的学生，往往没有机会思考这些问题，他们在大学四年间忙着和数字打交道，忙着做模型，毕业之后常常不愿意（或者无法）去思考这些必要的伦理道德问题。倘若我们来到学校的唯一目的就是找一份好工作、赚大钱，那么我们的文凭绝不仅仅是一张张脆弱的薄纸，更是一件又一件杀伤力巨大的武器。现在，我越来越赞同英国作家德斯蒙德·巴格利（Desmond Bagley）的观点：把笨蛋送进大学，非但不能把他教聪明，反而会让他变成训练有素的笨蛋，杀伤力比普通的笨蛋强上十倍。 申请杜克大学时，我还满怀憧憬，以为这里能鼓励学生以质疑的眼光审视一切，提出富有革新精神的观点，重新评估现存的经济和社会制度——现在看来我的想法实在太天真了！虽然我确实从一些人文课程中汲取了新知，但我发现绝大多数课程都没有勇敢地向“消费资产主义”体系提出挑战，只是照本宣科地向学生灌输老套的理念。如今，大学不再是质疑强势制度的平台，它已经蜕变，仅仅是教育学生如何支持主流观点的场所。 我也想不通自己为什么总是为这些问题困扰，为什么这么在乎别人怎么生活。他们有没有负债，是不是在高盛工作，有什么大不了的？和我又有什么关系呢？我根本没必要在乎，可我就是没法停止思考。也许，我只是不想见到人们浪费青春，就像平白糟蹋美食那样；也许，我只是认为人们若能稍稍偏离职场晋升的捷径，去寻访蜿蜒的河水，随心所欲地漫步闲游，心情会畅快许多；也许，我只是觉得如果身边多一些爱好诗歌、不迷恋财富的人，世界就会变得更美好、更明智、更民主——还是说，我只是太寂寞了？ 我决心找个伴。这个人不会一心想着怎么找个好工作，而是积极快乐地活在当下。离过婚的中年女性大概很合适，她们刚刚结束一段糟糕的感情，生活圈和校园完全不搭界，不在乎什么名校不名校，也不在乎负债和工作。绝望之中，我在“克雷格列表”上搜遍了“女人找男人”之类的广告。 我几乎可以预见事情的走向：开始的气氛不错，我们约在一家咖啡馆见面，她很开心约会的对象是个年轻学生，身体健康，体格匀称，相貌也不差，而且什么都不图，只想爱抚她历经沉淀、愈发曼妙的身体（她不禁想：终于遇到个像样的男人了）。 在我的脑中，空气中火花四溅，可是，所有的粉红气泡都在厢式车跟前破灭了。“这就是我家。”我会怯怯地向她介绍。 “亲爱的，你一定跟我开玩笑吧。”她摇头道，“我真是倒霉到家了。” “等等，等等！”我挽留道，“你有没有听说过梭罗的名字？” “我的天哪！”她抬头埋怨道，“为什么我老碰到这种人？世上还有没有四肢健全又有工作的正常男人了？你把他们藏哪儿去了？！” 这主意烂透了。而且我也没法达到征友广告里的要求，“满足”女人们的需要。 每一天，每分每秒，我都是孤独的。一个人打球，一个人看电影，一个人坐在图书馆的角落里。即便有钱了，我也只是一个人下馆子吃自助餐。图书馆关门后，我会走进一栋人迹罕至的教学楼，找一间二十四小时开放的自习室待着，把电脑声音开得老大，伴着兰草民谣天团“老乌鸦草药秀”的歌《篷车轮》独自跳舞。 直到有一天，一位意料之外的访客突然造访。 餐具发出叮叮当当的声响，塑料袋窸窸窣窣地皱了起来。我立刻意识到它来了。 厢式车里有只老鼠。 接下来的八个小时，我忙着扯胶带，把车上每一条缝隙堵死。我两颗眼珠紧紧盯着车顶，就在那儿，我已经听到它（或者它们）窜来窜去的动静了。那天晚上，我迷迷糊糊地睡了个把小时，早上醒来，只觉得头重脚轻，满眼冒金星。愣了一会儿，才发现一些黑色的小“药丸”撒得满车都是——大概只有“嘀嗒”糖的三分之一那么大——车底板上、整理柜上都没能幸免，小纸篓和没洗的锅里也有。 我昨天就应该发现这些黑色的小东西啊，莫非我把它们当成食物碎屑了？比如不小心掉在地上的黑麦面包屑、饼干屑什么的。 我拼命不去细想，不停地安慰自己：反正我对“脏乱差”的忍耐功力一向高超，为什么要浪费一整夜陪这些耗子？可我就是担心得不行！要是哪只胆大包天的家伙钻进我的睡袋怎么办？它会不会把我的身体当成异域半岛，像探险家那样满心好奇地挖掘一番？车上食物应有尽有，等我隔天回来，会不会看到壮大十倍的老鼠家族？它们会不会在我的车上尽情玩耍，叠罗汉、交配、斗殴、唧唧吱吱地乱叫，跳到大衣钩上转圈圈秀绝技，然后在黑布帘那儿钻进钻出，活像在舞台上表演谢幕？ 在耗子入侵厢式车的第二天晚上，我眼看就要睡着了，一个念头突然钻进脑子，把我震得浑身激灵：昨天早上我吃了谷物脆片，碗里的碎屑究竟是“底料”还是它们的…… 哦，不！ 我可能误吞老鼠屎了。 天亮之后，我把可能被老鼠污染过的食物全扔了，还一口气买了好几个老鼠夹，在上面涂了厚厚的花生酱。 但它拒绝了裹着诱惑的陷阱。我依然能听到急促的脚步声在车顶和四壁来回掠过。我躺在床上紧张地四处乱瞥，心率随着沙沙声、刮擦声和吱吱的尖叫声此起彼伏，我的车里前前后后、上上下下已经沾满了它的爪印。你还想怎么样？你究竟有什么大阴谋？闹腾了这么久，老鼠的精力叫我啧啧称奇。 终于，我气得爆发了，套上靴子猛踢车顶，从车头踢到车尾，巴望能把那只可恶的家伙吓跑。踢完之后，我又抄起平底锅从车头到车尾敲了一遍。 于是它又开始打起了地面战。我眼睁睁地瞪着这只披着绒毛的恶魔敏捷地跑了几圈，“哧溜”一声钻进车顶的一条缝隙消失了。我举起平底锅在车顶狂砸一通，直到它安静下来。 小小的老鼠害得我彻夜难眠，繁重的课业也占据了许多时间。我每个星期得做好几次核磁共振实验，还得辅导小学生阅读。一天到晚连轴转，恍惚回到了常常通宵达旦的本科年代。我只好花好几美元买咖啡提神，免得打瞌睡。 坐在图书馆里，我的头突然疼得一抽一抽的，身上忽冷忽热，手臂上的毛孔竖起来又倒下，像快镜头中的花朵随着日升日落飞快绽放，而后凋谢。渐渐地，我头晕眼花，眼前出现了幻觉。 踉踉跄跄地走回车子，我抱着睡袋抵住汗涔涔的眉毛。究竟是什么害我生病的？是没洗的叉子，放了一个月的黄油，还是老鼠屎？ 我把垃圾桶拉到床边，干呕了几声，但这只是开始。接下来我的喉咙就像被“熊孩子”撬坏的消防栓一样狂喷不止。好不容易把胃里的东西吐干净，满头大汗地瘫在床上，并没觉得好受多少。这时窗外下起了倾盆大雨，靠近车尾的地方也跟着下起了小雨。我抬头一看，原来车顶的角落有个五美分硬币大小的水渍，它越来越大，很快就和煎饼不相上下了。紧接着，雨滴噼里啪啦地砸到了我的大腿上。 你究竟在干什么呀？我扪心自问。 我病了，孤独寂寞，车子又漏水，车顶也许还粘着一只死老鼠。我曾经渴望通过车居试验一种生活方式，可是现在看来，我大概遗漏了几个关键元素。照现在的情况，我根本没法拍着胸脯向别人夸耀自己的车居生活多么节能环保、完全能够自给自足。虽然我很少外出，但偶尔也需要开车出门，消耗汽油；我不仅没去过农贸市场，还专去那些压榨员工的平价大超市购物，车上的装备也是从沃尔玛买来的。 我可以无视奢侈品，无视物质享受，却无法舍弃“陪伴”。我分明记得梭罗曾经称“社交”是“无关痛痒”的。 胡扯。他说自己终日与松针、露珠为伴，却绝少提及络绎不绝的客人，也刻意略去亲朋好友就住在小木屋附近的事实。而实际上，他只需走一小段路，就能轻轻松松地与人交谈。我在想，如果他曾经体验过真正的孤寂——不能结识任何人，不能和任何人谈心，不能和任何人建立友谊，他还会坚持“社交无意义”之类的观点吗？ 第十九章离群索居——车居试验115天 存款：1,771 美元 吐完之后，体重仿佛轻了一半。头上的汗又冷又黏，我倒在装冬衣的袋子上，把它当做枕头支撑脑袋。 即便没人看到这副窘相，我还是觉得难为情，因为此情此景实在惨不忍睹。我光着膀子躺在厢式面包车里，床边放着垃圾桶，里面装满了黏黏糊糊的白沫和绿得像下水道污渍一样的呕吐物，最近的洗手间在四分之一英里以外，车顶可能还粘着一只死老鼠。没人能帮我。 我不禁对自己的整个车居试验产生了质疑。我究竟为什么要自讨苦吃啊？ 第二天清晨，我依然四肢乏力，不过和昨天晚上相比已经好很多了。这天是双休日，停车场冷冷清清的，我趁机把呕吐物倒在车后的一棵香柏树下。再打开车门，惊觉一股潮湿的酸臭扑鼻而来，我这才想起自己的曲棍球装备被昨晚漏下的雨水打湿了。 我伸手摸索车顶，寻找老鼠的尸体，动作滑稽得活像在箱子里表演哑剧。其实，我很怕真的摸到一块毛茸茸的异物——唉，怕什么就来什么。我只好戴上手套，打开天窗，撕下那具稀烂的老鼠尸体，也丢到那棵香柏树下。 我把车子彻彻底底地清理了一遍，拿扫帚把地上的食物残渣和老鼠屎扫干净，把溅到整理箱上的番茄渍刮掉，用袋子将汤锅、平底锅和其他餐具装起来，带到学校洗手间里洗刷。最后，我把脏衣服和床单通通塞进洗衣篮里，一会儿拎到街对面的自助洗衣店清洗。车里实在太闷热了，我带着一块防水布到东校区，铺在一棵大橡树下，整个人四肢大张地躺着，希望阳光和新鲜的空气能帮我尽快恢复元气。晒完太阳，我又去体育馆打篮球，然后一头钻进蒸气浴室，痛痛快快地把浑身上下洗干净，最后剃须、刷牙。 我下决心尽快恢复健康，不光是为了身体着想，也考虑到“生物多样性”课程的户外教学旅行就要开始了。我们很快要去北卡罗来纳州高地上的生物多样性实验室参观五天。出发前一天，妈妈发了一封电子邮件，说我有一笔退税。退税？我有退税了！我居然把这事儿忘得一干二净！ 山姆大叔退了1,600美元给我，金光闪闪的1,600美元如数打进了我的账户。 我有钱了。 我顿时有了底气，这学期铁定不用借钱了。 起初我觉得如释重负，但兴奋劲儿过后，又有些矛盾。因为我意识到这是一个转折点，几个月来，我头一次不必担忧兜里的钱不够花，而且我心里有数，自己往后再也不用勒紧裤腰带过日子了，因为再过几个星期我就能回阿拉斯加的“北极之门”国家公园当巡山员了。 挥手告别昔日的苦日子，我心里忽然有些依依不舍。 户外教学期间，我和查克同住一间宿舍。查克今年46岁，曾经是位会计师，后来辞去工作，到阿巴拉契亚山道徒步旅行，接着申请了杜克大学的人文研究专业。我们在宿舍里分享徒步旅行的经历，交换彼此对梭罗的看法，讨论期末论文的写作。提到论文，我们都想在文章里强调荒野的重要性。 在北卡罗来纳州，我们每天都出门探索阿巴拉契亚山脉的不同生物带，听生态环境保护者、蝾螈研究专家、生物学者的讲座，学习如何用放大镜辨别各种树木、苔藓和真菌。在实验室里，我们试着用显微镜观察肉眼无法察觉的微小生物，我第一次意识到自然界还存在着这样一个神秘王国。 收到那笔不菲的退税后，我稍稍放松了斯巴达式的生活标准，买了一箱啤酒请查克和几位同学一块儿分享；上网订购了一张50美元的代金券，请好心收留我的玛丽埃塔去高级餐厅用餐；我自个儿下了两次馆子，平时住在宿舍也能随时享受暖气带来的温暖和大床的舒适惬意。 几年前的我对这些开销、这些享受习以为常，而如今，我却平白生出一种罪恶感，好像做了什么不该做的事。在户外教学的第三个晚上，我受不了自责的压力，干脆拖着睡袋跑到人行道上露营，沐浴着星光进入梦乡。 我想，我不需要这些东西——啤酒、美食、舒服的床铺——少了它们我照样可以过得好好的，之所以买这些东西并不是出于需求，只是因为买得起。 来杜克大学之前，我已经发誓永不负债。我心里明白，钱这东西来得容易，去得更快，过不了几天我又会掉进消费主义的陷阱里，大手大脚地花钱，买一些自以为重要，其实根本用不上的商品。那时我难免会被眼前的诱惑蒙蔽，失去敏锐的洞察力。 一个人如果身处富豪云集的乡间俱乐部，会突然感觉自己必须买艘游艇；如果意外流落孤岛，那么他唯一渴望的一定是能够维持生存的东西。我希望自己能在需求上“做减法”，避免丧失敏锐的洞察力。我不想再一次被强势的文化吞没，麻木地循规蹈矩，把外部强加的观点当成自己的欲望去苦苦追逐。 我知道自己生活中缺少的是什么，不是物质的东西，不是暖气、水电、空调，不是宽敞的房间，也不是新潮的苹果手机和等离子电视机——我缺少的是朋友，是群体，我意识到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对我的生活至关重要。 户外教学的最后一天，我们在森林里升起篝火。天亮的时候，篝火边只剩下我、查克和另外两位男生——乔、萨尔曼。乔今年31岁，痴迷瑜伽；萨尔曼来自巴基斯坦，对神学很感兴趣。 几罐酒下肚，哥几个便热络地海聊起来。到最后，那个无可避免的问题又冒头了。“肯，你住哪儿？”查克问。 通常我会胡诌：“第九大道。”然后这个话题就不了了之了。但这一回我破天荒地说了心里话：“我就住在自己的厢式车里，住了快一个学期了。因为我刚刚还清贷款，不想再欠债了。” “他……是什么意思？”萨尔曼一脸困惑。 “肯刚才说他一直住在自己的厢式车里。”乔替我解释道。 “我过得还不赖，在体育馆洗澡，在图书馆充电。”我说。 “学校里的人知道吗？”乔问。 “应该没有，上帝保佑，但愿没有。” 我真的说出口了，秘密不再是秘密。萨尔曼脸上的表情活像看到了外星人一样，查克和乔只是感到有趣。 “那你怎么烫衣服呢？”萨尔曼问。 “哈，我从来不烫衣服。” 我又回到了杜克大学，感觉夏天已经悄然来临。停车场里的五六棵山茱萸竞相绽放，美丽的白色小花挤挤挨挨，灿若烟霞，清新的气息宛如少女的发香，引得蜜蜂嗡嗡地流连其间，沉醉不已。清晨，我在鸟儿婉转的鸣叫中醒来，常常误以为自己睡在瓦尔登湖畔的翠林里；夜晚，知了节奏感十足的大合唱伴着我入眠。暴雨来时，我在车上聆听千千万万颗水珠接连敲击车顶的澎湃“鼓乐”，看着雨珠纷纷在车窗上蜿蜒滑过，复又消失不见。厢式车对我而言不再是新奇的玩意儿，不再是试验场，它已经成了我真正的家。 转眼间，我已经在车上住了近一个学期，猛然发现自己的身体变化显著。食谱里几乎省去了肉类、奶类和啤酒，加上了频繁的健身运动，我比以前瘦多了。在“老鼠骚乱”和“呕吐事件”后，我非常注意保持车子整洁，锅碗也洗得更勤了，总之我再也没生过病，而且练出了顺应时节的生活态度，磨砺了意志。在寒冷的冬季，我依旧岿然不动，和气温拼“冷漠”；大热天闷在车里睡觉，我发扬运动员吃苦耐劳的精神，一笑置之，不再心烦气躁、满口牢骚。我的胃也强悍了许多，很少感觉到饥饿。我也不在意舒适、便利的家居条件。在校园里，我常常躺在巨大的橡树和柳树下晒太阳，即便总有小虫子在身上爬来爬去，我也不会皱一下眉头。为什么呢？突发事件和意外骚扰往往让人措手不及，因此感到异常憋闷、不自在。但如果我们每天都能遇到类似的事，从中找到规律，做足心理准备，就能轻易地忽视它们，不再深受其扰，把它们当成麻烦去克服。就好比上洗手间和刷牙只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没有人会嫌它们麻烦；同样的道理，街道上嘈杂的噪声渐渐成了我必不可少的背景音乐。只要给身体一个锻炼的机会，就能让自己热血沸腾，拥有铜拳铁臂；只要坚持不懈，你会发现自己的心智越来越坚定，任凭风吹雨打不动摇。 在车居的日子里，身体上的变化虽然不容小觑，但真正翻天覆地的还是我的财务状况。我的账户变化足以挑战传统的财务概念，比如储蓄、借贷，比如贫穷和财富。托车居的福，一个学期下来，我省了好几百——不，是好几千美元的开支。即便公寓的租金适中，住上四个月（加上水、电、燃气费）也得2，000美元，一个春季学期就要多花2，000美元！而过去的这几个月，我住在车上，不必掏半分钱给房东。我平时很少买衣服和其他东西，几乎没在物质方面有过开销，每天的伙食费只有3.34美元。除去学杂费，我一个星期的开销只需103美元。 一年算下来，我的三餐食谱——姑且称之为“意大利面什锦炖菜”吧——只需要花1，644美元。然而，按2012年杜克大学餐厅的菜价计算，一学年六个半月的时间，伙食费就高达5,780美元，平均每天超过25美元。 在大学里，一学年按八个月计，平均每位学生仅仅食宿开销就高达8,500美元，真是不算不知道，一算吓一跳！照我自己的经历看，其实根本没必要花那么多钱租房子。住在车上，只需要为最基本的生活需求买单（伙食、交通和杂项），一年的花费还不到5，000美元呢。 整个春季学期我都住在厢式车上，既没有暖气，也没有空调，从来不去餐厅，照样过得好好的，生活也没有因为缺少各类新潮的电子产品而变成一潭死水。这场车居试验证明了我由衷相信的一个理念：人不必拥有那么多物质享受就能过得很开心。快乐不一定来自物质享受，拥有充实、精彩的生活便已足够。 早上，我为小学生上完阅读课便开车回到米尔停车场。我跳到后车厢，挂上黑色的帘子，躺在床上惬意地睡午觉。等我精神饱满地醒来，剩下半天的时间任由我自由支配。 我就像个修道士，这辆厢式车就是我一个人的修道院。（只要花这么一点钱就能得到遮风挡雨的栖身之地，真是太神奇了！）我常常在床上一躺好几个小时，阅读、思考，或者什么都不做，放任自己享受独处的宁静、盯着车顶做白日梦、慵懒地冥想好一阵子，完全不必担心别人给我打上“懈怠”“无所事事”的标签。在这个宁静、惬意的私人空间里，我可以天马行空地去想象任何东西，大到银河系，小到掉在地上的饼干屑。在体育馆里，我慢跑过后，有时会坐在台阶上发呆，一坐就是一个多小时，手里翻来覆去地揉着一片枯叶。偶尔有好心人见到我的呆相，不无关心地问：“你还好吧？”他们似乎觉得一个人孤零零地坐着出神是抑郁症的表现。这时，我只好回答：“我很好，谢谢。” 我非常思念萨米，但分手显然是个正确的决定。她在旧金山的社区大学过得很好，我在杜克大学的努力学习也初见成效。我仍然渴望找个伴，但我可以等待。离群索居难免寂寞，却能让我心无旁骛地学习，偶尔我也会开开小差神游一番，这种日子实在收获不小。我知道自己不能永远隐居，但至少现在，我可以“拥抱孤独，就像拥抱自己的新娘”（爱默生语）。因为，唯有孤独能帮助我在人生的关键阶段蓬勃成长。 寂寞不可避免给心灵带来痛苦，但假以时日，孤独却能赐予我意想不到的惊喜，那是一种精神上的独立。 如今，我的精神世界里没有盲目的嫉妒。从前，我和许多人一样常常羡慕别人拥有酷炫的跑车，嫉妒别人有肝胆相照的铁哥儿们，对别人优渥自在的生活恨得牙痒痒，总会忍不住抱怨：“要是我也有那么好的条件……”嫉妒是一枚苦果，只有在社会的土壤中才会茁壮成长；离开了社会，它只能枯萎、凋零。 我已经不再屈服于流行的风潮，不再盲从别人的价值观。虽然杜克大学的人几乎不知道我住在车上，但我已经不在乎他们用什么眼光看我了。我自在地穿着从“救世军”买来的旧衬衫和褪色的牛仔裤，不再因此感到自卑、焦虑；我也不在乎头发是不是太长了，发型是不是很老土，只需把自己收拾得整洁大方，符合社会习俗就行，以便保住我的兼职工作；我也对车居的事儿守口如瓶，但这么做只是为了保住我在停车场的秘密小窝。即便有人对我的穿着打扮和生活方式嗤之以鼻，我也不会感到哪怕一丝丝丢脸。我很乐意把“贫穷”穿在身上，把它当作一枚荣誉勋章、一个独立的象征——它宣告我不愿再当个提线木偶，被动地跟着众人起舞，没有一点主见。 为什么要盲从社会的脚步？依我看，社会就像个疯子，干了不少蠢事，它给宠物狗套上人类的毛衣，肆无忌惮地破坏生态环境。要是有个疯子天天站在街角尖叫“世界末日就要来了”，人们只会置若罔闻，自顾自地走开。换而言之，我凭什么停下脚步，去听社会向我灌输一堆无聊的废话？ 这个社会总是用个人占有物质的多少来区分贫穷和富裕：富人拥有的东西多，穷人拥有的东西少。一旦以这种定义作为判断的标准，我们便永远无法摆脱贫穷，因为人们总希望得到更多东西，总是对已经拥有的一切感到不满意，无论我们的薪水高低、生活舒适与否、需求是否得到满足，欲望永远不会消失。 看到别人开着华丽的名车，穿着昂贵的时装，我如今非但不嫉妒，反而为他们感到遗憾。他们只在乎别人的眼光，不惜违背自己的意愿迎合最新的风潮，被广告、商家和投机者牵着鼻子走，心甘情愿地掏光腰包，只为打上“有钱人”的烙印。这是一种赤裸裸的精神操纵。他们在世人艳羡的目光下纸醉金迷，渐渐遗落了真正的性格和坚定的主见。 厢式车让我免于负债，让我免受风吹雨打，免受饥寒的考验——它让我得到了自由。它怎么会让我难为情呢？至于别人的想法，我为什么要在乎？ “生物多样性”课的户外教学虽然结束了，我和查克的交流却刚刚开始。我们一块儿去校园正中心的杜克教堂听免费的交响音乐会，我还拜访了他的公寓（我假装对天花板的高度和电灯开关很着迷），我也邀请查克到我的车上喝啤酒。查克才是我的第一位访客，那只老鼠不算。 “学校保安肯定知道你住在车上的事儿。”查克坐在车后座冲我笑道。 “你真这么觉得？” “嗯，我猜的。”他说，“他们多半是对你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啦。” “也不一定。我觉得他们压根儿没想到有人会住在车上。” 我们又聊了一会儿，查克和我握手道别。他很快就要去马萨诸塞州的伍斯特市了，而我也要回到阿拉斯加的“北极之门”国家公园。 “有空来我家玩哦，我们可以一块儿去瓦尔登湖转转。”查克邀约道。 “好主意，查克。你多保重！” 这天，我照常打开野营炉烧水，准备煮意大利面吃。四月底的天气已经相当热了，我稍稍打开车窗，放下百叶窗，脱掉上衣和长裤，顿时觉得凉快多了。 来到杜克大学四个月了，我从没像现在这么满足：我交了一个朋友，在“零负债”的情况下读了近一个学期，拥有一份理想的兼职工作——辅导小学生阅读，还攒了一点银行存款。况且，我很快就要去阿拉斯加继续巡山了，值一个夏天的班便能赚一大笔钱。在学校的这段日子让我受益匪浅，思维越来越敏锐，越来越灵活，让我备受鼓舞。在车上住了近一个学期，我对这辆车也产生了深厚的感情。 哇，我肯定会怀念这一切的。我甚至开始思索读研期间要不要一直住在车上，也许，我可以在车上住一辈子？ 就在我沉思的当口，一辆车紧挨着我的厢式车停下。不对劲，非常不对劲！我立刻警钟大作，平常很少有人会把车子停在我旁边，更何况现在停车场空得很，正常人哪会舍近求远呢？我小心翼翼地撑开一叶百叶窗，偷偷往外瞄。 这是一辆白色小轿车，车顶打着蓝色的警灯，可能是警车，也可能是学校的保安巡逻车。无论是谁，我已经露馅了。我立刻关掉野营炉，平躺在车地板上，拼命避开窥探的目光。 拜托，千万别敲我的车门。拜托了！千万别敲！ 只听到那辆车子的门打开又关上，那人一步步逼近我的厢式车。 虽然春季学期已然接近尾声，虽然下学期我就能攒够钱，不一定要住在车上，但我内心深处还没准备终止这场车居试验，还没打算卖掉我的车子呢。突然，我意识到一旦暴露目标，对方可能会没收我的车子。哦，直到这一刻我才意识到它对我有多么重要！ 他的脚步声越来越大，转而越来越小，似乎越走越远了。我顿时喘了口气，紧绷的神经一下松弛了。 第四篇 车居族 简单的生活也很美 第二十章再入“北极之门” 2009年夏 阿拉斯加州，诺阿塔克河流域 存款：10，000美元 增长中 塞纳斯小型飞机轰隆作响，载着巡山员飞越了长满苔藓的山脊。我伸长脖子俯瞰大地，只见飞机的影子仿佛黑色的箭头掠过阳光亲吻着的翠绿色苔原山谷，掠过一条条澄澈的小溪，来到一片云杉林的上空，黑色的箭头顿时演变成了抽象的几何图形。 这是我第二次到“北极之门”当巡山员。夏天已经悄然接近尾声，再过几个星期，我的银行存款就能涨到15，000美元了，支付杜克大学的秋季学费绰绰有余。我很快便能离开停车场，搬出厢式车，住进舒适的私人公寓了。 这次到野外当班，我的搭档是国家公园的志愿者惠特尼，她之前一直在冻脚镇的管理站志愿服务。我俩打算沿着诺阿塔克河划行80英里，到“北极之门”的西部边界巡逻，上司指示我们留意那儿是否有人偷偷猎杀野羊。 诺阿塔克河长420英里，发源于“北极之门”最高的山峰伊吉克帕克山上的冰层。伊吉克帕克山高达8，570英尺，峥嵘险峻，终年寒风凛冽。高山冰雪融化而成的诺阿塔克河一路奔流至阿拉斯加西部的楚科奇海。紧邻“北极之门”国家公园的是诺阿塔克河国家保护区，面积约650万英亩，所以，诺阿塔克河穿越了两大保护区，是世界上受保护流域面积较大的河流之一。 飞行员稳稳放下铝制的漂浮筒，在一个湖泊降落了。漂浮筒激起层层水花，打破了明镜般的湖面，湖对面不远处就是诺阿塔克河。飞行员帮我们卸下野营装备便回到驾驶座上，他得尽快飞回国家公园外的贝托斯村。贝托斯村是一个小小的印第安村落，国家公园的管理站就建在那儿，我不执勤的时候也住那儿。 我和惠特尼打算扛着充气式橡皮独木舟和所有装备，走四分之一英里到诺阿塔克河，再下水划行。我们用的独木舟虽然还没充气，但块头已然相当可观，另外还有桨、修理独木舟的工具、通讯设备、一把霰弹枪、帐篷、衣服、睡袋，以及足够八天的食物。我把东西一股脑儿塞进了防水袋，拉了拉背包带，大步朝诺阿塔克河走去。我小心地避开绊脚的草簇，挥动胳膊挡开6英尺高的柳树和赤杨树。 惠特尼远远地落在我身后，我率先到达一块林中空地，放下独木舟开始划船。一上岸，我就发现自己并不孤单。周围有一种很强烈的存在感，我的眼角似乎瞥见了一个棕色的庞然大物，就像长着肌肉和棕毛的一截大树桩杵在一边。起初，我装作没看到它，貌似随意却专注地把80磅重的背包从肩上缓缓卸下。直到彻底放下背包，我才仔细关注起那个大家伙，它距离我还不到15码远。 糟了，我现在手无寸铁！霰弹枪和其他装备都还在湖边呢。这会儿的风非常大，几乎要把我头上的棒球帽掀起来，像扔飞盘一样抛进诺阿塔克河里。虽然我的后腰上还挂着一罐防熊喷雾，可是一旦用了，强风只会把辛辣的液体刮回我的脸上，害我疼得睁不开眼。 我赤手空拳地和一头北美大灰熊狭路相逢。 它的块头非常唬人，即便四肢着地，脑袋也和我的胸口一般高。它的模样凶神恶煞，浑身布满黑棕交错的粗毛，下颌圆圆的，非常厚实，口鼻又长又黑，耳朵是两个毛茸茸的半圆形。大风不停地刮着，它身上的皮毛随风舞动，数不尽的兽毛上下左右错落交织，仿佛北极光那样变化多姿，又像在跳着什么古怪的舞蹈。 它一直低俯着脑袋，它的眼睛…… 惠特尼突然从我身后的赤杨树林里钻出来。她愣了愣，立刻察觉我和大灰熊正四目相对，仿佛陷入了一场无形的角力之中。就这样，我、惠特尼和那头大灰熊都按兵不动地对峙着。 我看到了大灰熊的眼睛。尽管是第一次见到大灰熊，但我对这样的眼睛并不陌生，我在其他动物身上、在水面、在深山里都见过这样的眼睛。大自然狂野的绿眼睛永远在你身后窥探、盯梢、巡视，假如你留意了，随时都能与它对视。近距离地凝视它，你会在那儿瞥见自己的身影——那究竟是人类文明培育出的软弱与世故，还是一抹毫不逊色的狂野兽性，取决于你是否“叛逆”，是否摆脱了人类文明的深刻影响。在此之前，每每遇到那双野性的眼睛，我便忍不住移开目光，远远地逃避；但此时此刻，我只能与它久久对视，别无选择。 我并不害怕这头大灰熊。遇上这种情况，人类感受到的绝不是恐惧。我若是把这种感觉称为“恐惧”，无疑是心口不一。那一刻，我的肾上腺素猛增，几乎超过了身体所能承受的极限，进入了异常亢奋的状态，每一寸皮肉都在吃力地呐喊、尖叫，耳旁仿佛响起了嗡嗡声。然而，我的脑子却出奇地冷静。 大灰熊看起来也够冷静，甚至称得上冷漠，好像对这种事情早已见怪不怪了。可我知道，它的感受一定和我一模一样，毕竟只有极少数人会涉足“北极之门”广袤的偏远荒地，对这只熊来说，遭遇人类算得上破天荒的奇闻，正如我遇到它一样。 只是，它看起来一点儿也不害怕。以前那些熊大老远看到我无不吓得扭头就跑，它为什么这么气定神闲？我又为什么不跑呢？ 它不仅没跑，肥厚的屁股还砰地坐了下来，时不时地伸出舌头舔弄，好像小孩子在玩彩色纸带。它的牙像灰色的尖刺，牙床是紫红色的，上面挂着泡沫似的口水。哦，它正在用余光瞟我。 我不想死，虽然死而无憾，但我真的不想死。上帝啊，让我多活一天吧！求你了，就一天！ 我曾在布鲁克斯山脉跋涉千里，脑子里不断地演绎着那一幕。我觉得这只大灰熊一直在跟着我，透过森林的缝隙窥探我，等待一个恰当的时机与我相见。许多年来，它的身影常常出现在我的梦中，我也不清楚这究竟是为什么。也许，只是出于正常的恐惧？毕竟，常在河边走，哪能不湿鞋？只要我在布鲁克斯山脉待得够久，总有一天会遇到熊的。可那似乎又不仅仅是恐惧，我发自内心地敬畏着大灰熊，每次提起它，我都会放低声音，小声说话。大概是因为大灰熊身上有我憧憬的一切吧：它是那么野性、强壮与自由。 这些年来，我一直渴望遇到大灰熊，回家之后也好自诩“大山之子”，向人们炫耀我在野外历险的“壮举”。可是，真正直面这只大灰熊时，我才明白自己根本没什么好吹嘘的，我感受不到一丝勇气或决心，只想落荒而逃。 我曾以为布鲁克斯山脉是我的新家，但遇到这只大灰熊后我才恍然大悟，自己不过是个外来者、一个不速之客，一个冒名顶替的骗子。我的家不在这儿，至少不像大灰熊那样天然地属于这片山脉，即使我已经改变了许多。我凝视着它的眼睛，终于意识到自己永远不可能像它那样狂野不羁。可是，在荒野待了这么久，我感觉这片土地已经占据了我的身心（哪怕只有片刻），仿佛藤蔓缠着废弃的墙壁不停往上攀，像野草在混凝土的罅隙里生根发芽，像森林重新夺回被人征用的土地。就在那一刹那，我不再是外来者，不是访客，也不是两眼一抹黑的“菜鸟”，我融进了这片大地，天衣无缝，犹如长毛象的长牙永远地留在了北极之地的永冻层中。我生命中野性的一面终于冲出来了，“他”从森林里赤裸裸地走来，带着无拘无束的原始本性和狂野的暗黑欲求。理智渐渐离开了我的脑子，在震耳欲聋的直觉面前败下阵来，我的身体到处奔涌着使不完的力量。 在返璞归真的时刻，我领悟了一个人的内心可以承载什么。我的本性既有至善的一面，也有至恶的阴影，我大可以无限放纵，残酷地去谋杀、去施暴，或是巧言令色，欺世盗名；但本性的另一面却坚定、刚毅、勇敢、果决，充满生命的活力。假如我出生在丛林之中，自幼在野外饱受“非道德[39]”的熏陶，信奉“适者生存”“残酷无情”的丛林法则，那么，我如今必定是粗野的、狂暴的、邪恶的存在。但我并不是荒野哺育出的“野孩儿”，也永远没有机会变成野人。我的确感到荒野融入了我的血液，但也只是短暂易逝的片刻，人类文明的教化很快会把我拖进有是非、有纪律、有正义的现代世界。文明对人的影响实在是根深蒂固，我永远也不可能变得像这片土地一样狂野，可我已经和隐藏在心中的“野人”混熟了，我会和他一起走下去，无论这是好事儿还是坏事儿。 这时，我忽然想起自己上岗前接受的“遇熊”培训，于是用尊敬的语气大喊一声“嘿，大熊。”接着缓缓举起双手，在脑袋上方轻轻挥动，身体同时斜着往后退，向背后的灌木林靠拢。在移动的过程中，我始终面朝大灰熊，没有移开目光。 我仿佛预见了事情的走向，也做足了心理准备：大灰熊朝我冲来，魁梧的身体踩得地面巨震，利爪划过一丛丛草簇。最后关头，我的眼前只有它张开的大嘴和那对狂暴、嗜杀的眼睛…… 然而，我和惠特尼安然无恙地退回了湖边，那儿还静静躺着我们的装备。我拿起霰弹枪装上子弹，等待大灰熊追来。但它一直没有出现。 它饶过我了。 那一刻，我惊魂未定，只想尽快离开布鲁克斯山脉，永远不再回来。 几个小时过后，我和惠特尼估摸着那头大灰熊应该离开了吧，于是，我俩扛着剩下的装备来到河边，将独木舟充满气，开始向西划。 黑色的塑料船桨拨开冰冷清澈的水面，一块块松软的层积云在我们头顶缓缓浮动，好似一队远征的白色战船，朝着太阳奔去。阳光丝丝缕缕地渗入云层，投下大片大片的影子，笼住了山脊的曲线，让胆敢轻视险峰的背包客（如果真有那样的人）望之生畏。 悬崖上的莎草随着微风轻轻摇摆，除此之外便是恬静，北极一如既往地空旷，万籁俱寂。这个时节，大多数鸟儿已经飞到了暖和的南方，鱼儿也迁徙到了温暖的水域，蚊子大军被夜晚的寒冷冻得全军覆没。不过，北极的一切和往常一样，不时地提醒我生命的活力无处不在：三只小狼崽在河边打水仗，一只松鼠挺着大肚子在河岸边冲我们吱吱叫，一头红毛狐狸专心致志地望着我们，嘴里还叼着一只野鼠。 这趟任务主要是留意那些打野羊主意的盗猎者，所以我和惠特尼沿着国家公园西部边境一路巡逻，翻过了一座又一座小山顶。这儿的山并不陡峭，反而拥有流畅圆润的线条，与布鲁克斯山脉的大部分地方都不一样。漫山遍野的莎草波浪一般起起伏伏，潮湿的苔藓和斑驳的地衣静静生长。我和惠特尼找到了一个开阔地放眼寻找盗猎者的身影。但视野中除了驯鹿，一个人也没有。驯鹿两只成双，六只成队，二十几只聚成一小群，身后还陆陆续续地跟着几百只同伴。原来，我和惠特尼无意中目睹了驯鹿群的南迁之旅。 我们一看就是好几个小时。北美驯鹿的大角霸气十足，鹿角上的茸毛简直就是上好的天鹅绒。一个个快乐的驯鹿家族井然有序地排队前进，时不时优雅地低头嚼几口冻土带的苔藓。一只幼鹿看起来只有几个月大，它好奇地走到我们跟前20英尺的地方，用那双又大又亮的黑眼睛兴致勃勃地观察我和惠特尼。三只同行的驯鹿显然被我们吓到了，尾巴一下竖得老高，露出了长着白色绒毛的屁股，长腿一蹬就跑远了，非常可爱。驯鹿的奔跑、跳跃轻盈敏捷，仿佛完全不受地心引力的束缚，四蹄几乎是腾空的。 我十分羡慕北美驯鹿的生活方式，它们可以随心所欲地旅行、散步、觅食、探索荒野。一年之中，它们顺应季节的变化，有时是孤独的行者，有时组建小家庭，然后融入族群，和数千只同类浩浩荡荡地迁徙跋涉。在我看来，驯鹿的生活方式可谓独居、家居、群居的完美结合。不过，惠特尼对此颇有异议，她提醒我，驯鹿的生活里危机四伏，狼群的猎杀防不胜防，幼崽的存活率很低，还得忍受零下60华氏度的严冬酷寒，野外疯狂的蚊虫军团甚至能把它们活生生地啃成骨架。严峻的条件逼迫它们不断地迁徙，几乎整个夏天都在奔波。话虽如此，我依然对危险视若无睹，只要能活得精彩，我宁可舍弃长寿。要是能像这群驯鹿一样，在充满活力的青春之年昂着高傲的犄角立在山巅，我会毫不犹豫地用退休后的生命去交换。 我们已经到了布鲁克斯山脉的最西端，我举目远眺，只见地势越来越低缓，渐渐过渡为平坦的苔原。在夕阳的余晖下，诺阿塔克河好似流淌的黄金，炽烈地奔向地平线，缓缓地为地球的弧线镀上金边。数千年来，爱斯基摩人与印第安人就像诺阿塔克河一样，在北极的山谷间悠然漫游，却没有损害自然的一丝本色。 我常常思考气候变化、失业率和这个所谓“糟糕透顶”的世界，但我巡山的这个星期，今天，乃至这一刻，我早已不由自主地忘了所有的烦恼。让那些该死的“糟糕”下地狱去吧，在这儿，在诺阿塔克河谷，驯鹿依然成群迁徙，麝牛还在悠闲地吃草，大灰熊依然端坐在大自然的食物链顶端。看到这样的美景，我总会为人类感到骄傲——我们大可以在这里铺设道路，开发建设，就像我们在其他地方干的那样，但我们最终选择了一条更为高尚的道路，善意地克制了自己。既然我们有能力守护诺阿塔克河，是否也有能力创造其他奇迹呢？ 距离我和大灰熊的不期而遇已经过去一个星期。野狼、驼鹿或者大灰熊常常把我激起一身鸡皮疙瘩，每当遇到危险，我总会不自觉地依靠现代文明提供的安全保障。可奇怪的是，一幕幕遇险的记忆才是吸引我一次次回到阿拉斯加的最大因素。 每当想起搭便车之旅、船夫生活和杜克大学的车居试验，我总会以苦为乐，我很高兴自己曾经遍尝艰辛，体会了孤独寂寞，我也很乐意再被大灰熊吓个半死。只有被逼到极限，我才能一窥内心的本色。 我发现，半吊子的冒险和浅尝辄止的努力根本无法赢得窥探内心的机会；随意地登上一座山，征服一条河，我的本性也不会轻易显露。唯有勇敢地面对拦路的野兽，望向梦魇中最恐惧的深渊，我才能看到真实的自己，释放心中那个捶胸号叫的“野人”——他在呼唤，呼唤我做真正的自己，试图唤醒那份文化未曾熏染、教育无法改造、文明未曾驯服的纯粹，那才是真正的——自我。 在因纽特语中，“Koviashuvik”的意思是“当下的快乐”。我原以为它的意思和“极乐世界”差不多，是只有爱斯基摩人和苦修的僧人才能达到的那个境界。也许他们的生活方式的确更契合“当下的快乐”，但我越来越相信，人若想快乐地活在当下，必须有一段充实的过往；想过得充实，必须踏上属于自己的旅程。在崎岖不平的旅程中，你才有机会发掘真正的自我。我想，这就是“当下的快乐”。 几天前，我盯着跟前的大灰熊，在生死攸关的时刻茅塞顿开——原来我既有文明的教化，也有对野性的渴望：面对人类创造的一个个奇迹，我赞叹崇敬；对大自然的狂野魅力，我亦心驰神往。很快，我就要回到杜克大学，重新融入人类文明了。但这一次和以往不同，我希望把野性带回去。要保持身上的野性，我可不能宅在公寓里、房间里，闷在富丽堂皇的“大箱子”里。只有继续简单、有规律的修行生活，我才能接近自然，倾听自己最真实的需求。 一开始，车居生活的确只是一场试验，但我已经清楚，我永远也不会彻底舍弃这种生活方式。 第二十一章瓦尔登湖朝圣 2009年秋季学期 北卡罗来纳州，杜克大学 存款：13，000美元 一个平凡的星期一如约而至。这里是科罗拉多州的威斯敏斯特市，乔希为之卖命的韦斯特伍德网络学院就在这里。办公室内充斥着再寻常不过的噪声：打字的噼里啪啦声、旋转椅咔哧咔哧的转动声，营销员在通话中巧舌如簧招揽学生的鼓噪声…… 乔希已经在韦斯特伍德网络学院工作了五个月。这里的招生代表为了游说高中生们入学，不惜虚报学校毕业率，吹嘘毕业生的前景一片光明，还撒谎说取得学位本来就要花一大笔钱。事实上，这只是一所下三滥的学校，普通大学根本不承认它的学分。 这份工作也是乔希和女朋友分手的导火线。心烦意乱的乔希常常和女朋友为洗衣服的事儿拌嘴，琐碎的拌嘴很快升级为激烈的争执。乔希还与我保持着邮件联络，从字里行间不难看出他的绝望与崩溃。他很想甩手不干，但糟糕的债务状况又让他开不了口。 乔希天天面对压抑的白墙壁，看着同事们麻木不仁的脸孔，听着招生代表吐出一连串行话，终日置身于整洁干净、秩序井然的办公室，这一切简直就是反乌托邦小说的典型背景，而乔希，活像一个存在感近乎于零的路人甲。 乔希的手臂偶然碰歪了电脑键盘，键盘下突然露出一张便条。乔希好奇地抽出来，只见上面写着几行字。 乔希心头巨震！几个月前，他将便条塞在了键盘下，之后便忘得一干二净了。现在，他只瞥了一眼就知道自己为什么写它了。 乔希赶紧把便条压到键盘底下，好像要亲手埋葬最后一缕良知，可是已经太迟了。接下来，乔希在位置上呆坐了半个多小时。 魂不守舍的乔希早早收工吃了午饭，然后走到最近的一家塔吉特超市。 那张便条上写的是乔希从《耶路撒冷的艾希曼》上摘出的内容。这本书是乔希求学时非常崇拜的犹太裔美国历史学家汉娜·阿伦特的代表作。书中的主人公艾希曼是纳粹德国的高官，也是犹太人大屠杀的主要负责者，被称为“死刑执行者”。阿伦特在书中描写了艾希曼如何残忍地策划、谋杀数百万犹太人的生命，并且提出一个独特的观点：艾希曼之所以在二战期间犯下弥天大罪，未必是出于对纳粹理念的信奉。身为官僚系统中的一分子，他缺乏主见，只会服从命令、尽忠职守。这，就是“平庸的恶”。 之所以写下那句话，是因为乔希想起了他的一位上司米克。米克并不是个坏人，甚至挺讨人喜欢：作为上司，他处事公正，听说还是个好爸爸。但在乔希看来，米克误以为事业的成功就是人生的成功。他要求手下的招生代表拿出漂亮的业绩，哪怕那些高中生入学后成了巨额债务的奴隶。米克这么做，并不是良知泯灭，而是一门心思提高工作业绩，压根没意识到这关乎道德伦理。 正如阿伦特在书中说的那样：“最大的问题在于有许多人和艾希曼一样，他们不是变态，也不是施虐狂，他们从前是正常的，现在依然很正常，正常得令人毛骨悚然。”乔希发现这句话说的不仅仅是他的上司，也包括他自己。如今的乔希不也正常得毛骨悚然吗？面对违背道德的伎俩不也见惯不怪吗？面对那些误入韦斯特伍德、欠下天价学费的高中生不也面不改色吗？ “我今天就想辞职。”乔希打电话对我说，他每个字都在发抖，听得出来非常激动、紧张。 “太好了！就这么干，老兄！”我赞许地大喊道。 乔希早就想把老板的不端行为斥责一顿，号召同事集体出走，但实际上他的举动非常低调，只是走进老板的办公室，坚定而骄傲地辞职。老板花了45分钟说服乔希留下来，乔希的教养太好了，根本没爆粗口和对方红脸，只是静静听着，说他会考虑的，然后离开了办公室，收拾自己的东西，把那张举足轻重的便条也带走了。乔希对同事们说“明天见”，而事实上，他再也没踏进韦斯特伍德网络学院。 直到辞职的那天下午，乔希仍然背负着50,000多美元的债务，还得付房租、水、电、燃气费和保险账单，下一份工作还没着落呢。但抛开这些暂且不提，乔希有生以来头一回彻底自由了。他再也不会因为工作、债务、责任或其他任何东西昧着良心做事了。电脑键盘下的那张纸条，让乔希感到一股叛逆的亢奋感。那一刻，他明白自己从今往后再也不会质疑天价的大学教育究竟“值不值”了。高等教育的确让他负债累累，必须苦干好几年才能还清所有贷款，但每一分钱都花得掷地有声！ 当然，兴奋感只是短暂的。乔希虽然是个蹩脚的销售员，却也为韦斯特伍德网络学院拉到了三四个学生。一想到他们，乔希就悔恨交加，自己的旧债顿时变得无足轻重。如今，乔希心中的头等大事是想方设法还清这笔新债。 与此同时，我生平头一回攒下这么多存款，交了秋季学期的学费，账户还剩下13,000美元，多得都不知道该怎么花。 回“北极之门”前，我在“克雷格列表”网上花200美元请人在暑期帮我保管车子。从阿拉斯加乘飞机到罗利-达勒姆机场后，我花40美元打的士去保管人那儿取回厢式车。接着，我开车去“西尔斯”百货买了好几件白色T恤和一条工装短裤；去“有机食品”超市买了一大堆好吃的：有机酸奶、新鲜出炉的烤面包和顶级花生酱；去户外用品专卖店花90美元买了个新背包，花225美元买了一双远足靴，花45美元买了头戴式手电筒。最后，我还在网上订购了一台相机，用了300美元。 一刷卡我就觉得特别爽，想必这就是“购物狂”的快感吧，我已经好几年没体验这种纵情的发泄方式了。每买一样东西，我就像磕了药的瘾君子那样，浑身舒坦，可是紧接着又涌上一阵罪恶感——这种罪恶感似乎只能通过一次又一次的购物才能缓解。手头拮据的时候，我可以轻轻松松地勒紧裤腰带；可兜里一旦有了钱，还心甘情愿地过简朴的生活，那就是另一码事了。 我继续在小学当阅读辅导老师，而且成了教学主管，兼职时间不变，一个星期差不多得工作20个小时，绝大多数学生是我上学期教过的。这学期我依然选修了两门课，一是为本科生开设的文学创作课，名叫“游记写作”；另一门是人文研究类的“情感、道德和人性”课。在写作课上，我们要将自己的旅行见闻写成一篇文章，并在课堂上大声朗读。我写了自己在加拿大划独木舟的航行经历和搭便车的冒险故事，在期末作业里描写了在杜克大学的车居经历。朗读完之后，我请求同学们帮我保守秘密，别让外人知道真相。不过，课任教授却对我说：“肯，你写得非常好，应该考虑发表。” 一整个秋季学期，我都在和车居的种种不便战斗，熬过了九月的酷暑、十一月的严寒、独居的孤独寂寞、肉体的悸动难耐、松鼠在车顶上蹦蹦跳跳的噪声。每个星期一早上校工都会在我的车旁，用电动吹叶机轰隆隆地打扫路上的层层落叶，他们显然不会想到车里还有人在睡觉。 2009年秋季学期结束后，我乘飞机去波士顿看望上学期结识的朋友查克，和他一块儿开车去康科德市，拜访我心中的圣地——瓦尔登湖。我的偶像梭罗曾在瓦尔登湖畔的小木屋里隐居、写作。 出了康科德市，只要走1英里就能来到瓦尔登湖畔。一个半世纪以前，梭罗就在这儿隐居。如今，瓦尔登湖已经成了热门的旅游景点，咖啡厅、商店和饭馆随处可见，商贩们穿着复古的服装走来走去，好像是在为某项神圣的事业效劳。许多店家都打着梭罗的招牌，墙面上挂满了梭罗的肖像，肖像上的梭罗留着标志性的络腮胡。除此之外，店里的海报上、T恤上，甚至纽扣上都印着梭罗的头像。（我真想全买下来做纪念！） 瓦尔登大街上停满了汽车，百年前，这条街上除了脚步声只有“嗒嗒嗒”的马蹄声，街边不是停着马车，就是拴着马匹。而今天，在一个个十字路口，汽车划过一滩积水飞驰而过，红灯亮时，一辆SUV咆哮着缓缓停下，引擎轰鸣着，司机在驾驶座上等待绿灯。 瓦尔登湖畔绕着一条人行道，天气好的时候总是挤满了慕名而来的“朝圣者”，但今天户外的温度和冰箱的冷冻室差不多，许多人取消了出行计划，留在暖和的家中，人行道空荡荡的，倒是方便了我和查克。 瓦尔登湖的面积仅有61英亩，和普通的池塘差不多大。不过，瓦尔登湖的真容却比我想象中大多了。今天，湖的边缘结了一层半透明的薄冰，一小群鸭子慌慌张张地从冰冻的湖边游到湖中央。我们的靴子踏在铁锈色的落叶上，发出“咔哧咔哧”的声响，扰得鸭子焦躁不安。湖边的森林里长着许多修长的松树，浓密的松针尖尖地直冲天际，给苍白的天空平添了一抹亮色。 心情不好的人看到眼前的景色可能会更加抑郁，但我沿着湖边散步时却难掩激动，暗暗期待发现什么让人兴奋的东西——究竟是什么，我自己也说不清楚。也许，下一个转角我们会遇上梭罗午后漫步的游魂，他会静静地向我们点头致意，轻缓的脚步却不曾停下。 让我印象最深的一点是瓦尔登湖紧挨着城镇，不仅如此，狂热的人类文化也随处可见：美国国家铁路客运公司的一列火车就轰隆隆地经过这儿，飞机呼啸着从上空飞过，森林的每个角落都能听到车来车往的嗡嗡声。在梭罗生活的19世纪40年代，瓦尔登湖肯定没有这么喧嚣、热闹，但他显然也没有与世隔绝。 这大大出乎我的预料。原来梭罗当年并没有彻底隐居，他的小木屋也没有建在森林深处，梭罗就生活在社会中，每个人都能看见他。表面上看，梭罗搭建湖畔小屋是为了自己，但我今天忽然发现，原来这场生活试验绝不仅仅是为了他自己，更是为了每一个人。 这些年来，我都在为自己生活：还债、冒险、读研、打工攒钱，但我现在最渴望的既不是冒险，也不是生活试验和金钱，我渴望的只有一个——我想在别人的生活中留下自己的痕迹。过去的一年，我在厢式车上离群索居，究竟是为了什么？是为了省钱，还是为了拥有一段荒唐离奇的经历以便往后好向朋友们炫耀？阿拉斯加的生活、车居试验都让我体悟了一些生活智慧，要是把它们憋在肚子里，谁也不告诉，似乎太浪费了。在树林里盖一座小木屋，一辈子隐居起来，当然不失为一种生活方式。但我并不满足于此。禁欲主义者和隐士有相似之处，他们穿着朴素的手织衣物，或许也住在林边小屋里，但他们与独善其身的隐士不同，依然生活在文明的社会之中，扛起了一个重要的责任——与他人分享自己的经历与体悟。我以梭罗为精神导师，决心把课堂作业发表在《沙龙网络杂志》上，将我保守了近一年的秘密公之于众。正巧我的课任教授认识这本杂志的一位编辑，发表的事情就这么定了。 文章发表的第二天，有86个人在“脸书”上加我为好友，我还收到了100多条留言和电子邮件，有几家媒体打电话说想要采访我。车居的故事在网上疯狂转载，我也体会到了一夜成名的滋味，居然还得到了一些人的爱慕。一位仰慕者在电子邮件中对我说：“你的照片一下就吸引了我的目光。我想对你说，每次看到你的脸，我的心就怦怦直跳。”这位仰慕者其实是位男士。事实上，我收到的求爱信清一色地来自男同性恋者，这令我大感意外，摸不着头脑，但对他们的溢美之词还是衷心地表示感谢。有天，我照常走在第九大道上，一位女士兴高采烈地从车窗探出头，冲我喊：“嘿，厢车男！”水牛城、罗利市的报纸头版都刊登了我的专访，但福克斯新闻网联系我的时候，我让他们哪凉快哪儿待着去吧。娱乐新闻节目《内幕消息》（90%的节目时间都在大谈“老虎”伍兹的花边消息）播了关于我的第一集报道，我看了之后便回绝了后续访谈的邀约，尽管他们还开出了一个不错的价码。 我不禁感到疑惑：这究竟有什么大不了的？有必要如此大惊小怪吗？住在车上又不是什么惊天动地的伟业，世界上有几亿、十几亿人住的地方比我的厢式车更小、更臭、更脏。而且，人类历史上有一大半时间住在兽皮搭建的帐篷里，住在土屋里，或是冰冷的洞穴中。我住的地方至少有严实、牢固的金属屋顶，屋里有床铺，有发动机和四个轮胎，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甚至还有一台电视！后来，我从读者的留言中发现，人们感兴趣的不是我的车子，而是车居生活赋予我的自由。 考虑到我们身处的时代和现实状况，我的文章能引起那么多人的共鸣也就不足为奇了。我们生逢“经济大萧条”时期， 每个人都欠了债，许多人失业了找不到工作。我们的价值观在改变，思想意识也在改变。我想，时事艰难的时候也是改变的活跃期。经济繁荣的时候，要是有人自己种菜吃、自己缝补衣服，住在简陋、狭小的空间里，过着“穷日子”，别人见了大概只会心生同情吧。但经济不景气的时候，我们就会自然而然地变得独立，不愿依赖朋友、家人或是政府，不会一看到简朴就联想到贫穷，因为只有勤俭持家才能抗住经济危机的冲击。这时候，勤俭节约就成了一种美德，但我们赞美的并不是勤俭节约，而是它背后的独立自主。 我们看待自由的态度是何等随意！我们交出自主权的姿态又是何等草率！我们把大把大把的金钱花在名牌时装、酷炫的跑车、新潮的电子产品和上流学校，花完了就贷款，这一切只是为了获得同辈的认可。但时尚潮流变幻无常，今天流行的，明天也许就成了别人取笑的对象。你若拜入消费主义者的教堂，必须永远供奉变幻莫测的时尚教主。但是自由不同，它是一双真诚的眼睛，一副健康的体格、一阵开朗的笑声。流行的浪潮起起落落，自由却永恒不变。 可惜，事情永远是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我现在有了钱，却怎么也静不下心来，每天总是寻思着怎么翻新车子。我想装上太阳能电池板，买一个柴火炉，在车顶安一个行李架放自行车，把车外壳重新喷漆，连上网络。 有人曾经送给梭罗一张防尘毯垫在正门口，但梭罗谢绝了，说他更乐意“在草皮上把鞋底蹭干净再进屋”，还说“最好掐掉奢侈的苗头”。虽然我理解梭罗的用意，但也在他的字里行间察觉到不理智的坚持、不变通的刻板和愚昧的教条主义。梭罗也许真的拒绝了那张防尘毯，却没有拒绝母亲为他洗衣服的提议，只是在书中闭口不提罢了。在《瓦尔登湖》里，梭罗将自己塑造成标杆式的自立人物，但现实生活中的梭罗只是个不爱洗衣服的男人。 我不由得想起自己，我大概也是个不可理喻的人吧。过去一年来，我一直拒绝家人的帮助，既不接受别人的馈赠，也不送礼给别人。可是从古至今，礼尚往来是人际交往的重要途径之一。虽然我真的不想欠债，但也不得不承认，在某些情况下接受他人的赠礼或是经济援助也无可厚非。我们可以贷款买房子、买农场、读书、做生意，过得更开心、更惬意，还能畅想今后还清债务的生活将是何等光明。乔希和我虽然痛恨负债，但我们贷款上大学，接受的高等教育却是无价之宝。上大学接受教育是极少数无法转让或者拍卖的交易。 当我们想要成为“梭罗”或是“极简抽象派艺术家”时，当我们恪守某一套严格的理念、准则时，常常会不由自主地把别人的需求当成自己的需求。我也是现在才领悟到这点。所以，我要去验证理念，而不是照章行事。我告诉自己，渴望得到某些东西是人之常情，要是手头宽裕，我也可以买东西，但绝不能陷入“要是……就好了”的泥潭不可自拔。 我对“要是……就好了”的思维方式知根知底。它随处可见。一个中产之家可能会想：要是家里有个游泳池就好了；一个百万富翁可能会想：要是有一艘游艇就好了；一个亿万富翁也许会想：要是有架私人飞机就好了。欲望无穷无尽。 我意识到有些人生活在赤贫之中，他们是真的需要抓住机会“往上爬”。有些地方的一部分人也许正在想：要是能让家人吃饱就好了，要是能读大学就好了。还有些人想喝到干净的水，想找一份工作，想有一个遮风挡雨的家。我相信还有些人会对我目前的状况羡慕不已。“要是继续当一个车居族就好了。”这也是我现在的心声。在阿拉斯加度过的时光、在杜克大学的学习经历，还有梭罗的作品，都让我明白一个道理：务必珍惜眼前拥有的一切，而不是无休止地渴望当下自己没有的东西。 尽管我不再像过去那样痛恨礼物、财富和债务了，但我仍然坚持之前的想法：在“零负债”的前提下读完研究生，拿到硕士学位。现在我的手头宽裕多了，不过，拿到杜克大学的学位依然不是件容易的事。我还得选修六门课，度过三个学期的时光，学费和教材至少还需要7，000美元。 第二十二章毕业了——一年半之后 2011年5月 北卡罗来纳州，杜克大学 存款：1，156美元 2011年5月14日，我打了个激灵，醒来后发现自己睡在房间角落的地板上。 这里是北卡罗来纳州首府罗利市的“大使套房”宾馆，昨晚，我爸爸妈妈和阿姨从水牛城飞到这儿，来杜克大学参加我的毕业典礼。他们定了一间套房，原打算三人合住一间大床房，而我睡在隔壁的折叠沙发床上。但关灯后仅仅几分钟，我就听到一阵阵恐怖的咆哮声，卧室仿佛摇身一变，成了侏罗纪公园，耳边仿佛有好几只恐龙在殊死搏斗。 没多久，我们就发现阿姨有打鼾的毛病。她的鼾声堪比野兽嘶吼，每一道声波都震得墙上的装饰画嘎吱作响，也让我汗毛倒竖。 不堪其扰的爸爸只好跑过来和我挤沙发。可是，我颤抖地发现他的鼾声也好不到哪儿去！我挨着他，就像挨着一群酣睡的狮子。 我只好抓起枕头，从浴室里拿了条浴巾蒙在头上，捡了个离他们最远的角落，凑合着躺下。 一个晚上没睡好，我第二天起来只觉得头重脚轻，焦躁不安。今天，我要参加人文研究专业的硕士毕业典礼，也要给为期两年半的车居试验画上句号。几个小时后，我就要代表毕业生致辞。一想到要当着教授们、全班同学和家长的面演讲，我就紧张得发抖。 我是个不善社交的家伙，喜欢一个人宅着。自从我把自己在杜克大学车居两个学期的经历公之于众后，校园里时不时会有人喊我“厢车男”。我惊讶地发现自己还挺享受当名人的感觉。我幻想自己和陌生人击掌，和教授们碰拳，和校工们握手，所到之处还能得到一群女孩的追捧，她们一见到我就捂着嘴藏起风流的调笑。或许，我还能收留一个灰心丧气的大学肄业生，好好开导。我还可以穿上宽松的白袍，蓄起胡子，站在我神圣的讲坛——停车场中央，为慕名而来的草根阶层演讲、布道。 不用我多说你们也想到了吧，在现实中这些幻想一个都没有发生。 杜克大学的管理机构吃不准该拿我如何是好，只能告诉当地的一家报社，他们准备为我提供“指导和咨询”。紧挨着米尔停车场的出租公寓里，一位租客向房东抱怨，说我的存在让她“浑身不自在”。接着，我被学校赶出了米尔停车场，不过，他们还是慷慨地给我分配了校内的一块停车场，条件是我得签署一份申明，决不起诉杜克大学，并且毕业后决不会继续住在学校停车场里[40]。 呃，好吧，还算公平。 接着，我又在车上住了一年，迎来了第二只捣蛋的老鼠，处理了一群蚂蚁——它们侵占了我的整理箱。如果遇到囊中羞涩、存粮耗尽的时候，我只好去学生活动大楼的垃圾箱里翻找食物。我还选修了两门文学创作课和精彩纷呈的人文研究课，比如“经济理论史”“‘诚’的历史”。此外，我还进行了一项独立研究，题目是“学生贷款与自我”。 我读研的头两年都是在厢式面包车里度过的。最后一个学期，我住在北卡罗来纳州乡间的一个小农场里，完成毕业论文。我实现了自己的目标，没有借一分钱就顺利地毕业了，银行存款还有1，156美元，家当和我刚来杜克大学的时候差不多。如今我拿到了一张暂时派不上用场的硕士文凭，没有自己的家，名下几乎没有任何财产。一百多年前，梭罗对瓦尔登湖难舍难分，但仍然决定离开湖畔小屋，因为他还想“尝试许多不同的生活方式”。和梭罗相仿，我将车居试验视为一段美好的经历，珍藏在心中，但我也想体验更多。具体是什么样的生活，我脑子里也没个具体的图景。 这时，一个机会从天而降，逼我立刻作出选择。一家知名杂志的编辑看到了我在《沙龙网络杂志》上的文章，坚持邀请我当他们的撰稿人，薪水近4万美元，条件是一次必须签三年的约。只要我提笔签约，就有公寓可住，有医疗保险、稳定的工作、丰厚的薪水，就能过上舒适体面的生活。 毕业典礼在华盛顿·杜克饭店举行。饭店非常漂亮，离学校不远，旁边就是一个120英亩的18洞高尔夫球场，放眼望去，一片青翠。饭店的门童穿着笔挺的制服，为我和家人打开大门。走道上摆着杜克大学历任校长的半身铜像，墙上的相框里镶着杜克家族成员的肖像，随处可见精巧的橄榄色垂坠布幔，这儿的每一样摆设大概都比我的厢式车值钱。我对杜克大学的奢华排场已经习以为常了，但我爸妈却是第一次见这架势，惊得简直合不拢嘴。华丽的水晶吊灯、花瓶里尤带露珠的朵朵鲜花、鸟眼枫木和胡桃木制成的精致桌柜都让他们目不暇接。 来参加毕业典礼的学生家长都穿着最体面的服饰，毕业生们都穿着黑色的长袍。我的硕士袍下则穿着一件天蓝色衬衣，这是我花3美元从“救世军”买来的，西裤是十四年前参加返校舞会时的“老古董”，袜子是“北极之门”国家公园免费发的，脚上蹬着一双破旧的棕色鞋子。至于领带和内衣的来头，我已经记不清了。 我和其他毕业生一块儿走进宴会厅，引座员带着我们一一入座。因为一会儿要致辞，所以我的位置就在前排。院里的一位老师上台主持毕业典礼，我抓住最后的机会紧张地翻阅演讲稿。 我静静地等待上台的时刻，眼前浮现出一张张面孔，他们都在我的故事中扮演过重要的角色。梭罗轻视身边的社会，认为社会“无足轻重”，我却无时无刻不忆起那些在我人生旅途中留下深刻印记的人们。 智叟村的杰克·里科夫依然在北极圈打猎、制作陷阱，带游客参观冻脚镇。75岁的“车居族”詹姆士还住在冻脚镇，为国土管理局工作，不过他已经离开了雪佛兰“巨无霸”车屋，搬进了国土管理局的温馨小屋。“墨西哥湾志愿保卫队”因为缺乏资金，已经解散了，我和大部分同事也失去联系。之前一块儿在加拿大划独木舟的队友，让我搭便车的好心车主也再没与我联络过。 萨米则继续着她的冒险之旅，在加拿大的河流湖泊里划独木舟，骑自行车沿公路游览西部海岸。现在，她一面在加利福尼亚读大学，一面在一家滑雪场打工。听说萨米常常一个人搭便车出行，我告诉她自己为她捏一把汗，总算体会到当年妈妈为我的揪心劲儿了。查克搬到了波士顿市，在一家自然保护中心工作。我爸妈总觉得我有点怪，但从没表现出“疏远”我的意思。 那么，乔希呢？ 乔希从韦斯特伍德网络学院辞职后，就着手曝光学院的招生黑幕。有一家法律公司计划向韦斯特伍德网络学院提起诉讼，乔希联络了这家公司，对方请乔希在抵制韦斯特伍德网络学院的一则宣传广告中演出，希望能鼓励其他知情人士挺身而出，指证学院。2010年8月，美国国会对整个营利性教学产业“无情无义”的招生手段展开调查，乔希受邀到参议院作证。 你没看错，就是美国参议院！ 乔希毫不犹疑地答应了。他一点也不担心这举动会“自毁前程”，恰恰相反，他把这次出庭作证当作对自己的一次伟大救赎。 乔希从丹佛市飞到首都华盛顿。听证会召开的那天清晨，乔希从宾馆醒来，打开行李箱，惊恐地发现自己忘带西裤了。距离听证会召开仅仅一个小时，乔希披上夹克外套，打好领带，套上一条褪了色的牛仔裤，冲上街头，在首都到处寻找男装店。好不容易找到一家男士服装店，乔希大喊着请店员开门。时间尚早，店铺还没有正式营业，乔希绝望地拍着玻璃门，喘着粗气，向惊诧的店员解释自己的紧急状况。最终，乔希买到了西裤，一路小跑，气喘吁吁地赶到国会大厦，浑身都被汗水打湿了。 乔希坐在“健康、教育、劳工与退休金委员会”的各位委员面前，正视着汤姆·哈尔金议员、麦克·恩齐议员、艾尔·弗兰肯议员和其他委员。乔希的头发微微有些凌乱，衬衣领子的一角翻到了夹克外面。但除此之外，他看起来非常庄重、严肃。 “普鲁因先生，欢迎你参加这次听证会。” 哈尔金议员说。 乔希清了清嗓子，首先感谢委员会主席，然后用颤抖的声音开始讲述自己的经历。 “我叫乔希·普鲁因，”他说，“我曾在韦斯特伍德网络学院担任招生代表。正如米库尔斯基议员所说，所谓的‘招生代表’其实就是‘赏金猎人’。” 接着，乔希描述了学院如何操纵、误导潜在的学生，招生部门的紧张气氛导致了怎样的结果，自己为什么决定辞职。 “一个星期一的清晨，我辞去了韦斯特伍德网络学院招生代表的工作……”乔希说，“入职六个月了，我终于开始正视自己一直逃避的种种问题。在那儿工作，不符合任何一个层面的道德准则。于是，那个星期一，我走出了办公大楼，再也没回头。” 乔希继续说道：“我辞职的时候，没指望自己能很快找到新工作。当时我真没考虑过这个问题。我只是觉得我入职的时候实在太天真了，居然希望能帮助高中生们升入大学，能在将来有个更好的前程。但事实却不尽如人意。直到辞职的那天，我还在担心我招进学校的那些孩子毕业后会不会找不到工作，会不会白白欠下一笔巨款却什么也没学到。” 乔希的证词让韦斯特伍德网络学院陷入绝境，虽然他们否认了乔希的几项指控，称乔希的言论是“处心积虑捏造的谎言”，还要求将他的证词统统删除。 如今，乔希在丹佛市的一家促进儿童早期教育的非营利性机构任职，负责补助申请工作。六年的时间里他还了55,000美元的学生贷款，还剩下11,000美元待还。我们仍然是最好的朋友，几乎每天都互通电子邮件。 院长的介绍说完了，我被点名上台致辞。我站起身，小心翼翼地往前走，生怕一不留神踩到长袍。 我看着面前的观众，双手微微发抖，几乎忘了呼吸。我将演讲稿放在讲台上，望向一个个西装革履的观众，我的妈妈和阿姨兴奋地直冲我挥手，爸爸的脸上挂着微笑。 我就站在这个讲台上。与富家子弟格格不入的“厢车男”，高中时的“懒虫”，今天居然能站在顶尖名校的讲台上，代表毕业生做最后演讲。仅仅几年前，我还只是个负债累累的郊区小子，身心疲惫，压力大得甚至产生了幻觉。谁知如今，高中的失败者——我和乔希这对难兄难弟——都过上了充实、积极又有原则的生活。我们之所以能有这番巨大的改变，也许是得益于我们曾经与这个世界的短暂分离，逃出了这个只有工作、学校和办公大楼的世界，亲眼见识了另一个迥异的天地——那里有高山、森林、河流，有布鲁克斯山脉。也许我们都在那片荒野中找到了一丝野性，那丝野性也一直留在了我们身上。 百感交集的思绪一晃而过，我开口演讲了： 在座的一些毕业生也许知道，过去的两年半里我就住在杜克大学的停车场里，住在我的厢式面包车上。我很乐意与各位分享我的小故事，不过，首先我得澄清一些常见的误会。 我要再次申明，我的厢式车绝对不是、绝对不是“停在河边”的；我也绝对没有诱拐过任何人。我向各位保证，我的车子也决不留人过夜，请千万不要突然来敲我的车门，我会被吓坏的。 2009年1月，我来到达勒姆市，几天之后春季学期开始了。此前两个月，我刚刚还清了读本科时候借的32,000美元学生贷款。为了还清这笔债，我工作了近三年时间，绝大多数工作的薪水都很低，赚到的钱一分都没乱花，统统用来还债。我一边工作，一边告诉自己，还清贷款后，我必须做两件事。第一，永不再负债；第二，我会继续深造，申请攻读人文研究专业的硕士学位。 接着，我开始接受起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教育。一种是车居生活的教育，它教会我如何独自过简朴的生活，思考在没有自来水的条件下怎么刷碗、洗锅。第二种教育是人文研究的教育。我在第欧根尼、卢梭的著作中畅游，练习写作、演讲和思考。这两种教育看似毫不相关，但没过多久便融为一体，像两条支流汇聚成了一条大河。 人文教育就是这样，它深深根植于个人的生活之中。我们选修的课程乍看似乎和日常生活毫无关联，但课堂教学、讨论和写作等等环节，无一不渗透着生活的方方面面，让我们倍感亲切。 有人说，人文学科根本不契合实际，总爱自我陶醉。持这种观点的人往往忽视了经典著作、社会科学、人文学科作为民主肥料的角色，只有将这些肥料播撒在大学校园之中，才能培育出健康的土壤，才能让学生舒展枝叶，茁壮成长，成为富有同情心、善于内省、具有良知的社会公民。 可是，想到现如今的高等教育，我不禁回忆起詹姆斯·乔伊斯的一句话。他说：“人之灵魂降生之日……便被一张巨网困住，难以飞翔。你跟我谈论民族、语言与宗教，我却想冲出这张巨网，自由翱翔。” 在今天的社会，套在我们身上的网似乎比从前任何时代的都要大。学生们挣扎着飞过萧条的人才市场，围着低薪工作绕圈圈，怎么也逃不出学生贷款的天罗地网。假如课程体系里缺失了人文学科，那么大学就会变成另一张巨网。 人文教育让我领悟了一个道理，还清欠债并不意味着彻底自由，住在一辆诡异的大面包车里过着简朴的生活，并不意味着你获得了真正的自由。只有走过自省的历程，才能看清长久以来困住我们的巨网究竟是什么。 许多学生上大学是为了提升自己，创造更美好的社会。可惜，出于经济现状和政治上的考量，大多数学生必须支付一笔不合理的高昂学费才能进入大学。我有很多朋友为了上大学都欠了一笔不小的债，但他们都说，如果人生重来一次，依然会选择贷款上大学。这听起来似乎有些滑稽，却是再真实不过的心声。 今天，我即将告别杜克大学，离开的时候和来的时候境遇何其相似。我的户头只有1,156美元，没有工作，只有一顶硕士帽——说句实话，这顶硕士帽未必会给我，乃至在座的大多数毕业生带来丰厚的收入。我已经决定卖了厢式车，以免再次背上债务。 为了读研，我几乎搭上了全部家当，收获的则是一笔宝贵的财富。我所说的财富是思想的源泉，是真理的金矿，它是无法兑换的货币，是永不生锈的硬币，是不能流通的资本。我的确是口袋空空地离开杜克大学，但我会随身携带这笔财富，无论是年轻还是衰老，无论在国内还是国外，无论安家落户还是无家可归，富裕还是贫穷，我会带着这个宝藏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谢谢大家！ 台下的人群欢呼连连，我的父母已经泪流满面了。我一步步走下讲台，走回我的座位。 现在，我的车居试验圆满结束了。 接下来的几天，我纠结该如何选择未来的道路。接受杂志社的邀请吗？接受唾手可得的薪水、医疗保险和舒适的生活？我该不该就此安家落户？我真想知道要是梭罗遇到这样的事儿会怎么选择。 梭罗从事过许多工作，他曾是测绘员、博物学家，还是杂工和铅笔制造者。但我认为梭罗是一位真正的作家。他最伟大的作品不是学术论文，也不是为世人熟知的《瓦尔登湖》。在我眼中，他的不朽之作就是他独特的生活。而且，梭罗深知，只要拿起笔来创作，世上便没有不可能的事。 可是，生活中并不是人人都能将自己的故事写出彩。世界上还有许多人出身贫寒，苦苦挣扎却不得翻身；还有许多孩子遭受虐待与伤害；疾病、战争与饥荒，还有无数的灾难阻挡着人们举起创作的笔杆子。那么，我们这些有能力提笔的人，是否应该把握这项珍贵的权利，去体验我们所能想象的各种生活，成为我们想成为的人，踏上我们渴望的伟大旅程，然后将这些故事写下来，与其他人分享呢？ 我在瓦尔登湖朝圣时，亲眼看到了复原后的梭罗小屋，那儿的陈设非常简陋：一张单人床、一张破旧的椅子和一张书桌。我不禁想象当初梭罗是如何搭起这座小木屋的，如何制作这些家具，如何创造出这种生活方式，又是如何创造出这样的人生！哦，我们能做的事情实在太多了！哦，我们完全能把最狂野的想象变成现实！ 但生活在这个时代的人们又能写些什么呢？ 我们生在一个奇异的年代，世界地图上的每一个空白点几乎都已被人类填补，许多荒野已经铺上道路，也没有正义的战争值得我们献身，没有新的疆域需要开拓。我们只能把满腔的冒险精神投进虚拟的游戏空间，或是浓缩进短短的间隔年中，内心的荒野不断萎缩，无处可栖。我们只是被关在小箱子里的“猴子”，只是埋头干活还债的“负翁”。这，就是“垮掉的一代”。 或许地理意义上的边界早已为我们的前辈所开拓，可是我心中的边界是一种视野，它还像几个世纪前那样广阔无垠。我们还有真正的敌人需要击垮，有腐败的机构等待揭穿，我们要逃出庞大的美国债务人监狱，跳上火车去流浪，划着独木舟恣意航行，竖起大拇指搭便车辗转八方。美国的荒野虽然日渐萎缩，却顽强地生存着，它的智慧凝固在阿拉斯加终年积雪的山巅，藏身在城市人行道缝隙中冒出头来的一簇野草中，等待着我们去探寻，去倾听。哪怕人类文明和城市化进程不断蚕食，我们的内心也保留着一片荒野，等待自己去挖掘。 我已经从杜克大学毕业了，这次和本科毕业不同，我没有欠下一分钱，但我的收获绝不仅仅如此。世界在我的耳边热情召唤，一个个机会在我的眼前跳跃、起舞，等待我去伸手抓牢，我为什么要拒绝呢？毕业不是冒险的结束，它仅仅是新的开始。 我谢绝了杂志社的邀请，和朋友、家人、老师们一一告别，和杜克大学、北卡罗来纳州说再见，和我心爱的福特E厢式面包车道别。我是否也会在未来的某天找一份稳定的工作？也许吧。我会不会真正地安家落户，而不是以车为家？大有可能。我想尝试不同生活方式下的人生滋味，体验不同的生活状态，但不是现在。 6月初的一个大晴天，我送走了一半家当，打点好背包，登上了飞往阿拉斯加的航班。 我的人生，即将翻开新的一页，开始书写新的篇章，内心不免惴惴不安。但我明白，凭自己的决心和经验，我一定能继续简单地生活，一身自由，只要我牢牢记住自己永远是个学生，永远站在大自然这所最伟大的校园里，渴求新鲜的知识。最重要的是我心里还住着个“野人”，他曾在我最需要帮助的时刻意外地现身，在我的耳边反复地说着那三个字—— “搏一把。” 致谢 研究生毕业之后，我一边踏上旅途，一边把自己的经历记录成书。之前的厢式车生活的确有许多局限，不能上网就是其中之一。为了保证通网和供电，我从一个朋友家的沙发，辗转到另一个朋友家的地下室、小木屋。在此，我要衷心感谢为本书留下评论的“橡子修道院的艾博特”，以及橡子修道院出版公司的创始人大卫·道尔顿——他厨艺精湛，慷慨大方，是我敬爱的朋友，也是一位不求回报、默默付出的卓越编辑。他为我提供了美味可口的三餐、宽敞的房间，还有一个园子供我耕作。我还要感谢冻脚镇营地，感谢营地的经理布雷特·卡尔森和查德·康科林，他们待人大方，给予我许多支持，还让我成为营地有史以来第一个“驻站作家”。我要感谢住在波士顿市的同学查克·约翰斯顿让我借宿，感谢丹佛的艾美利亚·拉尔森让我借宿，感谢克里斯蒂娜·阿斯克欧尼斯教授和鲍勃·布利威兹教授给予我的鼓励和宝贵意见，感谢乔希·普鲁因的评论（以及慷慨地准许我在书中描写他的经历），还有莎拉·莱斯的热情支持与评论。我很幸运地与杰娜丽·切尔内斯基成为朋友，并接受她的采访。感谢我的版权代理人皮特·伯恩斯坦和艾米·伯恩斯坦，他们将我长久以来的梦想变成了现实。我还想特别感谢我的编辑大卫·莫尔德沃尔，感谢他接纳了我这个年轻气盛、只发表过几篇文章的文坛“菜鸟”。最后，我要感谢文字编辑南希·谭，她的编辑加工对本书的出版至关重要。 译名对照表 AmeriCorps美国志愿者服务团 Anchorage安克雷奇市 Arrigetch Peaks阿里格奇峰 Ashcroft阿什克罗夫特市 Baltimore巴尔的摩 Blue Cloud蓝云峰 British Columbia不列颠哥伦比亚省 Boise博伊西市 Buffalo水牛城 Coldfoot冻脚镇 Concord康科德镇 Denver丹佛市 Fairbanks费尔班克斯 French River法国河 Georgian Bay佐治亚湾 Gulfport港湾市 Huron Lake休伦湖 Jacksonville杰克逊维尔市 Jockey’s Ridge State Park赛马岭国家公园 Kalhabuk卡哈布克山 Kobuk Valley National Park科伯克谷国家公园 Klondike克朗代克河 Kittitas基帝塔什市 Koyukuk科尤库克河 Lake Champlain尚普兰湖 Lake Placid普莱西德湖 Lincoln林肯市 Manns Harbor曼斯港 Marion Creek马里恩溪 Mattawa River马特瓦河 Mount Doonerak杜纳拉克山 New Haven纽黑文市 Niagara Falls尼亚加拉瀑布城 Nipissing Lake尼皮辛湖 Noatak National Preserve诺塔克国家保护区 Omak奥马克市 Ontario Lake安大略湖 Ottawa River渥太华河 Oolah Pass乌拉走廊 Park帕克市 Phi Beta Kappa美国优等生联谊会 pipeline pump station输油管道加压泵站 Prince George乔治王子市 Prudhoe Bay普拉德霍湾油田 Raleigh北卡罗来纳州首府罗利市 Rideau Canal丽都运河 Snowden斯诺登山 The Brooks Range布鲁克斯山脉 The Slate Creek Inn“页岩溪”旅馆 The Valley of the Precipices悬崖谷 The Gates of the Arctic National Park and Preserve“北极之门”国家公园 Tlingit特林基特人 Valdez瓦尔迪兹市 Wake Forest University维克森林大学 Wheatfield麦田镇 Whitehorse白马市 Williamston威廉斯顿市 Winston-Salem温斯顿-萨勒姆市 Wiseman智叟村 Winnipeg温尼伯湖 Wright Brothers National Memorial莱特兄弟国家纪念馆 Yellowstone National Park黄石国家公园 Yukon育空河 [1]华氏度（℉）与摄氏度（℃）的换算公式：（℉－32）×5÷9=℃。——编者注 [2]爱德华·艾比（Edward Abbey），美国著名生态文学作家，代表作有散文集《孤独的沙漠》《旅途的悲伤》，小说《有意破坏帮》《海都克还活着》等。——译者注（如无特别说明，本书脚注均为译者注） [3]英里，长度单位，1英里约等于1.6093千米。——编者注 [4]水牛城（Buffalo），又译为布法罗，纽约州第二大城市，也是纽约州西部伊利湖东岸的港口城市。 [5]债务人监狱（the debtors’ prison），无力还债的人会被监禁在监狱，直到还清贷款，其间全家都得作陪入住监狱。美国从19世纪30年代起就废除了债务人监狱制度，但超过三分之一的州还是允许关押未付清欠款的人。 [6]抽动秽语综合征（Tourette’s syndrome），法国神经病学家妥瑞在1885年发现的一种慢性运动障碍。症状包括肌肉不自主地抽搐，无目的地污言秽语，有强迫观念。 [7]美国高中一般是4年，从9年级到12年级。 [8]马铃薯大饥荒（Potato Famine），爱尔兰历史上影响深远的大饥荒。1845年秋天，一种不为人知的病害侵害了爱尔兰人赖以维生的唯一农作物马铃薯，导致百余万人死于饥荒。 [9]爱尔肯公路（the Alcan Highway），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为连接阿拉斯加州和美国本土修建的，1942年以7个月时间完工。公路全长约1522英里，途中多为荒野。军方可借此运输军队、食物，以及各种补给品到阿拉斯加的战略要地。——作者注 [10]前脑叶白质切除术（lobotomy），在20世纪30年代到20世纪50年代常用于医治一些精神病。一些文学和影视作品，如《飞越疯人院》《1984》将前脑叶白质切除术描述成使人丧失反抗意识的手术。 [11]英尺，长度单位，1英尺约等于0.3048米。——编者注 [12]防熊食物桶（bear-resistant food container），美国国家公园要求旅客必备的物品，熊摔不破、抓不烂，也咬不开。所有的食物和有气味的卫生用品晚上必须放在防熊桶里，防熊桶放在离帐篷十米开外，以防动物误食，也保护旅客安全。 [13]励志海报（motivational poster），国外论坛网民发起的活动，最初是在一张电子图片外加上黑框，配上几句励志的话语激励人们，后来因跟风、滥用失去了原本的励志，转为恶搞风格，被称为“脑残海报”。——作者注 [14]英寸，长度单位，1英寸约等于2.54厘米。——编者注 [15] 盎司，质量单位，1盎司约等于28.3495克。——编者注 [16]“neon-green”，直译为“氖绿色”，即莹彩绿，绿色霓虹灯的效果。 [17]磅，质量单位，1磅等于0.4536千克。——编者注。 [18]出自1994年的美国电影《肖申克的救赎》（The Shawshank Redemption），蒂姆·罗宾斯、摩根·弗里曼主演。年轻的银行家安迪被诬陷杀害妻子及其情人，被判终身监禁，进入肖申克监狱。他花了近二十年时间挖掘地道，在恶臭的下水管道中爬了500码，成功越狱。压抑许久的安迪脱掉了上衣，在滂沱大雨中张开双臂。——作者注 [19]罗夏墨迹测试（Rorschach Test），由瑞士精神科医生、精神病学家罗夏(Hermann Rorschach)创立，国内也称罗夏测验、罗夏测试或罗沙克测验。该测试通过向被试者呈现标准化的由墨渍偶然形成的模样刺激图版，让被试者自由地看并说出联想到的东西，然后将这些反应用符号进行分类记录，加以分析，进而对被试者人格的各种特征进行诊断。——编者注 [20]西方国家的青年在升学或者毕业之后工作之前，大多会做一次长期旅行（通常是一年），在步入社会之前体验一种陌生的生活方式。 [21]约翰·斯坦贝克（John Steinbeck，1902—1968），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20世纪美国极具影响力的作家之一，代表作品有小说《人鼠之间》《愤怒的葡萄》《月亮下去了》《珍珠》《伊甸之东》《烦恼的冬天》等。 [22] 巴里·洛佩兹（Barry Lopez，1945—），美国著名自然散文作家，代表作《北极梦》记录了他深入北极地区五年的经历，本书推崇爱斯基摩文化，蕴含着丰富的生态思想，是20世纪80年代美国自然散文的代表作。 [23]罗素·班克斯（Russell Banks，1940—），美国的小说家和诗人，国际写作家议会主席。代表作有《大陆漂移》《意外的春天》《苦难》，后两本书皆被改编为同名电影。——以上三条均为作者注 [24]《论公民的不服从》（Civil Disobedience），梭罗的一篇随笔，首次发表于1849年，主张人民不应允许政府统治他们的良心或使之萎缩，而且当人民发现部分法律不合理时，应主动拒绝遵守政府的若干法律、要求或者命令，防止政府把他们变成不正义的行动者。 [25]泰德·卡辛斯基（Ted Kaczynski，1942—2013），波兰裔美国人，16岁时被哈佛大学数学系录取， 25岁被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聘为助理教授，两年后辞职在蒙大拿的荒野隐居。1978年起，他开始向大学寄送邮包炸弹，造成多人死伤，1998年被判终身监禁。他曾发表《论工业社会及其未来》一文，认为工业文明使人类丧失自由，因此他以科学家和工程师等高技术人才为袭击目标，想通过科技倒退的形式实现“人类自由的解放”。 [26] 塔图因星球（Tatooine），《星球大战》中天行者家族的故乡行星。它被设定为一颗巨大的沙漠星球，原住民包括两种智能生物：高大凶猛的塔斯肯袭击者（Tusken Raider）——也叫沙人（Sand People），和矮小怯弱的爪哇（Jawa）。——作者注 [27]特林吉特人（Tlingit），印第安人的一支，住在阿拉斯加东南沿海及岛屿上。——作者注 [28] “Y”一代（Generation Y），在美国，通常指“80后”和“90后”的年轻一代。他们大多娇生惯养、固执任性，认为“世界上没有什么值得寻找的意义，也没有任何界限可以框住人，一切皆无限制，一切皆有可能”。这种叫法源自加拿大作家库普蓝德的小说《X一代：在加速文化中失重的故事》，文中将出生于20世纪60年代至80年代的人称为“X”一代。——作者注 [29]萨缪尔·德·尚普兰（Samuel de Champlain，1566年—1635年），法国探险家，地理学家，魁北克城的建立者。也是法国同北美贸易，特别是皮毛贸易的开拓者。——作者注 [30]约德尔调（Yodeling），也称约德尔唱法，是源自瑞士阿尔卑斯山区的一种特殊唱法。这种唱法的特点是，在演唱开始的中低音区用真声唱，然后突然用假声进入高音区，并且用这两种方式交替演唱，以形成奇特效果。——编者注 [31]阿曼门诺派教徒（Amishman），北美洲戒律严谨的宗教团体，过着简朴的农耕生活，拒绝使用某些现代技术。 [32]19世纪末，实业家威廉·拉夫（William Love）计划在尼亚加拉瀑布城附近修一条运河，为现代化城镇提供动力，来往的船只还可使此地成为交通要道。以他的姓氏冠名的运河（Love Canal）开工不久，美国陷入经济危机，运河工程便不了了之。20世纪中叶，虎克电化学公司买下这块地，将大约2万吨的化学物质废料封存入铁桶中，放入运河，又用泥土封住了运河的顶部。这块6.5万平方米的地后来又出售给了当地教育机构，先后建成了小学、低收入家庭和单身家庭的住宅区、高速公路。居民迁入后不断得怪病、孕妇流产、婴儿畸形。经检测，共有82种化学物质散溢在地表，其中仅致癌物就有11种之多。——作者注 [33]英亩，面积单位，1英亩约等于4，047平方米。——编者注 [34]安·兰德（Ayn Rand，1905—1982），俄裔美国哲学家、小说家，开创了客观主义哲学运动，代表作《源泉》（The Fountainhead）、《阿特拉斯耸耸肩》（Atlas Shrugged）。 [35]《周六夜现场》（Saturday Night Live），NBC电视台每周六深夜播出的一档综艺节目。以纽约市为拍摄地，邀请不同的客座主持人与音乐来宾加入，与该节目的固定演员阵容一同演出。 [36]上述材料参见迈克尔·亚伦·洛克兰德的著作《车轮上的家》（Homes on wheels），以及大卫·A.索恩博格的著作《飞驰的小平房》(Galloping Bungalows)，感谢他们对车居历史研究的贡献。——作者注 [37]这个词指的是热衷改装厢车的文化现象，许许多多重新喷漆修饰、改装后的厢车聚在一块露营。“车居”是指人们长期或暂时住在汽车里。——作者注 [38]码，长度单位，1码等于0.9144米。——编者注 [39]非道德（amorality），西方伦理学概念，源于古希腊怀疑论和某些诡辩论者的伦理思想，一种否定所有道德价值的虚无主义态度和理论。 [40]有了我的车居先例，杜克大学以“维护人身安全、身心健康、学校安保，以及各项责任”为理由，禁止学生在校园内车居。——作者注 　 ╔梅勒°冰凌══W╦R════════════╗ 　 │ ╭╮╭╮ ╭↓╮http://www.bookben.cn - 手机访问 m.bookben.cn│ 　 │ ╭◆┴┴◆╮.╲╱ 书本网整理。 │ 　 │ │︵　　︵│. ↓ 本作品来自互联网 │ 　 │ ╰○－－○╯. ↓ 版权归作者所有 │ 　 ╚═════════════════════╝